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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人”洞穴遗址
周口店“北京人”洞穴形成于第三纪，东西长约140米，平均宽约20米，洞穴的顶部已坍塌。洞穴中的堆积物原达40米以上，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依据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分为13层。从地层堆积看，最先入洞的是鬣狗等野兽，在第13层和第11层底部留有鬣狗粪层。此后“北京人”进洞。科学家们用古地磁、铀系法、氨基酸、热释光和裂变径迹等5种方法测定年代，判断“北京人”进洞不早于距今69万年，洞被填满弃洞而去，约在距今20万年左右，在洞中断断续续生存了约50万年。从文化遗物和遗迹的研究可以看出，“北京人”洞穴遗址的性质是生活居住地兼石器制作场，因为在地层中不仅发现了已制作完成的石器，而且有原料、大量废片、断块以及第一类石器。
（二）“北京人”的体质特征
在“北京人”遗址里发现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12件、下颔骨15件、牙齿157枚（含附连在上、下颔骨上的牙齿）、股骨7段、胫骨1段、肱骨3段、锁骨1段、月骨1段，这些人类化石分属于40多个不同年龄的男女个体。最低发现层位为11层，最高层位为第3层。
从“北京人”化石显示，“北京人”体格健壮、骨骼粗大、肌脊发达、身材较矮。整个脑颅较扁，最宽处在外耳门上方，头骨壁较厚，约比现代人厚一倍，脑量小，成年人平均脑量为1088毫升。头盖低平，额骨后倾，眉骨嵴粗大，左右两眉骨互相连接，向前突出，遮盖双眼。下颏骨最大特点为吻缘前伸，下颏缺乏，多颜孔。牙齿的构造复杂、硕大。上中门齿的舌面有发育的底突，分成几个指状突，上下大齿的齿冠和齿根粗大，齿冠从侧面看呈楔形，上下前臼齿和上下臼齿不仅比现代人的粗大，而且嚼面有相当多的皱纹。“北京人”的肱骨和股骨从形态上看基本与现代人相似，但髓腔小，骨壁厚，股骨比肱骨更具原始性。若从整体上看，“北京人”的身体近于现代人，而头部则具有较多的猿的性状。
关于“北京人”的年龄，据张森水所求得的数据：死于14岁以下者占39。5％，死于30岁以下者占7％，死于40…50岁者占7。9％，死于50…60岁者占2。9％，死亡年龄不肯定者占43％。从鉴定头骨和肢骨上显示出来的年龄，成年者占78％，未成年者占22％。依牙齿测算，成年者占66。8％，未成年者占33。2％。总的看来，“北京人”寿命不长，夭折者多于长寿者，这可能是由于自然界的侵害和疾病所造成的。（张森水：《周口店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周口店精神》，《文物春秋》1989年第3期，按：张森水所求年龄部分数据，加总为100．3％，而非100％。）
从“北京人”体质特征可以看出，他们的下肢骨基本具有现代人的形态，能够直立行走，上肢已发展成为能够制造工具的手；头骨脑膜语言区部位隆起，表明“北京人”已会说话，能够运用语言交流，且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北京人”被称之为“猿人”，但由于他们的两腿已能直立行走，双手能够劳动，用语言传递信息，表明“北京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正是通过劳动，才最终从动物中分离出来。
（三）“北京人”的打制石器和骨器
“北京人”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遗物是石器。在洞穴遗址已发现10万多件石器，制作石器的原料以脉石英为最多，绿色砂岩次之，燧石、水晶石和蛋白石最少。“北京人”制作石器在多数情况下分两道工序，先打出石片，而后从中选坯，进而加工成器。从石核和石片的打击痕迹可以看出，“北京人”打制石片使用三种方法：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并已初步懂得对不同石料采用不同的打片方法，用砸击法生产小型的石英片，用碰砧法打出大的砂岩石片，用锤击法生产各种大小不等的石片。
“北京人”制作的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锥、球形器等等。刮削器是“北京人”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主要用石片制成，多数从阴面向背面加工，有直刃、凹刃、凸刃、多边刃、盘形和圆头等种类，其尺寸一般都很小，长度以4厘米左右者最多。尖状器是“北京人”制作最精致的工具，其中有向一面加工的，特点是沿着石片的两侧边缘从阳面向背面把一端修成尖状；有向两面错向加工的，特点是先打击石片的一侧边缘，然后再从另一侧边缘向相反的一面打击，把一端打制成尖状，虽有直刃和斜尖之分，但加工方法是一致的。
关于“北京人”使用骨器的问题，自从法国著名考古学家步日耶于1931年提出在遗址存在骨器以来，在学术界有人赞成，有人持异议。经过多年研究，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李济、张森水诸位均持肯定意见，“北京人”曾制作和使用过骨器，但数量不多。
（四）火的运用与管理
在“北京人”的洞穴遗址里已发现5个灰烬层和3个灰堆遗存，以及大量的烧骨、烧过的鹿角和朴树子，少量烧过的土块和木炭。灰烬层在第10层仅厚几十厘米，到第4…5层厚达6米，这说明“北京人”保存火种的能力不断增强，这种火是有控制的，而非失控的自然火。灰烬成堆，表明已善于用火，能把火控制在一定范围而不致蔓延。这表明“北京人”不仅懂得用火，而且已经具有管理火的能力。“北京人”能够用火和管理火，意义十分重大，有了火便可以熟食，熟食则利于体质的改善，促进肢体和大脑的发育，用火可以御寒和照明，有利于生存，在洞口生火，可防止野兽的侵袭，保障群体的安全。
从“北京人”所处的人类阶段来看，“北京人”还没有达到“钻木取火”自己制造火种，而是引自然火种为己用，因而在当时能够保存火种就显得格外重要。
（五）周口店的自然环境
在周口店洞穴中所发现的大批古生物化石，有披毛犀、毛象、剑齿虎、赤鹿、水牛、野马、野猪、鬣狗、水獭及貂之类。这些不同的动物种属，生活于不同的地带，虎和象生活于高山、丘陵或树林间，而成群的赤鹿、羚羊、野马是以草原为生的，沼泽、河川是水牛、獭貂之属的寄生地。太古时代的周口店地区，西北有山和丘陵，自然会有成片的森林生长于丘陵山坡，东南是平原，为草原地带。当地的主要河流有大石河、拒马河、周口河与永定河，再往南延伸，还有易水。这些水系，在太古时都是长流不枯的。
另外，在猿人洞中发现有朴树果核壳和荆树木炭。朴树所结的果子与樱桃一般大小，这是在半干燥区域适宜生长的树木，古生物学家研究报告认为，这种植物在亚洲自上新世到更新世（更新世中期，相当于考古学年代中的旧石器时代初期）都有发现。由此可知，周口店洞穴堆积层中所含的大量的这一类植物种子，证明那时的气候是较寒的。关于荆树木炭，古植物学家鉴定认为，这类植物和现代豆科中的紫荆相近。紫荆树，在现今北京西山一带甚为繁多，属温带植物。总之，当时华北的自然条件绚丽多彩，山上有林木花果，坡地有洞穴石岩，平川有草原流水。北京人在这里穴居，靠采集和狩猎为生。山坡洞穴，作为避风雨防野兽的栖息之所；山林、水泽、草原，可给他们提供味甜可食的肉果及猎物。他们拾取河滩的鹅卵石和山地的脉石英等坚硬的石料打制石器，艰难而勤劳地生活着。
三、周口店山顶洞人
（一）山顶洞人化石
山顶洞是在1930年发现，1933…1934年发掘的。其洞是因位于周口店龙骨山顶而得名。从人骨化石看，其形态比“北京人”晚得多，故称“北京山顶洞人”，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8000年。在山顶洞发现有人骨化石、动物化石和石器、骨器等遗物。山顶洞分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4部分。上室是当时人居住的地方，东西长约12米、南北宽约8米。下室是埋葬死者的地方，发现完整人骨架3具。下窨是自然形成的陷井，发现有许多完整的动物化石。在人骨化石处散存有赤铁砂粉粒和装饰品，尤其是发现了一根骨针，最能代表当时的文化技术水平，堆积中的黑灰土为烧烤遗存。从人骨化石的遗存看，大约代表8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其中5具属成年人，1具为少年，2具为儿童。成年个体中有2具为男性，3具为女性。男性中有一例是超过60岁的老人。考古家推想：这保存在一处的人骨说明这男女大小8口大概是一家人。从三具头骨观察，老年男性头骨左侧颞骨上有骨折痕迹，一女性左顶骨有矛伤，另一骨上也有骨折痕迹。这说明什么？是不是这几个人或这一家庭的成员一同死于暴力？人类学家魏敦瑞曾推想说：周口店山顶洞所埋的这一家人，原属于外来的、流动的部落，攻击他们以及最后消灭他们的人实为周口店的土著。还有一女性头骨前额上部，显有一宽条浅槽形深入骨里的勒痕，民族学家考证，这是她经常把条带挂于前额，负物背载所留下的印痕。依这几个人的头骨化石与“北京人”作比，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化，在体质形态上，已经接近于现代人，消失了猿人遗留下来的原始性，脑量逐渐增大，前额倾斜在减少，额部日趋丰满，眉骨由高突趋向薄平。他们取火烤食物，大大减轻了用嘴巴撕咬生肉时的用力，导致原来向前突出的嘴巴向后退缩，形成像现代人那样具有的下颏。
（二）山顶洞人种属
山顶洞人的种属问题，在三十年代曾有颇大的争议。六十年代初，中国专家对山顶洞人化石重新进行研究，集纳多数人的观点，认为这些头骨化石显示了黄种人特征，是早期蒙古人种。从人种本身的若干品质看，与现今的中国人、蒙古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接近。李济等考古家认为，这种黄皮肤的蒙古种人的形成，按理推说应该就在东亚这个区域，完全是由这个区域发育出来的，是属于东方的。在地质史第四纪这一悠长的历史时期，东亚这个区域，尤其是中国这一部分地形的演变及动植物的变迁，形成了特有的中国一带气候的周期、土壤的品质、粮食的种类、矿质的分布以及自然环境中尚不知的若干成分的集结，自然生物界终于选择了这种黑发的、黄皮肤的人种作为这一地域的主人。有的古人类学者推说，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这三个黄种人的支系，可能是由周口店山顶洞人或比之更晚的、但在体质上与之相近的古人类，散布于各地后逐渐演变而成的。早期人类在旧大陆的移动，是相当自由的，沿适宜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他迁，是地球太古人类都有的事实。
旧石器时代晚期，周口店山顶洞人这时已学会取火，并能制作骨针和刮削毛皮的工具缝制兽皮，来度过北方的严冬了。位于亚洲东部和没有冰川的广阔的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在大多场合下可以在冬季的冰上横越过去，形成一条可以让人类和各种动物迁移的宽阔干燥的陆上通道。这样，东亚蒙古人种的猎人是能经过这条畅通的走廊源源不断地到达美洲平原的。
四、辽宁营口金牛山和内蒙古河套古人类
古燕赵大地向北延至内蒙古河套，向东北伸至辽宁，它是华北平原和辽河平原及内蒙古草原的衔接地。自远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国各族祖先栖息和开发的地区。在这一广大区域里，发现了许多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辽宁省的营口金牛山猿人洞穴遗址、本溪庙后山遗址、喀左鸽子洞遗址、海城仙人洞和丹东山城子洞遗址；内蒙古自治区的大窑石器制造场遗址和萨拉乌苏地区“河套人”遗址。它们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和晚期。
（一）营口金牛山和本溪庙后山
金牛山猿人洞穴遗址，位于营口市大石桥南8公里外一个孤立的山丘上，1924年开始发掘，1984年在下层中发现了猿人化石，其中有牙齿、头骨、肋骨、脊椎骨、尺骨、髌骨、足骨和明显的用火痕迹，动物化石有剑齿虎、居氏大河狸、中国鬣狗、德氏猫、肿角鹿、梅氏犀、三门马等。还发现有多种打制石器和一些骨器。
本溪庙后山早期遗址发现人的牙齿化石，中期遗址发现两块儿童头顶骨和一根桡骨。
这两处遗址均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出土的石器有砍砸器、圆刃刮削器、半圆刃刮削器等，体形较小，器形简单，多为以石的自然面为台面单向加工的石片石器，具有原始性。这些石器的特征，与周口店遗址出土的石器相近。从出土的动物化石看，是典型的中更新世时的华北动物群，其所处时代与北京猿人相当，显示这两处遗址与“北京人”遗址，属于同一系统的文化遗存。
（二）喀左鸽子洞、海城仙人洞和丹东山城子洞喀左鸽子洞
遗址位于大凌河上游西岸，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瓦房村西南汤山峭壁上，是距今约15万年左右的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偏晚的洞穴遗址，于1965年发现。洞内文化堆积很厚，发现有400多件打制石器，以及大量动物化石和用火痕迹。出土的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及石片、石核等，从石器的制作技术看虽仍较原始，但具有第二步加工的痕迹，采用错向加工和两面打制的新工艺。鸽子洞旧石器文化和“北京人”石器文化关系密切，有明显的共同点，是“北京人”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这反映了在遥远的古代，中国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远古居民的最初联系，燕赵原始文化具有共同性。
海城仙人洞是1981年发现的，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发掘出万余件用脉石英打制的石器、石片，还有披毛犀等14种晚更新世动物化石。特别是出土了一些用兽牙钻孔做的饰品，说明原始艺术开始萌芽了。
丹东山城子洞，位于东沟县前阳山城子山上。洞内出土了两具旧石器时代晚期人骨化石，包括比较完整的头盖骨、下颚骨、股骨及6枚牙齿。这是辽宁也是整个燕赵大地滨海地区首次发现的有明确地点和地层关系的古人类化石。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第四纪的几次冰期中，渤海、黄海曾几度退海还陆，使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相连可通，以致中日两国旧石器文化有相似之处，引起两国学者的热烈讨论。城子洞古人类遗址具有重要意义。
（三）内蒙古的“大窑文化”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呼和浩特市东北30余公里处大青山南麓的大窑村和乃莫板村一带，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期一处石器制造场，命名为“大窑文化”。这里海拔1400米，岗峦起伏，沟壑纵横，大窑村附近的山顶、坡地，广泛露出着太古界花岗片麻岩、燧石的古老基岩，而这种燧石，质地坚硬，是制造石器的天然原料。在大窑一带堆积物的底部，厚达10米左右的更新世中期红色土层中，发现有距今50万年前相当于“北京人”时代的古人类打制石器28件，具有人工打击的石片、石块2000余件，成为大窑石器制造场中时代最早的文化遗存。在红色土层上部，厚约6米左右的更新世晚期黄土与黑土层中，发掘到距今几万年前的石器400多件、石片1200多件。在最上部全新世的表土层中，埋藏、散布有大量的距今1万年前至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石屑等。这表明大窑石器制造场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经中期、晚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大约经历了50万年之久。
经考古工作者研究，大窑所发现的石器，大多属于初步加工的半成品，制作粗糙，使用痕迹极少，特别是人工打制的石片、碎屑，堆积很厚，显然是原始人类制造石器时所遗留下来的“下脚料”，因此断定为石器制造场，是一处全国已知的时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原始人类石器制造场。
（四）河套人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西南约80公里的萨拉乌苏河谷大沟湾一带，是著名“河套人”的故乡。1922年法人桑志华首次在这里进行科学考察，在大沟湾采集到三件已经相当石化的人类肢骨，次年他又和德日进在小石桥畔村进行发掘，发现了一批文化遗物和脊椎动物化石。在研究过程中，德日进从采集物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枚人的上门齿，后经北京协和医院步达生研究，定名为“河套牙齿”。中国考古家裴文中在他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中，首先使用了“河套人”和“河套文化”用语。所谓“河套文化”，即指水洞沟和萨拉乌苏河两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尔后，考古家贾兰坡把桑志华于1922年在大沟湾采集到的三件肢骨也归入“河套人”的遗存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考古学者又在萨拉乌苏地区发现了“河套人”的顶骨和一段股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