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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和道德观念表现得更加明确的却在他所注重的关于行政官员的公共用膳的细节上：“为高级神职人员建造的大厦，应该十分壮观，既可用来作为行政官员的庄严餐厅，亦可当作举行各种没有被法律或皮提亚的神谕视为秘密礼仪的场所。大厦可选择在四周各街道都能看到的地方，居高临下，并显得与大厦所容纳的那些大人物的尊严相称。在高大建筑所在地最好扩建一所公共广场，建筑得象德萨利人所称呼的自由广场那样。这广场决不被商品所玷污，成群的手工艺者，庄稼人和这个阶级以外的任何个人一律禁止入内，除非行政长官正式召唤他们……；至于下级官员，例如负责对契约、刑事、民事活动或有关这一类诉讼的仲裁人或者负责市场的保安工作以及城市公安工作的人，他们就餐的地点应在公共广场和熙熙攘攘的街道附近。进行种种交易的市场广场附近尤其适合上述用途。但是关于我们前面谈到的广场，它应该一直保持绝对的安静；相反地，后面所说的广场则完全用于物质方面的交流。”
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由于他天生的癖好，他更多地把建立公共用膳当作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行动，当作一种古老的、可尊敬的、同时也是有用的习俗，而不单是当作隐藏在这个事实下面的精神方面的活动，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把它当作人的社会共同体，更确切地说，当作人的精神共同体。这与柏拉图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最后当亚里士多德承认国家内部的共同体并涉及到如何组织各级共同体的时候，他觉得公共聚餐兼有公民平等的物质联系和精神联系的作用。毫无疑义，他不象柏拉图那样，把这样的聚餐看作宗教一类的东西，以致达到神圣的地步。再说一遍，原因是共同体对他的感激不如对柏拉图那样深厚；不过他仍然赋予共同体的建立以崇高的意义和无比的重要性，同时具有政治、道德、宗教的意义。我说，你们可以问他本人他那共和国的统一表现在何处，他会向你们指出表现在公共教育和公共用膳方面。所以，虽然不很明显，但人们仍然能够在他那里发现他那个等级社会共同体的社会原则，这个原则曾经启发过他的导师柏拉图以及更早的柏拉图的导师毕达哥拉斯。
至于后者，众所周知，他创建的学院实实在在是建立在共同体的基础上的。人们被接纳到他的团体中去，其条件是把他的财物归公，理由是，据一位古人说，“朋友之间的财产应该是公共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也是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篇》这两本书中的基本原则。对毕达哥拉斯的弟子们的生活制度所了解的全部情况和基督徒修道士的共同体是如此相似，以致确实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反复强调。基督教隐居或公共生活，在其他许多关系方面，如同在财产共同体的基本关系方面一样，只是毕达哥拉斯隐居生活的翻版；关于这一点，我只要引述奥侣格尔①的证词就够了。
①奥侣格尔（Aulu…Gelle，约公元二世纪），古罗马学者。他是《雅典之夜》的作者。——译者
“凡是被毕达哥拉斯一起接纳为他的门徒者，无论其家产是些什么，都应一律献给全体；这样的一种结社，几乎和原始共同体紧密相连，而就其事物的本身和使用的语言来看，它也能称作隐居共同体。”（《雅典之夜》第一部分第九章）不妨这样考虑：在意大利出身于毕达哥拉斯学派②的许多立法者，例如夏龙大和扎勒居斯③等，倘若未能在公民之间建立完整的共同体，至少推广实行了公共用膳。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毕达哥拉斯的弟子发现在意大利已经实行这种制度，那是由古希腊移民传过去的，或更确切地说，如我们所指出的，是由达克底勒…衣岱人传去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确认公共用膳的实行，早在米诺王到达克里特岛作出规定之前，在第勒尼安海和爱奥尼亚海的沿岸地带已实际存在。况且，只要我们细细考虑一下，毕达哥拉斯弟子们在大希腊地区进行的尖锐斗争以及对他们进行的血腥镇压直至把他们全部消灭，其起因都是他们企图以一种狂热崇拜的宗教赤忱把平等和共同体引入社会的缘故。
②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指由毕达哥拉斯本人创建的一个政治、宗教、哲学三位一体的古代学派。——译者
③毕达哥拉斯的弟子除夏龙大、扎勒居斯外，还有梯麦、阿基塔斯、费罗拉渥斯等。——译者
我担心读者会对我不得不枯燥地列举这些事实感到厌倦，同时担心他们会对基督教感到渺茫。我确实认为人们开始不太容易看清楚克里特岛和斯巴达两地平等聚餐之间的关系，甚至也难以觉察毕达哥拉斯弟子们的共同生活和耶稣的神秘之餐两者之间的联系。但是请耐心些，我们马上把圣事上的耶稣最后晚餐和摩西的复活节紧密联系起来，正象我们在参加埃塞尼人的公共用膳时，几乎做了阿迦勃的近邻一样。
可是，在转入摩西立法之前，我们必须就埃及说几句话，因为摩西和毕达哥拉斯都出生于埃及。埃及实际是人们称之为基督教这个新的综合体的主要成分之一。如果基督教真是部分地源于埃及并且有埃及的传统，那么基督教的本质，即我们认为的人的博爱、天主的统一性这样一些教义在埃及等级社会的外表下，必然会表现出来。那末，在埃及我们仍然会发现公共用膳吗？更有甚者。我们在埃及还发现了作为立法的基本事实的共同生活。埃及确实大半是建立在等级社会共同体的原则基础上的。古代一切证据为我们证实了埃及的两个较高的等级——传教士和军队士兵就是以共同体方式生活的。大家知道埃及的所有居民划分为三种阶级，即教士、士兵、庄稼人和手工艺者。①斯特拉波告诉我们（第十七卷），由于这种分化的结果，埃及每个郡的田地也分成适合于这三个等级的相等三部分。②埃及的教士们生活在公共的大厦里，俯首贴耳于递升的等级制，他们实际上毫无个人财产，就象基督教神父对于教会的财产那样，也象密布于欧洲各种不同的宗教等级里的修道士那样，只有使用公共财产的权利。军人等级阶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同样。关于这个等级的财产和公共资金，确有某些财产可能转移到个别成员手里；但这只是由于责职关系所引起的一种转移。军人由于他的职责关系，可以有十二阿尔庞③土地的合法田产。可是即使这样，上述财产中的一部分仍归国王，另一部分归传教士，第三部分归打仗的军人。实际上，这两位同时代的作者之间的差别只是表面的，并且容易加以说明。调拨给僧侣和军队等级的土地可以免除一切赋税，正如希罗多德向我们指出的那样。（该书第二卷）第三部分需要上缴赋税的土地应属于国王所有，应隶属于国王的主权范围。况且，根据希罗多德（第二卷）的报导，这种主权可以追溯到由赛索斯特里提倡的古老土地分配法，并强迫所有得到分配土地的人缴纳贡品。所有权也并不因此而归私人所有。关于这一点，希罗多德有一段精采的论述。根据他的看法，军事集团阶层已经达到四十多万人，某些省内叫作卡拉西尔（Calasires），另一些省内，又取名爱尔莫底皮（Hermotybies），以后，希罗多德又作了补充：“唯有他们仅次于传教士，并在埃及享有根据法律赠与他们十二阿尔庞土地的重要特权，同时免除种种负担或租金。一阿尔庞等于埃及的一百鼓代①，而埃及的鼓代又类似于萨莫斯的鼓代。这十二阿尔庞是赠送和分发给所有的人；可是他们拥有的这些田地只能以轮流继承的方式进行，而且同样的人决不能享有同样的田地。每年有一千名卡拉西尔士兵和同等数量的爱尔莫底皮士兵要为国王保驾；那时候，他们除了分得十二阿尔庞土地外，每人每天尚可得到五斤面包，二斤肉和二至三品脱②的葡萄酒。”（第二卷）我不知道是否可以从这个段落里得出如下结论，即每位教士，根据他的头衔，也有十二阿尔庞的土地。我觉得希罗多德在论述打仗士兵的特权时提及教士只是为了更明显地把两个较高等级同较低等级区别开来，前者拥有可以免除一切贡品的土地财产所有权，而后者却在缴纳赋税条件下的私有制中生活。关于传教士，我还要说，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在一个完整的共同体中生活。为了确信无疑，我们只须读一下鲍菲尔①根据夏尔蒙的论著所写的关于预言家的报导即可。夏尔蒙是斯多葛②派哲学家，他曾去埃及游览，并以眼光敏锐，笔调真挚的观察家著称。这些先知大概是以摒弃对一切实际生活的关注开始的，鲍菲尔说：“在埃及，教士们的共同规律是这样的：凡愿意从事研究和解释神圣事物的人应该首先摒弃一切物质上的萦怀，同时也应该毅然抛弃一切应由其他人奔波的繁琐事务，以便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献给上帝。”接着，他向我们指出那些深居圣殿的先知们，为了避免一般俗人撞见，故受到一群低级教士的保护，这些人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保镖；当他们进行研究，举行洗身礼和特殊的礼拜仪式时，他们总是要回避普通人，甚至其他教士；除此以外，他们和别的教士一道过着一种非常简朴，十分贫困的生活，也就是说，完全抛弃一切个人的财产。然后，叙述到他们晚上从事星宿观察，夜间祈祷的时候，他说他们常常插入种种对话，用以打消睡意。那种充满着节制的，只能适用于先知、寺院圣者（他们的衣著以及他们的人品本身意味着神圣之物）和寺院文书（他们的职务是撰写历史和传授宗教学说）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是适合的；然而他补充说道，对于其他传教士，对于成群的搬运工、装饰匠以及为神明服······务的其他人员，他们也要采用同样的生活方式，也要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净身。有人妄图将这种教士共同体缩简为三个大主教所在城市芒菲斯、泰勃斯和埃里奥波里斯的教士团体形式。隶属于这三个大团体的整个教士等级事实上遍及整个埃及；而且，寺院和其他宗教建筑非常繁多①，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都献身于共同生活。再则，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为了不使共同体的原则受到损害，同样是军队士兵却从未能够享有相同的土地，而是由他们轮流耕种这些土地。当人们看到埃及人小心谨慎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怎么能够相信僧侣等级更有理由不主张这种共同体和完全抛弃个人所有权呢？我要补充说，人们可能只有根据希腊哲学家们从埃及吸取的学说作出这种推断。古人不是告诉过我们，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以及创办学院的观念都是从埃及和泰勃斯城的僧侣那里接受过来的吗？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不是把他的注意力既转向克里特岛或斯巴达的共同体，也转向埃及吗？尚需指出的是，在僧侣等级的不同职责中，根据希腊人翻译的名称，我们首先找到了称为科麦斯特的这些人（是从西奈席于斯②的《论上帝》一书中找到的），这些人主持寺院的盛餐，其职责类似罗马的爱必洛纳③。
①希罗多德把这第三等级阶层再分成牧羊人、养猪工、小商贩、表演者和海上劳工。其他一些古代作者提出不同的分级方法。但是，对于上层两大等级和下层等级之间存在的严格分界线，则无可争议。希罗多德说：“在埃及军事阶级成员中，没有一个人是学习一行机械手艺的；而是所有的人，从父亲到儿子，个个醉心于战争这个职业。”（第二卷）希罗多德早就注意到在这方面东方各古老民族的根本法中出现的类似现象，以及斯巴达政体和等级制度之间的特别的相似之处。他说（同上）：“说真的，我无法断定希腊人是否从埃及借来了战争职业可以父子相传的这种习俗。事实上，我看到在特拉斯人、西脱人、波斯人、里底安人中间，以及在几乎所有的蛮族人中间，凡不从事机械手艺的人，凡操持军事的人则被尊为最高贵者，反之，凡从事手艺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则被贬为各个民族的小人和下等人。这类情形在希腊人，尤其在拉西第蒙人中间也有反映。可是在科林特则不是这么回事，那里的人们十分重视手工艺者。
②迪奥道尔（该书第一卷）并未销毁这段证词，反而进一步得到论证，并说埃及的全部土地划分为三部分。
③阿尔庞（arpent）是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二十公亩到五十公亩左右。——译者
①鼓代（coudée），法国古长度名，约为半米左右。——译者
②品脱（pinte），法国旧时液体容量单位，合0．93升。——译者
①鲍菲尔（porphyre，公元234—305），新柏拉图派的叙利亚哲学家。——译者
②斯多葛派，斯多葛主义（Ie stoicisme）是哲学上的一支流派，又名画廊派。参见90页注①。——译者
①根据一份从十分古老的科普特语书籍翻译过来，并经玛叶引用的阿拉伯文原稿（《埃及描述》）核实，这些建筑的数目可达五万处之多。
②西奈席于斯（Synesius，370—413），希腊哲学家。他曾担任过主教。他的思想是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的结合。——译者
③古罗马主持祭礼盛宴的祭司。——译者
最终我们应该相信摩西是根据埃及圣职的准则在犹太人中间确立大祭司职责的；我们知道，摩西既不愿意大祭司，也不愿意教士参与土地分配，目的是不让他们私人拥有土地。因此，这一切表明了不仅埃及的教士共同拥有财产（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连僧侣等级的这份共同财产，在全体成员的实际使用中也是共有的，只有对这些土地的产品收入才根据他们的等级差别进行分配。
《论平等》
勒 鲁著 王允道译
第十一章
通过摩西立法来证明同一条真理。反映在摩西法律中的逾越节与反映在米诺王和莱库古法律中的斐迪西具有相同的意义
现在我转入犹太人的逾越节，我认为反映在摩西法律中的这项规定与米诺王和莱库古法律里制定的公共用餐或斐迪西都是一个意思。对此我最初的理解认为，同斐迪西在米诺王和莱库古法律里意味着平等人法规的标志一样，逾越节在摩西法律里同样意味着犹太人法规的标志。宗教割礼肯定不是犹太民族法规的标志；因为也许是犹太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了这种习俗。事实上，我们知道全体犹太人都得举行割礼，（《希罗多德》第二卷；《斯特拉波》、《圣吉罗姆》、《圣安勃瓦兹》）埃塞俄比亚人和腓尼基人也有类似的风俗。①究竟什么是犹太人法规的真实标志呢？它就是逾越节，又叫作一顿庄严的膳食，但它是犹太人根据特定的环境和相应的仪式而进行的十分独特的膳食。
①科尔吉斯人、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是从远古以来实行割礼的。因为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自己也都承认，他们是从埃及人那里学到这个风俗的。而在塞莫顿河与巴塞纽姆河地带居住的叙利亚人和与他们相邻的玛克罗涅斯人则说，他们自己是在不久前才从科尔吉斯人那里学来的。确实，这些人是世界上仅有的行割礼的人。（《希罗多德》第二卷）有几位现代作者曾经考虑过宗教割礼也许在埃及并非普遍实行，只是传教士才非做不可的义务，然而，有参加过割礼的木乃伊证实，事情是完全相反的。况且这种做法在所有犹太人的邻邦那里也同样广泛推行。《圣经》本身提到伊斯玛埃里人、玛迪阿尼人、伊杜美人、阿莫足人、毛安别人都和希伯莱人一样采用这种做法：“天主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惩罚一切受过割礼、心里却未受割礼的人。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扪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沙漠边缘和沙漠两端的人。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每个家庭的心中也没有受割扎。”（《耶利米》第九章第25—26页）我这里引证的《圣经》是袭用了奥斯特瓦尔德的译本；我要忠告大家，沙西教授把《耶利米》的这段文字译错了。
以下是居住在埃及的希伯莱人以何种方式第一次庆祝他们的逾越节的：
“天主在埃及国土对摩西和阿隆①说道：
“本月②是你们开始的月份，它是你们一年十二个月的第一月。
①阿隆、犹太教约第一祭司长，摩西的哥哥，他的神仪可行神迹奇事。根据《圣经旧约》记载，为使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他奉神命用神杖给埃及法老制造种种灾难，后来摩西终于率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译者
②春天的第一个月叫做“尼桑”。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