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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周作人也公开发表了他的这封回信。
八十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段公案，如果不因人废言，是非是很清楚的，周作人他们“少数”人无疑站在正确的一面，从以后发生的历史来看，有些话不幸都言中了。他们所持论断堂堂正正，真正符合人类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文明准则。
思想自由是周作人五四以来不遗余力地倡导的。1924年11月，他和鲁迅、孙伏园、钱玄同、林语堂、李小峰等创办《语丝》周刊，这是二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直到1927年10月24日，《语丝》周刊被张作霖禁止，这块思想自由的园地在北京生存的近三年中，有着许多令后人肃然起敬的表现。
作为《语丝》的主要发起人、撰稿人之一，周作人对当时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几乎也都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由他执笔的发刊词明确表示：“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和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1924年，周作人的著作《自己的园地》和《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一起被北洋军阀政府下令查封。
从启蒙的意义看，《语丝》周刊就有五四以前《新青年》杂志的流风余韵。
三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时，作为教授，周作人没有站在校长杨荫榆、教育总长章士钊的一边，而是站在了学生的这一边，向专横的学校和教育当局说不。5月22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女师大的学风》，直接批评女师大校长“只想开除几个学生，或用别的高压手段消除风潮，整顿学风，是所谓南辕北辙，适得其反”。明确要求她“能够因教育前途之棘而引咎辞职”。
5月27日，为抗议校方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刘和珍、许广平等六个学生，他和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七教授联名在《京报》发表著名的《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表明他们的态度。5月31日的《女师大周刊》（109期）予以转载，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那个时候周家两兄弟完全是站在一个立场上。
8月19日，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武装巡警强行接收女师大，学生代表质问、抗争，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7名学生受伤，各校、各团体声援代表14人被捕。当天周作人同川岛夫妇即去女师大支持学生的斗争。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北京教育部的总长司长动不动就以保安队及打手从事，……我的沉默之期或者也不很远了罢。”（发表在
8月21日的《京报副刊》）其实，那些日子他又何尝在沉默呢！
那年5月底上海发生“五卅惨案”，6月6日夜他愤然写下《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发表在6月20日的《京报》副刊），鲜明地提出五卅运动是要“争回国民的人格”，“希望国人更进一步，切不可再不把自己当人”。7月23日，他又写了《吃烈士》（发表在8月3日的《语丝》），讽刺在“五卅”中因镇压有功“加官进爵”的官僚和借“五卅”“博得蝇头之名利”的商贾，谓之曰“吃烈士”。
四
周作人和李大钊是北大的同事，《新青年》的同仁，他们的政治信仰虽然完全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情义。在李大钊被军阀杀害的白色恐怖中，他不仅冒险保存了李大钊的文稿（曾多次与上海群众图书公司的曹聚仁联系《守常全集》出版事宜），而且对李大钊的遗属进行了长期的照护。
1927年4月7日李大钊被捕，28日遇害。这段时期他的儿子李葆华在周作人家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在周作人和沈尹默的帮助下化名杨震到日本学习。1933年4月15日，周作人还积极参与了北大师生和李大钊生前友好发起的公葬募捐活动（发起人名单和捐款人名单中都有他的名字）。李夫人逝世后，他和蒋梦麟、张申府等人曾专门商讨李大钊子女的教养问题，可谓至仁至义。甚至在日本人占领北京时期，他也没有停止对李家遗孤的关怀与照顾。
面对1927年“四·一二”屠杀的血泊，周作人虽然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不支持共产党，但他不能容忍以不同信仰的名义杀人，他反对一切残虐的杀戮。7月23日，他在《语丝》141期发表“随感录三”《吴公如何？——致荣甫先生》中就明确表示：“要不要清党，我们局外人无从说起，但是那种割鸡似地杀人的残虐手段我总不敢赞成，白色恐怖绝不会比赤色的更好。”他之所以要站出来，完全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是来自人性本身的抗议。
因此在1927年5月到10月间，他连珠炮一般写下了一系列匕首、投枪一样的短文，比“三·一八”后写的那些文章更锋利、更激烈了，他的好友李大钊教授的死恐怕也大大刺伤了一个知识者的心。人类的良知迫使这个一向温和、恬淡的周作人也像怒目金刚一样。在《日本人的好意》（1927。5。14，《语丝》131期）、《偶感》（1927。5。14～9、17，《语丝》131、135、140、149期），《人力车与斩决》（1927。7。16，《语丝》140期）、《“斩决”共党》、《怎么说才好》（1927。10。1，《语丝》151期）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他对李大钊被杀、张挹兰绞决，对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学生以及许多他不知道的人的被杀进行了沉痛的哀悼和愤怒的抗议。这些文章随后都收入他的《谈虎集》中。我们还是听一听70多年前周作人自己的声音吧。
1927年7月，他写道：“以我贫弱的记忆所及，《青天白日报》记者二名与逃兵一同斩决，清党委员到甬斩决共党二名，上海枪决五名姓名不宣布，又枪决十名内有共党六名，广州捕共党一百十二人其中十三名即枪决……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尤其者去年一月中吴稚晖先生为孙传芳以赤化罪斩决江阴教员周刚直，大动其公舆，写了《恐不赤，染血成之欤？》一文，登在北京报上。这回，吴先生却沉默了。”（《周作人散文选集》，张菊香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p。168）
文中的“胡先生”是指当时刚从国外游学归来不久的胡适。
“燕大出身的顾陈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学生，在闽浙一带为国民党出了许多力之后，据《燕大周刊》报告，已以左派的名义被杀了。北大的刘君在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见报载上海捕‘共党’，看从英文译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同上，p。175）
紧接着，他在《偶感·四》中说：“又从上海得知，北大女生刘尊一被杀，亦极从容，此外我们所不知道的还很多。”（同上，p。176）
同年9月20日，周作人愤怒地写下：“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却就把杀人当做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同上，p。170）
文中“蔡胡诸君”指的是蔡元培、胡适先生。
周作人在谴责杀人者的同时，也谴责知识分子中的帮凶吴稚晖，还对五四时期的同伴蔡元培、胡适的沉默表示强烈不满。当时，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对于分共、清党是持支持态度的，对屠杀，他当时的立场我们不清楚，但没有站出来抗议、谴责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胡适当时也没有站出来（要等到一年多后他才站出来，在《新月》上公开批判“四·一二”血泊中浮起来的政权）。
正是因为周作人发出这些“不合时宜”的声音，《语丝》141期以后在南方就遭到了被禁的命运。9月3日，他在《语丝》147期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这种剥夺言论自由的行径，并以《光荣》为题，这是《语丝》的光荣，也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周作人先生的光荣。这一天离《语丝》被禁（10月24日）还有50天，一个更黑暗的、连抗议都不得的时代即将降临了。
五
综观周作人从“五四”到“四·一二”的表现，特别是他对女师大风潮、“三·一八”、“四·一二”的态度，完全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他不是政治中人，
曾多次表明自己不喜欢谈政治。1924年10月5日，他曾在《语丝》47期发表过题为《我最》的文章——“我最不喜欢谈政治”，“《新青年》的同人最初相约不谈政治”，“政治我是不喜欢谈的，但也有要谈的东西。我所顶看不入眼而想批评的，是那些假道学、伪君子。”那时“三·一八”，“四·一二”都还没有发生，他的朋友李大钊、他的学生刘和珍都还生活在他的周围，当政权暴露出它最无人性的一面，无所顾忌地大开杀戒时，这个“最不喜欢谈政治”的人却毫无犹豫就站了出来，他不能再保持优雅和沉默了。
从本质的意义上，周作人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在五四运动中大声疾呼思想革命，提倡人道主义思想。加入《新青年》行列后，连续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有震撼力的评论，并写了大量有影响的小品文，其散文成就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抹杀的。说起五四启蒙诸先驱，周作人功不可没。尽管他走的不是鲁迅的道路，更不是陈独秀、李大钊的道路，但当政权显示出赤裸裸的残忍面目，杀害他的同胞时，无论是他的学生，他的同事，还是与他政治信仰完全相左的共产党人，他都站出来说话了。这些话不管有多温和，显然都是当局不愿意听的。
这就是周作人，他只是从人性出发，他知道每一个生命都值得珍重，任何政府、政党都无权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剥夺无辜的生命。重读那些文字，我们看到的是周作人苦茶隐士的另一面，是他人性、人道的一面，至少我们应该肯定1928年以前的周作人是个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能够找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品质。他对思想自由的执着追求，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始终都没有泯灭。
他后期的变化（大致上在1927年冬天以后）在思想、性格上的根源也许由来已久，但李大钊的惨死，北新书局被迫停业，《语丝》被禁止（周作人和刘半农曾到一个日本朋友家避了一周），这些变故对他的转变恐怕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1928年1月3日，他在写给李小峰的信中说：“‘三·一八’
至今已是三年了。北方不必说，南方亦遍地讨赤……‘三·一八’的死者恐怕终于白死了。”1月14日，这封信以《“三·一八”的死者》为题发表于1927年12月在上海复刊的《语丝》第4卷第5期。这一年他在《语丝》发表的文字，无论说历史，还是现实，都极为沉痛——
9月17日，他发表《历史》一文，指出“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
10月1日发表《青年脆》一文，指出“近两年来中国到处是人头脆，而青年似乎尤其脆得可以”。所谓“脆”就是死亡率高。
读这些文字，我分明感受到了他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在那个已“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年代，面对舆论阵地和言说自由的丧失，面对无数青年滚烫的血，1928年11月，周作人发表了《闭户读书论》，我把这看作是他生命的一条分界线，从此以后那个曾和民族共同体共命运，与大时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彻底告别了过去，回到书斋。那一年周作人仅仅44岁，离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也不到十年。以后，虽然他也说过“中国现在到底不知道还是什么时候，至少不像民国，连人权都没有”这样不无愤怒的话，但他已不再站出来公开抗议什么了。如1933年9月25日，他只愿意致函许寿裳，请蔡元培营救以“共产党”名义被捕的女师大学生郑德音。当然，这已是另外一个题目。
转型期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
？ 卢周来
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最鲜明地提出经济学家的“操行”问题的是左大培博士，早在1995年，在有关通货膨胀是有利还是有害的经济学界大争论中，他敏感地意识到了争论背后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子，于是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了《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的文字。文字发表之初，可谓“一石千浪”，至今余波在漾。此后，在有关“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的争论中，这一话题也成为讨论中的一个热点；今年年初，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围绕股市引发的争论，使得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问题再度突显出来。本文试图从经济思想史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出发，对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有怎样的社会角色，到底应该如何自处，以及社会如何对经济学家进行约束等等，提出自己的一点见解。
一、 从弗里德曼的矛盾说起
我翻检了手头一些经济学著作，发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巨匠弗里德曼算是比较多地专门论述了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问题。在此方面，他有两篇重要的著作：一篇是六十年代中期发表的《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另一篇是八十年代中期发表的《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然而，在他的两篇著作的相关论述中，充满了他自己也意识到了的矛盾。
在《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一文中，弗里德曼首先非常肯定地说，哲学家之所以批评经济学家在回避价值判断，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经济学中本来就不存在价值判断。”
因为“原则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所涉及的是环境变动对事件的影响，涉及的是预测与分析，而并不涉及评价问题”。显然，按照弗里德曼的这种说法，经济学家在社会中应当严格恪守价值中立，不应该受任何外在的利益所诱惑。
然而，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弗里德曼又转而承认：“然而，经济学的确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
他摆出的几条理由 ，最有说服力的一条是：“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而且他还强调：“无价值的经济学仅是一种理想，而且，同大多数理想一样，常常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推崇。”在这里，弗里德曼又认为，因为经济学家无法摆脱对自利的追求，因此，“价值中立”仅仅是一个有诱惑力、最容易被利用，却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一种理想境地。
理想中的经济学应该排除价值判断，而现实中的经济学家却因为“也是人”，无法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弗里德曼的矛盾就体现在这里。
在《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弗里德曼认为，自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至今，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有两种：一是研究经济运行情况，二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影响公共政策。经济学家们也为此“一直遵循同样的双重目标：加深我们对经济运行情况的了解和影响公共政策。”然后，弗里德曼分析了经济学家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三种方式。在文中，他要求经济学家放弃一种幻想：即认为政府官员比别人道德高，并且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他认为，政府官员也是出于自利，而不是利他，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这个世界的圣徒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亚于魔鬼。”经济学家提供意见促进公共政策必须对这个前提有足够的认识。
论述到此，弗里德曼转而论述到了经济学家。他说：“关于经济学家的论述，我感到自相矛盾。我们也在追求自身利益。我们不能问心无愧地认为自己与政府官员有什么不同。我们不能把自己作为例外。那么，问题便出现了：以我们所阐述的途径来促进公共政策符合我们的私利吗？这是无法弄清楚的。”他还说：“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是那种了解自己利益胜过了解一切、并追求自身利益的人类。”
由此看来，如果说在《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一文中，弗里德曼意识到经济学研究即在认识经济运行层面上无法排除价值判断，
那么，在时隔二十年后的《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弗里德曼更明确地意识到：当经济学家试图就公共政策提出意见时，更很难排除自己的私利考虑。应该说，弗里德曼已经完全认为，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肯定是有价值判断的。
当然，因为弗里德曼始终从柏拉图技术主义角度提出，经济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所以，他必须解决理想的经济学与现实的经济学在价值判断上的矛盾。而且他也的确为自己解决矛盾留了足够的“后门”。在《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