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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更是一个性情中人，“生父情结”一直深深地萦绕在她的心头。她在《我的路》中写道：“我不要见他，永不要见。他也许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是母亲的孩子。就是现在站在我面前，我也不认他。”“他在欢乐的时候有了我，留给母亲重重艰辛。他对于我们没有履行过父亲的责任，没有任何养育之恩。”
话是这么说，但亲情和血缘是割舍不开的。对生父的痛恨和思念几乎同时出现，又同时煎熬着她的心。
《我的路》发表后，听说大明星刘晓庆还没见过生父的面，于是就有很多人上门来认女儿。北影的门卫见多了这样的人，来一个便赶一个。后来，刘晓庆带着电影《太监李莲英》参加西柏林的一个电影节，有一个年轻人找到姜文，自称是刘晓庆同父异母的弟弟，当时在西德留学。小伙子自称是受父亲之托来认这个姐姐的。因为他说出来的事挺靠谱，尤其是刘晓庆和她母亲的生辰八字之类都说得清清楚楚，刘晓庆便见了他一面。回国后，刘晓庆又见到了生父—一个来自山西的退休老人。当时生父已在山西退休，退休前是一名修铁路的工程师。生父在山西成家后，又有了4个儿子和1个女儿。
刘晓庆生父的详细情况没人知道，但是母亲刘慧华的经历却令人心生敬意。那年在全国政协开会时，沈醉（前国民党特务头子）告诉了刘晓庆一个秘密：“如果我当年下手快，早点抓了刘慧华，今天就没有你刘晓庆了。”原来，刘晓庆的母亲刘慧华、舅舅刘渝民当年都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的党员，舅舅是区委书记，母亲跑交通，兄妹两人都在沈醉的黑名单上。而继父冉昌儒那时是川东地下党党员，他的领导人就是那位著名的“双枪老太婆”。当时冉昌儒在华蓥山一带活动，公开身份是个有钱的医学院学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
解放以后，刘慧华、冉昌儒选择了搞专业，在成都体院附中当了正、副校长。两人在业务上是好搭档，终于在生活中走到了一起。第二年，刘晓庆有了妹妹晓红。
当一个花季少女骤然知道自己的父亲竟是继父时，那种心灵的震撼与冲击究竟有多么强烈，恐怕只有刘晓庆自己能说得清楚。这件事在刘晓庆心中投下的是阴霾还是阳光，也只有通过她成为公众人物之后的种种表现来诠释了。
幼年的刘晓庆并不好看，黑黑瘦瘦的。邻居们看到晓庆长成这样，都对母亲说：“还不赶紧给你女儿剃头呀，将来长大了嫁不出去她要怪你的。”母亲听从邻居和同事的劝告，咬咬牙拿起剪刀，在晓庆头上来了一个斩草除根。而不明就里的刘晓庆最怕的就是剃头。别的小孩子一头秀发，她们不剃，为什么我要剃？因此，每次剃头时她都像是赴刑场，捂着脑袋拚命地哭喊、反抗，一副留发不留头的气势。每逢这个时候，只有外婆有办法，因为外婆会讲故事。她和颜悦色地对晓庆说：“剃了头好，你不是要当花木兰吗？花木兰小时候就剃光头。”
外婆这一招很灵，一提到当花木兰，刘晓庆的哭声便戛然而止，乖乖地坐在椅子上，任凭母亲大刀阔斧，一直坚持到最后成为小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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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牵往事堪回首，风霜刀剑等闲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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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每次捂着光头走出屋子，总会有人投来惊异的目光。尤其是一些小伙伴，跟在她后边又喊又叫又跳，拿她的秃头开心。
成了小秃子的刘晓庆，决不愿意成为同伙欺负的对象，为此她便要处处显露出与一般的小孩子不同，让同伴们对她刮目相看。
久而久之，她成了一个处处“反潮流”，时时想造反，使父母十分头痛的“屡教不改的坏孩子”。
那是她的思维方式，似乎凡是大人反对的她就想拥护，凡是大人拥护的她就想反对，越是禁止她做的事情她越是要去试一试。这样的思维方式，恐怕就是她反叛精神的初萌。
母亲告诉她，在床上玩玩具的时候，不要把玩具掉到地下。她等母亲一转脸，便把所有的玩具都往床外一推，统统弄到地下。继父告诉她，蓖麻籽不能吃。她等继父不在时，便跑去摘蓖麻籽，拿了当花生米似的往嘴里塞，结果吃下后又吐又拉，险些中毒。在她家旁边有一个菜园子，里边种了许多萝卜，外婆叫她不要随便到园子里去玩。可这话好像提醒了她似的，等外婆一转身她便钻了进去，连挖带拔，糟蹋了好多萝卜，被人家“人赃俱获”……
刘晓庆的父母对孩子管教甚严。对所有的课文，父母都要求她倒背如流。有一次让她背一篇课文《灌木》，文章枯燥无味。她被逼着站在桌子面前，背呀背呀，上下眼皮直打架，怎么也背不下来。但母亲拿着家伙站在旁边，一点也不可怜她。直到半夜，好歹总算把它背下来了，母亲才允许她去睡觉。朦胧之中她听到父母在商量，如果她不听话用什么东西打她比较好，做到既不伤皮肉又要让她觉得痛。刘晓庆听到这里气坏了，睡意全无，抓过母亲的枕头，先在心里喊了一句“打倒妈妈！”然后狠狠地在妈妈的枕头上吐了好几下口水。
苦难是人生的老师。虽然“丑小鸭”的经历和不知生父是谁的孤独使刘晓庆从小有了一份抹不去的自卑，但谁也不能否认，正是这种心理上的磨难，铸就了她倔强不屈、桀骜不驯、你禁我行的反叛性格。
离婚风波和《我的路》的发表，使刘晓庆迅速从一个知名影星变成炙手可热的公众人物，变成千夫所指的“坏女人”，这种遭际使她的反叛精神愈发昂扬。
20世纪70年代末，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真理标准大讨论”使得中国可以摆脱束缚轻装上阵进行改革开放，向世界打开国门，令社会全方位转型，上至政治经济文化，下至衣着言谈举止。经济的发展、国门的骤开、社会的转型给中国人展示了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新世界。
刘晓庆第一次婚姻的年代，结婚必须经过双方单位的组织调查予以批准后才被认为是合法的。那时候，个人的一切都属于单位，组织的认可大于法律的认定。结婚既然如此，组织对离婚的干预便势所必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已经成为公众人物的刘晓庆，居然敢于旗帜鲜明地抛弃己所不爱，大胆追求己之所爱，是要有相当勇气的。当第二次婚姻开始直至最终结束之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及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道德价值体系，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也随着日益发达的大众传媒入侵和渗透，使得刘晓庆的个人问题再次被社会化。而大众对离婚的逐渐认同和干涉力量的步步弱化，使刘晓庆的婚姻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标本。
刘晓庆是一个个性鲜明、敢做敢为的演员，她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同时也是最令一些人反感的就是一个字：狂。里里外外都透出一股“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之言”的狂劲儿来。刘晓庆的从影之路，起步并延展于中国社会从苦难多乱走向大治的新旧嬗变时期。然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不可能取代年深日久的封建伦理文化对小农意识和市民情调的广泛渗透。好他人隐私之奇，在一个精神和物质双重贫困的国度里，几乎是绝大多数国民的普遍嗜好。而刘晓庆生性不羁，露面银幕不久又闹出了家庭婚变，这自然会成为众口啧啧的谈资。中国人一向讲究温良恭俭让，却对“枪打出头鸟”之道无师自通，突然间看到一个本应该“令仪令色，小心翼翼”的女子竟然如此这般毫无遮拦，不加收敛，不知天高地厚，当然要始而反感，继而群起攻之了。
刘晓庆是这样解释自己引发物议的原因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当然也绝不例外。由于各人的性格各异，每个人的缺点也不相同。我桀骜不驯，不合潮流，不是个惟命是从的‘乖孩子’，不思悔改，招来众多人的非议是自然的，在中国，甚至可以说是正常的。”
这的确是客观之言——个人性格与传统观念相悖，招致非议是“自然的”而且是“正常的”。
她的这种剖析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当年由于电影《瞧这一家子》《神秘的大佛》招致无数非议和谣言的刘晓庆，又因为主演的电影《原野》在国内禁映再次身处谣言的中心，各种无端的猜测和传闻不胫而走，愈传愈玄。由于当时国内电影文化水平的普遍低下，再加上社会风尚的偏倚和落后，未必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欣赏刘晓庆扮演的角色，然而却一定有很多人愿意毫不费力也毫不负责地谈论她的婚姻、她的交际、她的“作风”等等。在这些似是而非的传言中，刘晓庆比以前更加“不正派”、甚至已经“近于无耻”了。香港的一家杂志率先登出了类似的消息，日本的报纸转载了这一“特大”新闻，接着，国内也有刊物予以登载。刚刚成名的刘晓庆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再一次成为是非漩涡的中心，她的婚姻也因此被逼上了绝路——谣言满天飞，刘晓庆的丈夫王立听而信之，夫妻关系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他们只好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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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牵往事堪回首，风霜刀剑等闲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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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中国，离婚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那种让人指指点点的日子，使刘晓庆痛不欲生。刘晓庆说：我已经十分不幸了，可是最不幸的还不是因为“离婚”，而是因为离婚的是一个“女明星”。
尽管刘晓庆一再提醒自己不要被这些毫无根据的流言所牵累，而要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艺术创作的天地中去，但现实却让她得不到一分钟的安宁。无论她走到哪里，总有人对她指指点点，暗地里戳她的脊梁骨；当着她的面，人们也投以怀疑、厌恶的目光，似乎很害怕沾了这个“坏女人”的邪气。在拍戏所住的招待所房间四周，常常聚满了好奇的人们。他们不厌其烦地打听、传说刘晓庆的风流韵事，对她离婚的细节详加盘问。而刘晓庆只好对那些“不怀好意”者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离婚的真正理由，期待得到别人的理解。
可是，不管她怎样诉说，人们仍然捕风捉影地从她的话语中找漏洞，再把她的话当作珍贵的秘闻四处传播。很快地，她自己说的话又变成面目全非的传言。
在拍戏过程中，连同一个剧组的人也对她充满了防范、戒备之心。时常有人突然破门而入，闯进她的房间“看看”；深更半夜，也有男同事们以接电话为借口，到她的屋子里来瞟一下；每当有男客人来访，更是有不知多少双眼睛在暗处投以审视的目光。更让她无法忍受的是，有关她的一切都成了越轨的嫌疑，某某人发现了她的拖鞋在某人房间里，转天她的什么东西又跑到另一个人的房间。还有绘声绘色宛似亲见的“新闻”：刘晓庆在半夜敲了某某的房门……
处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氛围之中，刘晓庆自然难过、委屈、欲辩不能。可谁又能理解她、相信她呢？
更让她痛苦的是，由于这些传言，北京电影制片厂在正式公布她为1982年的先进生产者之后，又莫名其妙地将她刷了下来；中国电影家协会迟迟不能批准她的入会申请；熟悉的人们和不熟悉的人们把她的形象越描越黑，大有把她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潘金莲”加以唾骂、批判的架势。
五花八门的猜忌与谣传以及庸俗不堪的窥探、以讹传讹等，远比刘晓庆的表演艺术能更快速地蜚声于世。
在此情况下，刘晓庆“不堪重负”了。一向自认为光明正大的她再也不想这样不明不白、窝窝囊囊地偷生了。她要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辩护。《我的路》由此诞生。
她在书中这样写道：
“我决心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说真话，将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及我认识的自己公之于众，让所有的公众判别是非曲直。我要写下我的自白书、宣言书、挑战书，发出我的呼喊。我找来了纸张，开始了《我的路》的第一页。我要写出我的个性，它曾给我带来无数的非议和白眼；我要写出我的观点，它们曾无数次被扣上“浅薄”、“谬论”的帽子；我要写出我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它一直被指责为“白专”、“不突出政治”、“个人奋斗”；我要写出我的志向、理想，它们一直被批评为“狂妄”、“骄傲”、“目中无人”；我要实事求是地写出我的道路，我要证明我取得成功既出于偶然又出于必然，我要告诉观众至今认识到的我的缺点和不足，我也要写出我的正直善良的心。我不阿谀奉承不吹拍拉扯，这一切我都要尽力真实地写下来，写出来。我尽力不做结论，只写事实，我解剖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的不愿意让人干涉却一直最多最大限度地被人干涉的个人生活，我解剖自己分析自己，袒露自己，用一把尖利的刀将自己弄得血肉淋漓，然后将它们交到观众的面前，我相信人的善良的本性，相信人们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
这是她的抗争，是她的自白，也是她的宣战书——她要向那些往她身上泼脏水的人宣战，向这些无缘无故泼在自己身上的脏水宣战。
“我的心、身体都已伤痕累累，我把这红彤彤的一个自己，呈现在大家面前：伪装已尽数剥去，那最后一块遮羞布也已揭开……”
《我的路》一发表，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超出了刘晓庆本人及一切文艺评论家的想象。人们没想到作为电影演员的刘晓庆也会写书，没想到她会写这样的书，没想到她会这样写书，更没有想到书的内容离经叛道、大言不惭到了人们无法忍受的地步，好像在有意挑逗人们那平和了数千年的心态和中庸了世世代代的神经。在习惯了客气、习惯了即便别人说你好你自己也要说不好的人们眼里，刘晓庆简直就是一个怪物。一时间，各种议论纷至沓来，刘晓庆再次陷入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海洋，她没有选择瑟缩，而是泰然处之，我行我素。
刘晓庆一夜之间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是知名度迅速上升，一方面是她本人的性格和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民间有谚：“虱多不咬，债多不愁。”经历了这场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刘晓庆忽然发现，身上的脏水太多了，反而没有了先前的负累，她得大轻松得大自在，从此在艺术舞台和社会舞台上更加放得开，更加随心所欲了。她悟透了一个道理：面对公众和媒体，不必再轻信，也不必按别人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她明白，自己就是再循规蹈矩，人们也不会相信她，倒不如甩开包袱，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来得更洒脱。她的思想方式进入了一个“自由王国”的境界——笑骂任由笑骂，我自走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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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牵往事堪回首，风霜刀剑等闲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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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又很幸运的刘晓庆选择了一个最适宜讲述故事的年代，这个年代最可能让她的故事造成轰动与侧目；而她讲述故事的口吻，无疑会使习惯于墨守陈规、谨小慎微的大多数国人难以接受。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仿佛都在刘晓庆的预料之中，好像她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所以她才写书，才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地写出了她想说的话。实际上，刘晓庆再聪明，也不可能事先预料到《我的路》发表之后引发的社会反响。如果说她恰恰是因为离婚、因为出书才声名鹊起，那不过是性格之使然——她的反叛精神，她倔强不屈的性格，她的“逆潮流而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她自然地做出了选择，以致无意中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名人。
刘晓庆的作品之火爆应该说出乎所有人的想象，而她也由一个单纯的电影人变成了一个艺术家、文化人、作家，这是许多名人、明星梦寐以求却得不到的。可是，即便是“出书”这么“简单”的事，要选择这么好的时机，使用如此狂放不羁的自述口吻，也不是每个名人都能做到的。刘晓庆做到了，虽属无意，却是必然。
客观地说，刘晓庆最大的魅力不是她的容貌，而是她独特鲜明的个性和勇气。这种个性和勇气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真实”。作为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拿着国家工资的普通演员，刘晓庆竟“大言不惭”地声称：“我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作为一个举手投足都引人注目的名女人，她敢于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要同居不要婚姻的观点；尤其是书中把她的成功完全归结为个人奋斗而不见“组织的关怀”和“党的领导”的表述方式，更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这一切，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女人来说，确实需要非凡的勇气。
《我的路》出版的年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没有走出“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