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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京韵大鼓的三大流派。京韵大鼓主要演唱短篇，只唱不说。主要唱腔有起板、平腔、垛板、快板等，唱词基本为七字句。传统曲目有105段，《长坂坡》、《战长沙》、《黛玉焚稿》、《闹江州》等曲目影响较大。主要流行在京、津、河北及东北、华东的部分地区。
乐亭大鼓也叫“乐亭调”，于清朝中叶产生于乐亭（今河北属县）地区。它是在竹板书及木板大鼓的基础上，吸收乐亭民歌、影戏调的曲调唱腔而逐步形成的。清末，乐亭大鼓艺人温荣（温铁板）又吸收梨花大鼓的演出形式，用左手击铁板，右手击鼓，使乐亭大鼓的演出形式趋于定型。乐亭大鼓以唱为主，唱词多为七字句和十字句。因流行地区不同而分为三派：流入天津的又叫铁板大鼓，流入北京的因改用扬琴伴奏而叫单琴大鼓（后改名北京琴书），流行在唐山地区的又叫唐山大鼓。乐亭大鼓有中、长篇说唱和短篇唱段两种形式。《杨家将演义》、《呼家将》、《包公案》、《大闹天宫》、《拷红》是其优秀传统曲目。
梅花大鼓也叫“梅花调”、“清口大鼓”。清末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华北各地。由一人自击鼓板演唱（新编曲目也可以二人对唱），两三人用三弦、琵琶、四胡等乐器伴奏。唱词基本是七字句。长于在叙事中抒情。优秀传统曲目有《探晴雯》、《劝黛玉》、《摔镜架》、《目莲救母》等。
第三节 绘画书法雕塑
一、燕赵绘画艺术
（一）古代墓室壁画和寺院壁画
目前所能见到的燕赵最早的墓室壁画，是汉墓壁画。其中，河北望都的汉墓壁画是最为重要的。该墓壁画绘在前室（附二侧室）四壁和前室通往中室的过道两侧，在敷有白灰的砖壁上用毛笔勾线着色。从壁画的内容看，墓主为高级官员，因此躬身迎接的“寺门卒”、“门亭长”、“门下小吏”、“辟本伍佰”、“门下功曹”、“门下贼曹”、“槌鼓掾”等僚属以及鸳鸯、白兔、羊等动物便成为壁画的主体，摆放得井井有序。人物的姿态动作自然，衣褶简单而合乎运动规律。面部、特别是眼睛都描绘得很精神。画中色彩不多，却能以笔墨渲染衣褶及动物身体，企图表现明暗及体积。（王逊：《中国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白兔形象逼真而传神，体现了画师写实的高超技艺。
安平汉墓壁画也很著名。该墓有“熹平五年”（176年）的题记，在中室及其南耳室、前室的南耳室内均有壁画。中室四壁绘有墓主出行的图画，分上下四层，场面宏大，共有车马60余辆（匹）。中室北壁绘有墓主宅院全图，南壁绘有“侍奉图”，两耳室绘有“守门卒”、“侍卫”。
辽宁辽阳、金州以及内蒙和林格尔、托克托等地的汉墓壁画，处在当时燕赵文化圈的外围，也反映着这一时期的燕赵绘画艺术。这些汉墓壁画以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为题材，如车骑出行、祭奠、宴饮、燕乐等，注重表现细节。在绘画技法上，有白描、有没骨法，用色有平涂、有浓淡的渲染，有些画面的色彩还较为复杂，有朱、黄、青、绿、紫、黑等多种颜色。在布局上，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也有较好的照应，讲究细节的精细和整体气势的壮阔，具备了较高的艺术水准。
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壁画、北齐高润墓壁画、井陉宋墓壁画、宣化辽墓壁画也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有些十分精美，堪称壁画中的上乘之作，如茹茹公主墓壁画；有些则显朴拙，反映了普通民间的绘画技艺，如井陉宋墓壁画。
石家庄毗卢寺元代壁画、北京法海寺明代壁画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壁画、承德普宁寺清代壁画属寺院壁画的杰作。其中，毗卢寺壁画中的释道儒合流水陆画共绘有三教九流人物500余位，形象逼真，各尽其态。法海寺明代壁画中的帝释梵天画则在刻画人物性格特征上有精湛技艺，把梵天的肃穆、天王的威武、功德天的聪慧、诃利帝母的慈祥、毕哩孕迦的天真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而传神。
（二）著名画家及其作品
燕赵地区第一位著名画家是隋代画家展子虔。展子虔（约550—604年）系勃海（今河北沧州一带）人，历北齐、北周，仕隋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擅画人物、车马，亦工台阁、山水。其作品《北齐后主幸晋阳图》、《长安车马人物图》、《弋猎图》等均佚，仅存《游春图》一卷。《游春图》为中国现存最古的卷轴山水画，青绿设色，金线钩斫，景物浓丽，强调表现春山春树的青绿，有着独特的风格。其技法被后人称为“青绿法”，对唐代李思训画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展子虔也被誉为“唐画之祖”。
唐宋时期，范阳卢鸿、胡瓌和河间许道宁、涿郡高益、右北平庞崇穆、瓦桥张勘、易州任询都是燕赵籍有影响的画家。其中，胡瓌、高益、张勘以善画胡人蕃马而独步一时，而卢鸿、许道宁、庞崇穆、任询则以善画山水而享誉画坛。
胡瓌为五代后唐画家，系定居范阳（今北京）的契丹族人。画有《阴山》、《七骑》、《射鵰》等，存世作品有《卓歇图》，描写牧人搭立帐幕歇驻的情景。胡瓌作画“以狼毫缚笔”，疏渲“驼马騣尾、人衣毛毳”（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使其显得纤健清劲，技法很有特色。
元代蓟丘（今北京）李衎（1245—1320年），字仲宾，号息斋道人，擅画墨竹，是元代画竹的名家。编有《竹谱》一书，对画竹的规则作了系统阐述。存世作品有《四清》、《墨竹》、《双松》等图。
（三）杨柳青和武强年画
中国专用于过年张贴的年画是民间传统绘画的重要体裁，在宋代已经流行。天津杨柳青一带的民间年画艺人在明代中叶开始创制年画。弘治元年（1488年）的《九九消寒图》、隆庆元年（1567年）的《寿星图》，都是杨柳青年画。（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533页。）到了清代，杨柳青年画更为兴盛，作品行销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画师。其中，高桐轩的艺术成就最大。
高桐轩（1835—1906年），字荫章，杨柳青人。绘刻有《踏雪寻梅》、《文姬归汉》、《三顾茅庐》等佳作。作品有文人画意境，生动高雅。
杨柳青年画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风格。构图丰满，笔法匀整，色彩鲜艳；重要部位，如人物的头脸衣饰等多以粉、金晕染；人物形象完整，但局部表现夸张。
河北武强年画的历史也很悠久，大约起源于明代。起初是“画纸”，后半印半画，到清朝末年方用木版水印。武强年画设色单纯，不用粉、金，也不重泼彩手绘，强调刻工，粗放简练，以明快见长。
二、燕赵书法艺术
（一）著名碑刻
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尽管在先秦时期还无所谓书法，但由于后来的书法家大多都喜欢寻求古意，因此甲骨文、金文、篆书等先秦文字也就具有了“法书”的意义。
北京昌平出土的带字甲骨、河北辛集出土的作父丁宝？彝卣、元氏出土的臣谏簋、平山出土的中山王？鼎、易县出土的郾王？造行议自？司马鉘戈以及平山发现的公乘得守丘石刻等金石文字，便代表了燕赵地区从甲骨文到小篆的先秦书法风格。
东汉时期隶书的发展已到成熟阶段，树碑立传之风大盛，碑刻极为精湛。元氏的《祀三公山碑》、《封龙山碑》及鸡泽的《淳于长夏承碑》等均为汉碑中的珍品，反映了东汉燕赵地区无名书法家的精湛书法水平。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燕赵地区的书法艺术最辉煌灿烂的时期。起源于燕赵地区的魏碑书法成为北朝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对隋唐楷书、乃至清朝书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易县的《皇帝东巡之碑》、隆尧的《杨翚碑》、武安的《龙山寺比丘道顼宝造像碑》、灵寿的《赵郡王高叡造无量寿像记》、磁县的《兰陵王碑》、曲阳的《魏故侍中散骑常侍定州刺史司空邸公之碑》等堪称魏碑法书，或古朴尚存隶意，或舒畅流丽。
正定隆兴寺的《龙藏寺碑》系一块隋碑，字体方正有致，结构朴拙，略带隶意，楷法媚劲，是由魏碑到唐碑的过渡阶段的碑刻精品。
唐宋时期，由于楷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因而碑刻风格也趋于多样化，或雍容华贵，或秀丽遒劲，或险峭峻拔。燕赵地区所存留的唐宋碑刻也体现了这一时代风格。其中有不少珍品，如沙河的《宋璟碑》系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书写，赵县的《大观圣作之碑》系宋代书法家蔡京行书题额、书学博士李时雍仿宋徽宗“瘦金体”书写。一些无名书法家的碑刻也表现了高超的书法和碑刻技艺，如深县《马超君造像碑》不仅书法精妙，而且碑系凤眼石制成，遇水后即显出黑珍珠般的绿豆大小的黑点，十分神异。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行书碑刻。北京宛平的《云麾将军李秀残碑》系唐代书法家李邕书写，是行书碑刻中的珍品。
（二）著名书法家及其作品
东汉时期，随着汉隶逐渐成熟定型，行书和草书也应运而生。草书在东汉有章草、今草之分。章草大师有史游、杜度、崔瑗、杜操等。
崔瑗（78—143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曾师从杜度，善章草和小篆，著有《草书势》、《篆草势》等，书法造诣极高，被誉为“草贤”。今草大师张芝曾学过他的字体，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书法大师有钟繇、卫瓘、索靖等人。他们的书法对燕赵书法影响颇大。范阳卢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魏书·卢渊传》），子孙后代颇多书法家。清河崔悦学习卫瓘书体，与范阳卢谌（卢志之子）并以书法著名。两人又“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魏书·崔玄伯传》）。崔悦之孙崔玄伯、曾孙崔浩与卢志的六世孙卢渊都是北魏初年的书法大师，是魏碑书体的奠基人。《魏书·卢渊传》称：“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魏书·崔玄伯传》称：“魏初，重崔、卢之书。”
隋代范阳的卢昌衡，唐代广平的高正臣、昌黎的韩择木、赵郡的李阳冰、范阳的卢藏用，宋代赵州的宋绶和宋敏求、饶阳的李宗谔，金代易州的任询，元代大都的鲜于枢、邢州的刘秉忠，清代永平的张盖、巨鹿的杨思圣、静海的励杜讷、大兴的翁方纲和朱筠等人，都是书法名家。其书，以李阳冰、鲜于枢、翁方纲最为知名，代表了燕赵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准。
李阳冰（生卒年不详），字少温，工篆书。其书迹已亡佚不存，石刻有《怡亭铭》、《般若台题名》等。其书体变化开合，自成风格，为秦代李斯之后的篆书大师。
鲜于枢（1256—1301年），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工正、行、草书，尤善草书。存世书迹有《渔父词》、《透光古镜歌》等。其书体带河朔伟气，笔力遒劲，奇态横发。其书法造诣在元代仅次于赵孟睢�
翁方纲（1733—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苏斋。其正书学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工整浑厚，小楷尤为精绝；其隶书学史晨、韩勑诸碑，端正谨严。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等。所写碑帖题跋甚多，以《苏斋题跋》、《金刚经》最为精妙。
三、燕赵雕塑艺术
（一）著名石窟和曲阳石雕
燕赵地区的著名石窟主要有大同云岗石窟、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辽西万佛峡石窟、涉县古中皇山石窟等。
云岗石窟分布在山西大同武州（周）山（又名云岗），东西绵延约1公里。现存洞窟53个（主洞21个），主要的石窟完成于北魏和平元年至太和十八年间（460—494年），小窟小龛的修建则延续到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共有造像51000余尊，最大的高达17米。云岗石窟是中国内地现存的最早的石窟。其雕刻风格是在继承汉代石刻艺术的传统和吸收外来影响而形成的，立体造型和高浮雕技艺都十分成熟，佛像的表情表现得极为生动。个别佛像在造型上已具有唐代雕塑丰满的风格。
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分布在南、北响堂山上，相距约有15公里。南响堂山有7窟，北响堂山有9窟。主要为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期（550—559年）所建，其后续有雕造，共有造像4300余尊。其雕刻风格与云岗石窟不同，显得十分洗炼，体现了北齐的新风格。其立体造型已与隋唐相近。
辽西万佛峡石窟分布在辽宁义县的万佛峡，属北魏后期石窟。古中皇山石窟在河北涉县凤凰山上，属北齐高洋时期的石窟。其雕刻风格大致与云岗石窟和南北响堂山石窟相同。
这些石窟造像标志着燕赵石雕艺术的成熟和完美。此后各代，燕赵石雕艺术都是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发展的。明代的十三陵、清代的东西陵以及故宫、名刹中的许多石雕作品都体现了燕赵石雕艺术的精美，而河北曲阳石雕也以其久远的历史阐示了燕赵石雕艺术的悠久传统。
曲阳境内的黄山盛产汉白玉石，这是曲阳石雕艺术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1953年，在曲阳修德寺遗址曾发现了大量的石刻造像。按造像的年款铭记，最早的为北魏神龟二年（520年），最晚的为唐朝天宝九载（750年）。造像均为汉白玉雕造，以东魏、北齐、隋代雕造的为最多。这说明，曲阳石雕的历史至迟也从北魏时期开始。
曲阳石雕艺术经久不衰。清朝末年，在巴拿马博览会的世界石雕艺术赛会上，曲阳石雕以其精美雅致，获得了世界第二名。
（二）著名雕塑家
燕赵历代从事雕塑的民间艺人大都只留下了作品而没有留下姓名，留下姓名者又大都没有生平事迹，元代雕塑家刘元和清代天津的“泥人张”则属幸运者。
刘元（生卒年代不详），字秉元，今天津市宝坻县人。初为道士，师从青州杞道录学艺，后从尼波罗国（今尼泊尔）雕塑家，在大都学习佛像雕塑。至元年间（1264—1294年），他运用塑土、范金等技法为上都和大都的名刹塑像，声名远扬。延祐年间（1314—1320年），他以唐代名臣魏征画像为原型，成功地塑造了大都南城东岳庙的仁圣帝像。他在上都塑造的“三皇”像也极为精妙。
天津“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创始人是张长林（1826—1906年），字明山，后以字行。他吸收古代泥俑、陶俑以及宗教彩塑的传统手法，自我摸索，练就了一手绝活。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成功塑造了著名京剧艺人余三胜的泥塑形象，被誉为“泥人张”，一举成名。其后，在巴拿马博览会上，他的泥人作品获得一等奖，轰动海内外，其作品遂成为颇受欢迎的艺术珍品。“泥人张”的作品与无锡惠山泥人齐名。其形态逼真、局部夸张，色彩简洁明快，富有装饰趣味。
第四节 音乐歌舞杂技
一、燕赵音乐歌舞的发展及成就
燕赵素来是音乐歌舞之乡。“赵女长歌入彩云，燕姬醉舞娇红烛。”（李白：《豳歌行》）诗中的“长歌”、“醉舞”，正是燕赵音乐歌舞闻名于世的写照。
早在战国时期，中山司马憙就称誉赵国是“天下善为音”（《战国策·中山策》）的地方；燕国太子丹在易水之畔送别荆轲，由高渐离击筑、荆轲高唱《易水歌》，也是燕国音乐歌舞兴盛的反映。荀子所著的《乐论》则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对音乐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概括。而且，荀子的《成相》篇更是直接反映了燕赵地区这种被称为“成相”的民间说唱艺术的兴盛。
西汉时期，燕赵音乐歌舞更趋兴盛。司马迁在记叙中山（今河北定州市）的民风时说：“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而赵女也是“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凭借美貌姿色和能歌善舞来“奔富厚”。（《史记·货殖列传》）著名的“邯郸鼓”大致也产生于这一时期。
西汉著名音乐家李延年也是中山人。他出身于乐工世家，父母兄弟都是乐工。他精通音乐，擅长演唱，汉武帝时任协律都尉，曾经为《汉郊祀歌》十九章配乐，并模仿西域音乐中《摩诃兜勒》曲，谱写“新声”二十八解，称为“横吹曲”，用于军中。
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人又共同搜集《周官》以及诸子百家论述音乐的文献，整理成《乐记》一书，对儒家的音乐理论作了系统的总结。“其内史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汉书·艺文志》）。汉成帝时，王禹任谒者，便将《乐记》献给朝廷。《乐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