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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人记忆典藏 作者：水淼
第一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鲜艳的红领巾 儿时的记忆 嬉戏在大自然中 70年代后期的学校已经慢慢由60年代的土坯房逐渐改成砖瓦房，条件参差不齐：有的教室雨天漏雨，晴天太阳直晒，操场周围杂草丛生；有的地方已修起了二层的教学楼，前面是操场，后面是白杨，这只是城乡差别罢了。
宽敞明亮的教室
我们的作文中，常用“宽敞明亮”、“书声朗朗”来形容自己的教室。
教室所谓的“宽敞明亮”实际上是相对的。70年代后期的学校已经慢慢由60年代的土坯房逐渐改成砖瓦房，条件参差不齐：有的教室雨天漏雨，晴天太阳直晒，操场周围杂草丛生；有的地方已修起了二层的教学楼，前面是操场，后面是白杨，这只是城乡差别罢了。
教室很简单，一块黑板和几张桌椅就构成了一间教室。条件差的学校，教室内的黑板不一定贴在墙上，有可能是一块刷上黑漆的大木板，可以移动，黑板不够的时候便于移动到其他教室使用。所有的教室，黑板上方无一例外都是红纸黑字的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黑板前方是一张被称为讲台的课桌，上面放着粉笔和黑板擦或者抹布。
讲台下面是四五十张课桌，木质的双人课桌大约一米多长，长桌连着长凳，没有抽屉，下面一块横木用于放书包，而同学们习惯把长长的书包带子挂在课桌两旁，横木上放课堂备用的书本。因为课桌和长凳是固定在一起的，它们有着固定的距离，所以小个儿同学总是够不着，于是就把膝盖弯起来靠在胸前的桌背上，背靠着后面的课桌，仰视讲台上的老师和黑板，感觉也不错，就像长大以后坐在安乐椅上一样，能舒展背部胫骨，但这种姿势常被老师打回去，理由是这种坐姿吊儿郎当。公用的课桌当然会引起领土侵犯时的纠纷，“三八”停火线就应运而生了。上课时过界不说，午休时，睡桌面还是凳面也是同桌们争论的焦点问题，窄窄的凳面上常发生摔落事件，所以桌面成了争夺对象，实在协商不了就只好各自在自己的领土内趴着睡。到五六年级，开始自备课桌上学，像个小箱子似的课桌与凳子分开了，有了自己的小空间，还可以锁住自己的小秘密，这似乎也是长大的标志。
一间教室有两块黑板，前面的用于上课，后面的用于黑板报，后面的黑板上方没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志，就像穿的T恤衫，前后的区别在于前面的图案，知道了前后也就不会穿反了，教室就是这么简单，正着坐反着坐都行。
教室里没有暖气，冬天，常冻得同学们小脸通红，有的同学戴怀炉，有的同学带着装了热水的点滴瓶子，不到中午就冷了，所以脸和四肢被冻得大红大紫并不奇怪。这种情况下，同学们只好用洪亮的读书声来驱赶寒冷。早读时间，通常都是“书声朗朗”，只要有一个同学高声朗读，马上就会有很多高音喇叭接上茬，分不清是读书还是唱书。下课后，同学们就在教室后面，窄窄的走廊中，死命地跳皮筋，踢毽子，跺脚……等到下堂课开始，教室内已经是乌烟瘴气了。
千篇一律的书包
书包，只是一种放书的工具。有的孩子用母亲自己缝制的布袋子，而大多数孩子用的是斜挎式的军用书包，这种书包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军绿色、帆布、小五角星。从书包上看没有贫富之分，只有新旧之别，如果有雷锋叔叔“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节俭精神，一个书包可以陪伴孩子过完小学生活。经常跟书包一起交叉背在双肩上的还有军用水壶，都是父辈们留下来的，跟书包一样的颜色，钢质，很耐用。
这种书包不大，里面隔成两层，一层放书，一层放笔，所有的课本也不过是一年级的数学、语文到五六年级时又会增加的自然、美术、地理和历史，装上课本和铁质的小文具盒，从来不感到沉重。书包虽然不重，但很脏，里面除了脏兮兮的课本外，更多的是自制的玩具，灰蒙蒙的石头子、鸡毛毽子、弹弓、铁丝枪，五花八门。有时候看到自己喜欢的糖果纸，直接就从垃圾堆中将其转移到自己的书包里，家长在清理书包的时候常常会抖出一地鸡毛或者一层黄土来。
千篇一律的书包放在一起，很难辨别出哪个是自己的。淳朴的年代，书包是朴素的。后来出现了双肩背的书包，让孩子们的双肩得到平衡的发展，书包的颜色、图案越来越丰富，可是里面的书却越来越多，它也变得越来越沉了。
童年的书包里装的不只是严肃的教科书，更多的是儿时的乐趣和梦想。
放学后挎着书包蹦蹦跳跳走在回家的路上，是那么快乐；把书包随便扔在路边的草地上，拿出毽子跟几个好朋友游戏，那份轻松的心境，多年后也只能在梦中体会到了。
“秋天到了，一群大雁往南飞……”
“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
开学第一天领课本是最开心、最积极的事情。
课本领回来，马上写下自己的大名，然后撕几页挂历包上漂亮的书皮，坚信会一直好好爱惜它们。等开学上了课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幼稚。没过几天，书皮上就沾满了油盐酱醋、泥巴尘土。羽毛球爱好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对羽毛球的喜爱，顺手拿着课本代球拍，用鸡毛毽子代羽毛球跟伙伴们比赛，发展了体育运动，书本却遭殃了；绘画爱好者更不会放过一丝练手的机会，书中的插图人物被他们修改得面目全非：男人戴上了眼镜，长满了胡子，女人穿上了裙子，长长了睫毛。这种改头换面的技术培养了他们对美术的爱好，激发了他们的想像思维，也算是课本对同学们附带的另一个作用吧！
语文课本给人的印象最深，二十多年后，很多人都能如数家珍地背出当年难记的课文来，谁会想到当年老师罚抄的作用会在多年后才显示出来呢。
“古时候有个人叫司马光。他小时候，有一回跟几个小朋友在花园里玩。有个小朋友不小心，掉到大水缸里了。别的小朋友都慌了，叫着喊着，有的跑去找大人。司马光没有慌。他举起一块石头，使劲砸那口缸，几下子就砸破了。缸里的水流出来了，掉在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一篇课文，一旦记住了，就难以忘怀，还记得很多同学把“司马光砸缸”念成“司马光砸光”后被老师罚抄的情景。我们学过的第一首唐诗《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到老也不会忘记：“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滴答，滴答，下雨啦，下雨啦。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桃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春风吹，春风吹，吹绿了柳树，吹红了桃花，吹来了燕子，吹醒了青蛙……”“小河流过我门前，小河摇头不答应，急急忙忙去浇田……”“夜很深了，周总理还在灯下紧张地工作。突然一阵雷声，下起大雨来了……”想起这些曾经熟悉的课文，就想起了课堂上因背不出课文，被老师罚站在墙角，课后趴在窗台上抄写生词课文的情景……
现在想起这些课文，微微一笑。它们哪里是课文，是一种岁月，一种心境，一种记载。
老师是辛勤的园丁
学校不大，科目不多，学校分配给班级的老师有限，一个老师往往有多重身份，语文老师兼任音乐课老师，数学老师解决体育课问题，而劳动课老师通常是高年级的自然课老师或者地理课老师。有时候可能一天面对的都是同一个老师，用现在的话来说，偶尔我们也有审美疲劳；但这可高兴了这些老师们，一教室的孩子，一天的课程，完全自己支配。有多少节音乐课因为风琴“坏”了而变成语文课，又有多少节体育课因为下雨天操场“湿润”而变成数学课，这谁也记不清。要是遇到同一个科目两节课连上就更惨了，因为这为老师们的拖堂提供了有利时机。
老师是辛勤的园丁，他们用一切时机来灌溉祖国的花朵。
不合时机的灌溉让花朵们很不高兴，上课拖堂是老师们的爱好，就像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一样，宝贵的课间时间就这样奉献出来了。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数学老师是个老头儿，也是最嗦的一个。每当离下课铃声还有几分钟的时候，他便拿起了讲义，开始唾液四溅地继续在黑板上讲解应用题了，他从来不用看表，却能正确地计算出下课前三分钟，然后及时在黑板上写下一道应用题。成绩好的前排“花朵”安安静静地吸收园丁浇灌的水分；后排的“花朵”却被这额外的水分冲击得摇头晃脑了，有的同学故意咳嗽，有的同学故意掀开课桌发出响声，有的同学故意举手报告老师要上厕所……他这时才“恍然大悟”似的自言自语，原来已经下课了。在离开教室时他还会恋恋不舍地告诫我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言下之意，多学点知识不为过。换来台下一阵唏嘘。
如今，我们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不再需要乖乖地等待讲台上的老师宣布下课了，也不再担心老师拖堂的问题。奇怪的是，经常想起那时的数学老师，想起课间休息时他依然讲解题目的样子，想起他临走时还不忘的谆谆教导……
向雷锋同志学习
光荣，是个口号性质的词，对孩子们来说，奖状和用红纸剪成的大红花，不仅是老师“神权”的象征，也是光荣的象征。我们对它们的热爱无异于60年代人对毛主席像章的热爱。
在精神生活重于物质生活的年代，大红花和奖状能填满孩子们所有的精神空间，每个孩子都希望得到更多的大红花。考试得高分和做好人好事是得到大红花的主要途径。在没有考试的时候，给孤寡老人送炉火，放学打扫教室卫生，赶走菜地里偷吃的麻雀，捡到钱交给失主……班上的雷锋越来越多了。
这样的好人好事通常被我们写到小作文里，内容大致相同，不是给孤寡老人送温暖就是捡到钱交给失主，几乎自己就是雷锋。直到有一天，班主任在课堂上表示了置疑：“街上真的有那么多钱可以捡到吗？”于是，第二周全班再没人捡到钱包了，取而代之的是十多篇关于不同路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被不同型号的车撞倒，我们不约而同地将其扶起来的故事。
其实，雷锋叔叔对我们的影响远远不是为了幼时获得大红花，正像儿歌中所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真碰上助人为乐的条件，我们也会争先恐后地去完成。
好强也罢，希望受到表扬也罢，只是那样的气氛下做了那样的事而已，没有像今天一样刻意地记起每年有个学雷锋日。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胸前
“每位少先队员都要知道红领巾的深远意义，它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红旗的一角，有无数少先队员为了维护红领巾的神圣而献出了小小的生命。少先队员是光荣的，戴着代表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更加光荣。因此，作为少先队员的我们，要天天戴着红领巾，好好地爱护我们胸前的红领巾……”加入少先队的时候老师如是说，听得我们激动万分。
红领巾，就像国旗那么鲜艳，那么神圣。每一条红领巾都由学校统一到缝纫店缝制然后在加入仪式上发放给同学，戴在脖子上时，它已经不仅是一条红领巾，更是一个梦想。
“少先队员”是个光荣的称号，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因此，能够戴上红领巾是很多孩子上学后的第一个愿望。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发展少先队员，每个学期都有被发展的机会，成为少先队员的同学戴上神圣的红领巾得意洋洋，仿佛真的就成了国家的主人；没有被评选上的同学，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在羡慕别人的同时也努力学习，争取机会。若到了五六年级还没戴上红领巾，不仅有被同学们鄙视的可能，自己也会觉得羞愧。
红领巾在每个刚上学的孩子心中都是期待的。在《少先队队歌》中，一条鲜艳的红领巾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是一种空前的荣誉，令每个加入者兴奋不已。
戴上它，一个无形的东西置入了少先队员的脑中，那是一种正义的精神，一种向前的动力，一瞬间，会感觉自己长大了，跟非少先队员们有了区别，自己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人，一个优秀的人，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也正是红领巾的可爱之处。
升国旗的时候，少先队员们昂首挺胸的姿势是最标准的，肃静站立，表情庄重严肃，心里唱着国歌，升上国旗后，脱帽敬礼，目光偶尔斜视一下胸前迎风飘扬的红领巾，激动不已。
“上课！”“起立！”
为人民服务是一种骄傲。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俯首甘为孺子牛”，譬如值日生，经老师选拔才能当上。因为是单休日作息，班上一般有六个值日生，负责班上的日常事务，像个小管家，下课后擦黑板，上课前收发作业本，领粉笔，记黑名单，午休时间在讲台上监督下面的同学好好休息……有时候，他们的权力比中队长还大，值日生最大的自豪感来源于老师走进教师时，一声洪亮的“起立”声。
有一次轮到我值日，心情异常激动，下课后认真擦干净黑板，讲台上摆放整齐。上课铃声响后，在座位上正襟危坐，等着老师进门后一声洪亮的命令，然后大家跟着一起起立。
班主任是个不苟言笑的中年男子，当他跨进教室走上讲台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下令“上课！”“唰唰唰”部分同学习惯性地站了起来，另一部分同学窃笑；没想到，班主任居然也惯性般地说了声“起立！”下面站着的同学不知所措了，坐着的部分同学又“唰唰唰”地站了起来，全班哄堂大笑。班主任愣了一下，然后他那严肃的眼神直逼我而来，似乎要把我踩扁了，让我神气扫地。好在最后，他不苟言笑的面孔压住局势，课堂很快进入了状态，而我在尴尬中度过了整堂课。
以后每提到“值日生”，我都会想起这个小小的故事，回想起来没有一丝尴尬，倒体会到了其中的几分纯真和憨厚。
字是人的招牌
一个“见字如见其人”的年代，老师常用毛主席的话教导大家好好写字，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多年后的今天会有键盘来代替钢笔。
老师常给我们提供练字的好机会。他们布置家庭作业和给我们的惩罚从来不用动脑筋，除了抄生词就是抄课文。本以为我们既可以记住课文，又能练好字，但事实并非如此，往往产生两种结局：课文记住了，字却龙飞凤舞；字写工整了，课文仍然一问三不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前者，作业本铺开，一手握三笔，三行字轻而易举同时跃于纸上，名副其实的“举一而反三”，这也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同学因为调皮，被罚抄课文，字“练”得越多，却写得越差。
小学时总觉得出黑板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班上有个漂亮的女同学，字写得很整齐，被老师钦定为出黑板报专员，每到出黑板报的时候总少不了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己。上自习课，我们面对试题冥思苦想的时候，她却能悠然自得地站在后面的黑板前洋洋洒洒写粉笔字，明明心里神气得不得了还摆出一副“能者多劳”的无奈样子，着实在我们中神气了一把。而我这个中队长下课后却要被老师安排在她手下拉拉线，画画框，递递粉笔，被她呼来唤去，深深体会到了屈才的苦恼。
在暑假之前，我主动买了庞中华字帖，闭门练字。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不记得用了多少个本子，新学期开学已经让老师们刮目相看了，到后来已经不屑于在班上出黑板报了，因为我的字已经冲出班级，走向了学校，只是当时也落了个毛病，见纸就有想写的欲望。
如今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面对电脑，手指越来越灵活，字却越写越糟。
我还是原来的我
期末考试刚结束，大家就已经心神不定了；老师布置假期作业的时候已经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假期作业不多，一般是印有“暑假作业”或者“寒假作业”四个大字的练习册，一科一本。老师发给我们假期作业后都会不识时务地说一句“开学第一天要检查暑假作业，没完成者……罚……”云云。似在提醒，实则威胁。于是所有同学尽可能多地往书包里塞课本、作业本，雄心勃勃，总以为假期会干一番大事业，语文成绩差的同学感觉自己可以在假期背完所有的课文，数学成绩差的同学对自己在假期学好所有方程式很有信心，美术差的同学则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