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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和我爱人就像是两个被吹起来的大气球，晕晕乎乎地飘回了家。
筹拍《281封信》期间，我帮着挑演员、排小品，见刘老师的次数就多了，有一阵子几乎天天见。
刘老师很忙，走路很快，手机电话不停地打，风风火火的，总是有很多事情。我问她把自己搞得这么忙、这么累干吗？她说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刘老师特爱开玩笑，但必须是熟人，无论有头有脸的要人，还是一般平民百姓，只要和她熟一点，都会被她开玩笑。大家一起吃饭或者聊天的时候，一定是她声音最大，话最多，说说这个，逗逗那个，像一只刚学会飞翔，在树林里兴奋乱撞的小鸟，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遇到不大认识的人，她才变得沉静。
趁刘老师赏识我，我开始闹着当导演。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自己都说不清我是怎么争取到导演这个职位的。我的争取自然有几分执著感人，也狂下了一番功夫表现自己，但刘老师最后居然真的答应了，还是令所有人意外，连我自己都不太敢相信。要知道，当时的我，毕竟没有任何实际的影视剧导演经验。
再后来，事情演变成《281封信》被搁置。在这期间，我获得了和孙树培导演联合执导我的另一部戏《少女总裁》的机会，有这么一个台阶，独立执导《281封信》的把握当然就会大一些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刘老师于我有莫大的知遇之恩。
刘老师说话很直，遇到不喜欢的人和事，她会立刻表态，直言不讳，所以肯定有人对她有意见。但刘老师遇到欣赏的人和事，也会立刻表态，大加称赞。长期以来，刘老师就一直很赏识我，我当然觉得刘老师又好又伟大。
除了在影视剧里，我从来没见过刘老师发愁的样子，包括税务风波前后。靖军被带走以后，刘老师和我通电话，多数时候竟然依然说《281封信》剧本怎么改，怎么拍，有时候我忍不住问那件事究竟严重不严重，她会答一句“挺严重的”，但语态之从容仿佛在说别人的事，还笑着说如果她进去了，要我给她送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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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快乐女孩刘晓庆—访牛朝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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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以后，2003年8月下旬，在玫瑰园又见到刘老师。去的路上，我是抱着恍如隔世的感慨准备好好安慰一番刘老师的，没想到，她那边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还是那么热情快乐，清瘦了些，反而让她显得更年轻更有活力了。倒是我嘟嘟囔囔地抱怨说我的手机别说被打爆，简直就没人打，反过来还要刘老师安慰我。
就要拍《281封信》了。刘老师还在横店的时候，打电话让制片主任通知我和所有演员，说如果这部戏我们火了，每人请她吃一碗面。后来又追问主任说了这事没有，主任说说了；又问主任我们答应了没有，主任说都答应了。刘老师是认真的，后来我跟演员聊起这件事，知道了她跟女一号约的是吃一种四川面，跟女二号约的是阳春面，而跟我说的是一种陕西面。
周围的人对刘老师有不同的称呼，有的叫晓庆，有的叫晓庆姐，有的叫老板，我称她为刘老师。因为，我真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一个人，总是快快乐乐的，忙忙碌碌的，如孩子般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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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雾里看晓庆（陈孝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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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孝英：喜剧美学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曾任中华喜剧美学研究会、中华梨园学研究会会长，现任中华曲艺学会、中国视协喜剧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幽默的奥秘》、《喜剧美学论纲》、《世界喜剧艺术概观》等53部著作，发表文章500篇。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获中国视协“特殊贡献奖”、“中国社科院优秀理论文章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数十项奖励。
他在《自传》中对自己人生的“错位”有这样的概括：“生于南国之滨，大半生却注定要在北京的四合院和西安的大杂院里度过；喜爱以形象思维见长的文艺创作，几十年教书和经商生涯却注定要跟枯燥的外文字母及阿拉伯数字打交道；性格本缺乏幽默因子，后半辈子却注定要与‘喜剧’结下不解之缘。”
2000年起他决定“换个活法”，下海从事文化产业。不料前半生只知读书写书的一介书生，在出任北京华百年传媒投资公司总经理后所遇上的第一个项目，竟是跟大名鼎鼎又刚刚取保候审的刘晓庆合作—作为投资方代表参与拍摄青春偶像剧《281封信》。通过与刘晓庆短短几个月的频繁接触，对她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诸多旧友的认识，于是我们便读到了下面这番有着文艺评论家独特眼光的审视。
人们说，刘晓庆是中国透明度最高的女人。
她自己也多次表白：“伪装已尽数剥去，那最后一块遮羞布也已揭开。”
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下了上面那个标题。
原因之一：经过各种善意的和未必那么善意的描摹、渲染、炒作乃至虚构和加工，她已被制作成无数个拷贝，但据我十分肤浅的近距离观察，那不是她，或者说只是雾里的她。
原因之二：在以往每次风波之后，她几乎都要感慨万分地宣布自己变得成熟起来，惟有最近这一次未见她本人宣布过什么，但感慨于她终于开始成熟了的人反倒日渐多了起来。然而越是这样，我越发从她的沉吟、沉思，乃至沉默中生出“雾里看花”之感，而且随着与之交往日深，这种感觉也在不断加深。
晓庆是涪陵人，其故乡素有“雾重庆”之称，我们不妨透过缭绕于山城上空的重重迷雾，来透视一下这位“像雾像雨又像风”的雾都“魔女”。
遍体鳞伤的雷者
20多年前，一部《小花》震撼了我们那一代人。没有一句台词的翠姑裸着膝盖在石阶上跪行，殷红的血水宛若飘零的花瓣滴落在布满青苔的石阶上。我记住了这个陌生而又大众化的名字—刘晓庆。
20年后，我作为电视连续剧《281封信》的出品人，和出任艺术总监兼主演的她共进晚餐，酝酿拍摄事宜。席间她劝我少点两个菜，我笑答：为了请翠姑吃这顿饭，我等了整整20年。
是的，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她吸引了我们几代人的眼球。
她所到之处，记者云集，行止坐卧，遂成新闻。甚至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皆有可能成为媒体的爆料。
她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一部《我的路》，曾使洛阳纸贵，引来万民声讨；一句“我是最好的”，更令习惯于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瞠目无言。
在这位笑傲影坛、浮沉商海、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艺术家兼文化产业经营者身上，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她睥视万物、我行我素的性格，却忽略了被这层狂傲外衣包裹起来的那种永不妥协的叛逆精神。
她似乎是个与生俱来的叛逆者。而且总是一叛到底，既不允许改良，也不俯就折衷。
她似乎是个与生俱来的行动主义者，总是走在奔向下一个目标的路上。
叛逆招来了流言和非议、批判和压抑。她的回答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抵拒。她不屑理会身上的脏水和脚下的雷群，对她来说，似乎周围空气中压根儿就不曾振动过那一阵高过一阵的围攻声浪。
她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而且听命于惯性和任性，把已经开了头的事干得更大、更快、更张扬。
她的性格已无力阻遏，她的狂热已无力降温，她的悲剧已无力回天。
于是，她不可避免地被自己的嘴和手伤害得遍体鳞伤。
她坦言：“我的心、身体都已伤痕累累。”
一家刊物披露她在秦城中曾对律师说：“从进来的第一天我便不许自己流眼泪，然而我没有做到。一个演员经常为虚构的故事流泪，谁又能在真实的遭遇面前不痛苦呢？我在体验我的生命低潮，也在体验别样的人生。”
从秦城出来之后，谈到自己在里面的感受时，她也说过：“从影以来总觉得天大的事我都有办法解决，‘进去’以后才知道我也有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时候。直到这时，我才觉得自己有多么无奈！”
这是一个遍体鳞伤的雷者舔着自己伤口时的痛苦反思。
无所不能者终于无可奈何。自信者终于不再自信。叛逆世界者终于开始叛逆自己。这就叫“物极必反”吧。
在我看来，这位遍体鳞伤的叛逆者一生中不仅总在跨越雷池，而且几乎永远都在雷阵。一般的人一生中上一回雷足以谈论一生，而她却不间断地奔走于若明若暗、星罗棋布的大小雷群之间。地雷炸断了胳膊，炸飞了耳朵，炸折了腰，然而硝烟散尽之后，人们发现，她依然没有停止甚至没有延缓自己飞奔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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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雾里看晓庆（陈孝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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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对世俗和陈规的叛逆无可非议，抵拒亦无须厚非，可是，当感性大于理性、意志大于思考、欲望大于认知时，这种搀有盲目性、偏执性和狂热性的叛逆及抵拒，是不是也会指错方向、甚至南辕北辙呢？
其实，真理与谬误仅一步之遥。乘上真理的东风，你会所向披靡；但若向谬误之渊偏出哪怕仅“一步之遥”，你也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这时，事物就会朝自己的反面转化，喜剧就会向悲剧交出接力棒。
要弄清这“一步之遥”最终的分水岭，实在是一场高难度的手术。得像谨慎的外科医生那样，一刀切下去，疮痍尽除而不上血肉。
脏水当然要泼掉，孩子却一定要留下。
我们的雷者终于安静下来，开始认真地反思了。
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呢？
不断越境的“不倒翁”
“不倒翁”是姜文对晓庆的评语。他说，晓庆“如同站在海洋中的冰块上，虽然履着薄冰，却总能从这块冰跳到那块冰，一直屹立不倒，是一个真正的‘不倒翁’”。
尽管“履着薄冰”，却能够始终“屹立不倒”，这确是她进秦城之前独特人生的独特写照。
是的，有一段时间人们发现，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她倒下，能够使她停下迈向目标的脚步。
在这位从来没有倒下过的“不倒翁”身上，人们追寻到的动因大抵是“意志”、“承受力”、“气度”之类，但似乎忽略了一个远非细枝末节的“奥秘”，那就是姜文所提到的她“总能从这块冰跳到那块冰”，即她一生都在不断地“越境”。
姜文的话客观地描述了她始终“屹立不倒”的行为过程，而我想强调的是：她之所以能够做到始终“屹立不倒”，是因为她具有不断“越境”的开拓性、创造性思维方式。
“我从来喜欢做新的事。”
“一个人没有必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反复证明一件已经被事实证明成功的事情。我喜欢体验不同的人生。”
这两句话引自她那本长达451页的《我的自白录》之409和410页。在与她合作拍片的过程中，她对我说得最多的、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也是类似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无药可救的弃旧图新者。痛恶恋旧，钟情创新。
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标新立异者。既不允许重复别人，也不允许重复自己。既不允许重复昨天，也不允许重复前天。既不允许重复失败，也不允许重复成功。即便是成功，也得透出一股新鲜劲儿！
所谓“越境者”，即跨越边界的人。边界是临界点，也就是危机之处。越境者往往要面对危机。晓庆本人说过，她“自己的人生其实是由一个个危机构造而成”。年轻的哲学家彭富春告诉我们：危机既包含着危险，也包含着机遇。越境者所跨越的最大的边界，是有与无、生与死的临界点。任何一个边界的转换都能为越境者敞开新的地平线，在那里可以看到大地上最美丽的风景：日出与日落。
她似乎一生都在有与无、生与死的临界点上往返跨越，危险和机遇永远同时与她相伴。边界成为这位冒险家的乐园，她乐此不疲，因为“越境”总能为她“敞开新的地平线”，从“日落”走向“日出”，从“无”走向“有”，从“死”走向“生”，从“危险”走向“机遇”。
对此，她本人有一段生动的自白：
“每个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做新的事是我从来的需求：学音乐够了就去拍电影，拍电影够了就去写书，写书后又录磁带唱歌。不满足再去做制片人，再不然出面办影展，开演唱会。和香港合拍了再与台湾合拍，演了正剧演喜剧，演完喜剧再演武打片。女皇演过了，垃圾婆演过了，温柔的、性感的、年轻的、年老的都演过了，剩下的只有演神经病、老处女了。”
曾经踌躇满志地扬言“这辈子我平静不了”的她，终于平静地坐在摄像机面前对吴小莉说：“我首先要承认的是我失败了”，“成名”和“成功”加上“渲染”和“夸张”造就了我的“张扬”，导致了我的“失败”。
不断越境的“不倒翁”实现了迄今为止自己的最后一次越境：从成功的峰巅跌入迷失的谷底。
但愿这次越境并非她人生的最后一次。
但愿一觉醒来，在“新的地平线”上，明天重新为她捧出一轮充满希望的“日出”。
我们的越境者经历过炼狱的洗礼之后，最终能否像一只火中的凤凰一样涅再生，成为人生真正的“不倒翁”呢？
我们将一起拭目以待。
霸气与柔情并存的“魔女”
一次朋友聚会，有人带来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得知此人居然不知“刘晓庆”为何人，她不能自已地出声喊道：“你怎么连刘晓庆都不知道？！”
在养育了她20多年的故乡涪陵，为了拍《皇嫂田桂花》，剧组和老乡发生了矛盾，她头脑一热，竟冲着乡亲喊了起来：“四川好不容易出来我一个刘晓庆，你们还如此刁难我，怪不得四川出不来人才！”
对于这种掩饰不住、也不打算掩饰的霸气，她自己的解释是：“假如我不嚣张，不咄咄逼人，不霸道，不口出狂言，就不是刘晓庆，大家就不认可。”
有人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种“有棱有角”、“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犹如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向‘媚俗’与奴颜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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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雾里看晓庆（陈孝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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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不主张用这样的方式去“挑战”国人的承受极限。
比如，一位和她相识、相知23年的女友告诉我：大概是帝王将相演多了，晓庆不自觉地把艺术人物的霸气带到现实生活中来，这让她吃尽了苦头。
比如，她的一位男友曾对她直言相劝：不要总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不要总对人家把你的年龄说大了耿耿于怀；不要总对人说你自己连门都不会开了，好像只有做不了小事的人才称得上大腕儿。
一次，我谈起因一句“我是最好的”所引起的那场声讨，她说她至今仍困惑不已：“我从不说别人不好，为什么就不能说自己好呢？”她的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舞台上演戏，如果多有几个人敢于像她这样公开宣称自己演得最好，不是既可以自勉，又可以激励别人共勉吗？然而，这显然为我们的国情、民情所不容。那么，究竟是她应该修身养性、削足适履，还是我们的观念应该改一改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告诉她：你尽可以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但不必勉强别人都承认你是最好的，更不能强迫别人都按“最好的”规格来对待你。前者或可称为“勇气”，而后者则不免被人视为“张狂”了。
应该说，走出秦城之后，她身上的这种霸气已经衰减了许多，但是，当我看到她的原部下必恭必敬地一口一个“老板”称呼她时，当她以自己特有的跳跃性思维将其属下指挥得团团转时，当她有意无意地打断旁人的话头时，我发现，当年那股霸气的影子在她身上依稀可辨，而且我朦胧地感到，这种挥之不去的霸气已深深地渗入她的性格体系之中，成为其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今生怕是难以更易了。
有趣的是，正是这样一个霸气十足的女人，常常使人感到又是一位柔情万种的女人。
那年她回家，目睹父母亲为了省钱大热天连空调也不开，结果全家都捂出了痱子，一向孝顺的她和母亲发生了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激烈争吵：哭天抹泪，声嘶力竭，最后嗓子全部失声。吵毕，她强行给全家制订开支计划，并要求家人留好全部账单，以备她下次回来检查。还威胁说，假如他们不按计划执行，她就把这些钱全部撕成碎片儿扔进大海去！
2003年8月，我第一次见到她和阿峰。阿峰和我是老相识，按惯例尊称我“陈老师”，她听了笑吟吟地接过话茬对我说：“你是阿峰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以后我也管你叫陈老师，行吗？”接着又冷不丁冒出一句陕西话：“你是阿峰的乡党（老乡），也是我的乡党，对吗？”她那半生不熟的陕西方言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