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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圣人是法天则地的，以礼乐正万民，各种政法都是以养民为主，对超出了界限的则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冶”，指出了为什么要用刑法的道理，其说明是合情合理的。我们都知道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民得以养，就会盛，就会生出诸多不良想法，很多人就会陷入欲动情胜，利害相攻的状态，这是难以避免的。自从人类进入社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即使在原始蒙昧状态，都存在欲动情胜的状况。欲动，每个人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情胜，每个人的脾气和意气都是不相让，不相调和的，导致各种关系之间反目成仇，就会给社会带来危害。所以“不止则贼灭无伦焉”，孔子有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孔子在七十的时候已经达到了自在的境界，但都还要加个前提“不踰矩”，都还要有所防范，不敢妄动，也就是要知止。如果没有一个刑法，没有一个道德的约束，那恐怕整个社会和人类永无太平之日。因此必须用刑法加以规范，治理。
到了这里，就开始结合了讼卦进行论述。“情伪微暧，其变千状。茍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人间百态，是是非非，是理不清的，经常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打开任何案子，从来没有哪一个绝对是无理的，当然刑法也不可能对万事万物一语中的，也需要相应的证据。参于判案的人首先就一定要中正明达果断，中，深通中庸之道；正，堂堂正正；明，对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够明析，看得清楚明白。如果不能做到中正明达果断，就不可能治。
“《讼》卦曰：“利见大人，以刚得中也”。讼卦，上乾下坎，上刚下险，险而健讼；天与水违行，讼；九二九五均为阳爻，故以刚得中。讼卦是利见大人，不利见小人，大人是指中正明达果断之人。一般有经验的人，打官司要越级朝上打，在当地打往往都会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在里面，正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上面的人与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关系少，就相对能中正明达果断一些。就算某人正明达果断，如果陷入了这种关系网，他就会失去正明达果断的能力，也就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
《噬嗑》曰：“利用狱， 以动而明也”。噬嗑卦就是监狱之卦，火雷噬嗑， 离上震下。“呜呼！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周惇颐在此感叹到，天下之广，主刑者，掌握了老百姓的命运，那对主刑者的任命就必须非常谨慎。反观自己，我们的社会刚刚进入法制社会，还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之中，在公检法上还是有一些阴暗面。中国古代圣贤对主刑者的任用是很慎重的，孔子就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要认真听取双方的陈词，从中找出其中的原委，要听懂，听明白，才能判断。慎，就一定要选举中正明达果断之人来主掌刑法，千万不能用非仁﹑非义﹑非礼﹑非智﹑非信﹑不中﹑不正﹑不明﹑不达﹑不果断之人来主管刑法。这是一个标准，用了中正明达果断之人。就下无怨气，国家得以太平，反之，则民怨过深，过重，则国家不安，动乱之象纷生。
题目： 《通书》第十七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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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书？公第三十七》：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公是中国极其重要的一个观念，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个公字，造就了相当多的优秀人物。公，不仅仅是我们性格上的，或是为人处事的心态，它还涉及到一个人修行的层次。一个人的修养有好高，关键就是看此人气量的大小，气量达到极处，就表现为一个公。如果达到了绝对的公，也就和宗教的终极真理同价。不过一般的人达不到这样的高度，因为私在作怪。人一生下来，本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应该是纯精神的，但人没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达不到这个境界，就是因为有个“我”的观念存在，这个“我”是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也是人不能上升成为圣人的障碍。有了“我”这个观念，就有了“我”与“非我”。但“我”太小，而“非我”太大。于是这个“我”不甘心自己的渺小，就在其后加上了“的”。如我的身体，我的家庭，我的工作等等，这个“我的”半径就越扩越大。因为“我”是有限的。有“非我”站在其对立面，有了“非我”的存在，才限制了“我”的绝对性。所以在宗教上要达到绝对的自由，就有一个前提，就要把“我”字去掉，就达到了与道同在的境界。一般的人是不可能把“我”这个字去掉的。要通过学，通过修，通过于善人，接受这样的道理，慢慢拓展自己的智慧，拓展自己的道德，才能慢慢把这个“我”去掉。
在社会工作和生活中，不管是企业，是国家。是处上或处下，它都会表现在各种关系之中。这个关系该如何处理。既然在关系之中，就要把狭隘的这个“我”放下。我们讲“礼”，而这个“礼”本身就是对这个“我”的一种限制，要合情合理，要把自己的种种不合理的，不符合规范的色彩去掉，才能够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一个人生下来，就不断受到社会模具的陶铸，一方面定型成这个社会的人，另一方面也把人的很多天性给抹杀了。这也是人的矛盾性。在具体生活中，这个“我”是无限的大，甚至想包容整个世界，但是实际上做不到的，只是这个社会中可怜的一个细胞而已。你就是皇帝也不可能有无限大的“我”，孔子就说过“为君难”。
我们身在这个社会里面，要想使自己处于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那么在观念上，在心胸上必须要放下自己这个“小我”。在中国的政治哲学和人的哲学里面，清清楚楚的讲明了，就如文中所说“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这是为什么呢？“天地至公而已矣”。古人法天则地，天地无所不生，无所不容，不带任何偏见的对待万事万物。不会因羊可爱，而消灭狼；也不会因为毒蛇有毒，就将其除尽。天地是很公平的，一方面容纳善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容许恶的生存。但本身善恶是因为我们人类的主观而存在的，天地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所以天地至公而已矣，也因此古代圣贤要讲究至公。只有至公，推而广之，在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共识，整个社会才能和谐相处。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就象鲁迅先生说的“人是一群刺猬”，远了冷，近了又互相刺伤。彼此之间都有刺，这关键是我们的心胸，贪欲过重，容不得其他人，总想把别人的东西纳为己有，而无视他人的存在。孔子就说“几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不能做到至公这一准则呢？中国这么多年的教育之所以比较失败，就是因为忽视了在这一点上对学生的教化。
我们在平常做事情的时候，是为别人想得多，还是为自己想得多。很多人都是打小算盘的时候多，也就限制了人性健康的发展。如果一个扭曲的心灵，要想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是很艰难的。所以在中国古代讲究公心，公道自在人心。当我们面对事物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判断是正确的，但当和自己有了利害的关系，那么判断的天平就会倾斜到最自己有利的地方。所以要达到至公之道，也是很不容易的。往往在理论上大家都可以说的头头是道，但实际做的时候就偏离了这个轨道，就是放不下这个“我”。修道之人都难以逾越这个障碍，作为普通人就更难了。佛教修行讲无我，无我若不与公联系起来，就是一个自了汉；无我若与公联系起来，就是菩萨道，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修行观念。
但是公作为阳的一面，光明的一面，我们就应该以此为目标。我常说人要有庙堂气，山林气，英雄气，庙堂气离不开公，山林气离不开公，英雄气还是离不开公。离开了公，天天都在算计别人，就会给你的社会关系带来种种麻烦。只有公心的人，没有私心的人，其社会关系才能够处理的好。做为领导，如果心不公，企业内部就会内耗，对大家不公，那大家就会反对你，站在你的对立面。所以古人常说“量大则福大，量大则为大人。量小则福小，量小为小人”，也就是公的半径有好大。作为个人的修养，从仁﹑义﹑礼﹑智﹑信的层面来说，那就离不开一个公。离开了公，仁﹑义﹑礼﹑智﹑信就全部崩塌，所以公就是诚。公到了极点，诚也就到了极点；公无私，诚也就无私；公不伪，诚也就不伪，在这个方面，公和诚是相通的。公就是通，通要无碍就必须公。因此，公，诚，通也是三位一体的，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公，道德之门才会洞开，智慧之门才会洞开。所以我们要把公立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层面上，以至公之心，以天地生化万物之心来检核我们的内心。孔子就说“天何以言哉”，这些都是存在与天地之间的至理，是自然而然存在的。
《通书？孔子上第三十八》：《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後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於前，所以惧生者於後也。宜乎万世无穷，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
在《通书》里面反复提到了孔子，在这里又专列了两章，在本章主要是把《春秋》提了出来。《春秋》是儒家五经之一，是孔子唯一的个人著作，而《尚书》等其它书籍主要都只是他编撰整理而成，这本书记载了鲁国和其他诸侯的历史，他与别的史官不一样，他把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准则用春秋的笔法记录下来，并予以褒贬之意。他把三纲的位置摆得很正，注重社会的秩序，以正名份。在历史上，史官俱为刚直不阿，不畏权势之人，注重史实，注重纲常，注重名份。诸如唐太宗这一代圣主，也怕史官将其错误的地方记载下来，使自己的盛名有了污点而小心翼翼。孔子著《春秋》就为后世史官树立了榜样，为后世的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正如文中所说：“《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後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於前，所以惧生者於後也”。
孔子有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国家的法令必须由中央发布，若天下无道，则从诸侯出，再严重的就从卿大夫出。其时，天下局势纷乱，周天子形同虚设，只成为名义之主，各诸侯间战乱不休，由他们之间产生霸主来代天子行令，史上就有春秋五霸之说，即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一说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而齐晋两国政治后来都为本国卿大夫所专权，甚至被篡权或被瓜分形成新的诸侯。而鲁国先是被卿大夫专权，到了后来又被卿大夫的家臣门所掌控。孔子深感无力回天，才修《春秋》以正王道，明大法。有人评价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其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稳定，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诸如历代朝廷的更替，都没有影响到这一法则。其原因就是孔子的《春秋》，文中就说到：“孔子为後世王者而修也”。
孔子修《春秋》，一方面怀念西周的盛世，另一方面希望国君，各文臣武将能明白这种游戏的规则，尊重这种政治道德。我们周围不少人，都很佩服曾国藩，曾有人说其为什么不去取清而代之，曾国藩满脑子都是《春秋》理念，怎么会愿意去背乱臣贼子的骂名呢。就如曹操已经把持了汉家朝政，也只敢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不敢取而代之，一直到了他的儿子才将汉帝请下台。孔子在《春秋》中所立的王道，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根深蒂固，影响是极其崇高的，所以后世从汉朝开始，历代朝廷对孔子的祭祀不断，是国家非常重要的祭祀之一。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孟是第一位的，其后才是老庄，道家是对儒家的一种补充。
《通书？孔子下第三十九》：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
这一章还是谈孔子。孔子的建树不仅仅是在《春秋》上，他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道德教育上，可以说是千古典范。做人的准则，政治的准则，怎样学，怎样修，怎样料理身边的人和事，当我们读《论语》的时候就会有很深的感慨。领导者看了以后，可以提高政治谋略和政治道德；作为普通人，在处于逆境时该如何处。孔子困于陈，粮绝，弟子中有些怨言时，就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他对于各种不同的顺境或逆境，都能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保持健康向上的精神。在《论语》中还可以看到很多隐士，与社会不合作，与政治不合作，孔子并未予以批评，而是以赞赏的态度对待，觉得他们都还是很高尚的。孔子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相当多的格言都是出自于他。他的人格魅力的确是无穷无尽，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人格魅力最为圆满的。孔子的著作被翻译传到全世界后，都认为其思想价值非常之高，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此全世界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孔子首开民间教育之风，把上古三代的政治文化精髓继承和发扬开来，并培养出一大批文化传播者，这个功劳在中国历史中是无人可比的。如果我们不能认真看孔子的《论语》，就感受不到他的伟大。而从宋儒开始，将儒学立之为儒教，以区别于佛教和道教，并尊孔子为教祖，将其推到了非常高的层次，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是至高无上的。
《通书？蒙艮第四十》：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则渎矣，渎则不告也。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则渎矣，渎则不告也。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汨则乱，乱不决也，慎哉，其惟时中乎！艮其背，背非见也；静则止，止非为也，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本章讲易经的蒙卦和艮卦。易经的六十四卦是很有意思的，《通书》又称之为《读易通书》，也包含了四书五经的内容。蒙卦，可以说是知识的起源。艮卦，是知识的终结。蒙卦，山下出泉，艮上坎下。“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则渎矣，渎则不告也。”基本上引用的是易经的原文，并加了一些改动。人在小的时候，称之为童蒙，处于未开化状态，蒙昧状态，就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状态。怎样启蒙，让其受教育，使其健康向上的发展，这就是教育家需要正视的问题。
“童蒙求我”，是一个双方面的，做为自身究竟是一个童蒙者还是教化者。作为教化者，面对学生的时候，身教重于言教。我正果行，自己就要走正，孔子就说：“未能正己，焉能正人”，己身不正，你要去实施教化是不行的。另一方面我是童蒙，是学生该如何做。佛学中谈佛性真如本具，菩提自如，圆满无亏，但是我们又身在烦恼之中，这就是个对立的矛盾。烦恼向菩提提意见，烦恼和菩提之间发生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我正果行。不管是教化者，还是童蒙者，都必须立足于一点。即“我正果行”。“果行”，果是目的，行是实践，就是要端正和确定自己的目的和实践的方法，并果断的进入学修的实践，是在仁﹑义﹑礼﹑智﹑信上的实践，是要成其为人的实践。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求道，就如同打卦一样，叩神必须要心诚则灵，带不得偷心，带不得朝三暮四之心，不能懈怠心，诚心诚意的去叩求，去解决自己心中的疑惑，要有正果行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再三是对神灵的亵渎。学习也是这样，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求知是这样，求道更是这样。童蒙求我，实际上是放在对道的追求上，还不仅仅是在对一般的知识追求上。蒙卦本身是对知识的一个说教，从一个没有知识的人转变成一个有知识的人，作为周惇颐这位理学大师来说，他把这个童蒙提高到道上去。
为什么童蒙可教呢？因为“山下出泉，静而清也”。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是自然的一个现象。 山高林密，没有污染，自然泉水清；而进入了红尘地带，各种污染参与其中，自然泉水浊。作为一个小孩子来说，刚出生的时候，就象山上等泉水一样，既清且正，当其成年后，受到社会的种种污染，失去了清净的一面。孔孟常说要保持赤子之心；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能婴儿乎？”；佛经的涅磐经还专门讲一个婴儿行，要修成正果，必须先过婴儿行这一关。保持孩子的单纯之心，洁白之心，赤子之心。“汨则乱，乱不决也，慎哉，其惟时中乎！”，清静一方面指我们的心静，还指道德的清静，智慧的清静。受到污染，必然就乱，道德不清静了，智慧也不清静了。那么我们在面对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