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67－1976年）之后，中国就进入了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传统观念首先是被毛泽东思想取代，接下来便是被市场“改革”所取代。在今天的中国，许多年轻人——尤其是沿海企业发展较快地区的年轻人——不再完全接受他们父母的观点；相反，他们的观念已经走向市场导向了——与美国年轻的牛仔们的观念很相似！
龙的传统的变迁及其影响
当代中国人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造成了大量的流浪人口——有些人甚至成为无家可归者。城市里工人队伍中许多新加入者原来都是农民，他们却发现自己挤进了一个似乎与过渡期的西方世界极为相似的世界中。在中国的企业聚集地区，传统的规则不再有效。当前中国一本畅销书是教导那些越来越不守规矩的都市人如何礼貌行事。
传统规则的变化使得牛仔们越来越难以理解中国人的各种观念和行为。有些中国人仍然完全恪守传统的儒家思想理念。还有一些中国人则更像是“两面人”——他们的言行中既渗透着传统的因素，又包含着现代因素；并且常常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对牛仔们来说，最有可能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要假定与自己打交道的中国人仍然遵循传统的价值观——除非他们的行为表明他已经不是如此了。
新革命与旧革命
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革命性变革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一下有关革命的问题，很快就会发现，革命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传统的与现代的。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大量传统的革命，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为数不多。西方则经历了一系列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传统的革命则很少。两者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语言学意义上的。
“革命（revolution）”一词本身指的是物体旋转或者围绕圆圈做圆形运动，正如天体的沿轨道运动。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该词的含义的话，人类进行革命的唯一结果，就是使一切又回到在没有任何外力影响下的状态。
中国的历代帝国经历了多次革命，许多革命都导致了那些实施压迫统治的王朝的覆灭，颠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经过一段动乱时期后，一切又恢复原样，一个新的家族根据上天的旨意重新建立起统治地位。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某个王朝所制定的法律中止了中国的对外探索与贸易活动；与此同时也限制了国内经济增长与发展。商人和军人的追求通常都遭到严重的阻挠。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这些革命的目的就在于保护那些使整个帝国保持完整的利益群体的和谐一致性。
当然，西方国家同样也经历了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如距今比较近的1848年，欧洲历史上的革命年——几乎所有这些革命都被传统的力量所镇压。但与西方国家历史上所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相比，这些传统革命的意义就大为逊色了。西方现代革命使得欧洲文明在大约16世纪的时候在经济发展和创新领方面过了中国。原地转圈意味着不可能有任何进步。
“革命”一词的现代意义与其字面意义没有任何关系。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意味着事物的彻底改变——不会出现反复。当然，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意味着曾经的一切再次出现。新的革命意味着惊人的巨变——有些情况下甚至可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正如法国在恐怖统治时期的情况。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政治革命发生于公元前3世纪，这次革命导致了帝国政府制度的诞生。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11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要求各方面都保持和谐的社会，不允许出现任何挑战。与此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出现的现代革命导致了罗马帝国以及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的诞生。甚至在此之前，西方世界的另一场革命已经导致了希腊城邦的出现。西方国家的政治革命并没有到此为止；中世纪相继又出现了几次革命，继而出现了现代的单一民族国家。随后发生的现代西方革命真正说明了这一现象：牛仔与龙真的是相当不同的动物。
一切都在家族中
接下来发生的西方现代革命开始于14世纪的商业革命。威尼斯尤其是鉴证了这一事实：商人们用精细的威尼斯布料和玻璃器皿进行国际贸易活动，从而赚取了大量财富。新的财富需要两种技能：创造性的制造能力和交易技巧。事实证明，威尼斯手工艺者的技能总体上说还是比不上中国工匠的技能。然而，新的贸易技巧则有着更为久远的影响。这些新的实践做法来自于古老的需要。
私有经济活动——不管是在农业领域还是在商业贸易领域——通常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展开的，在西方与东方都是如此。每位家长都认为您对家庭成员肯定要比对其他人更为诚实一些，只是因为您能够更容易地教导自己犯过错误的儿子。如果威尼斯人没有相当迅速地拓展他们的商业活动并且缺乏有生育能力的家庭成员的话，一切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东西方都是如此。我的帝国需要更多的后代。
第八章 变迁：变化中的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2）
直到今天，中国人对于以家族为单位成立私营企业这种做法仍然情有独衷，而西方人则喜欢那种没有什么人格身份的企业。即便是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地区——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那些移居他国的中国人也是严格按照家族管理模式经营他们的大企业。更年轻的家族成员远渡重洋到哈佛商学院学习，归来后却发现自己与家族之间出现了某些极为有趣的紧张。
由于没有足够的家族关系可以利用，杰出的威尼斯人与其他的意大利家族商人们想方设法通过其他途径确保与他们所雇佣的提供服务的代理人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国内国外都是如此。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所谓的复式簿记——这是防范盗窃方法的一种革命。迄今为止，人们的想法还是在盗窃现象尚未出现之前就采用利用自己那些更为值得信任的、不太可能出现盗窃行为的家族成员的办法避免被盗。现在，人们又采用加大隐藏商业欺骗难度的办法来防范盗贼。并且，尽管最近也出现了一些会计方面的丑闻，这种做法在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作用。
就那些雇佣非家族成员的西方人而言，他们对于下述问题也需要相当谨慎：如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哪些人有权力做哪些事情以及为此可以得到多少报酬等。现代合同法、私有财产权及其实施机制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近些年来，所有经历了七个世纪的发展并且最终被调整了的技术对中国人来说都是不小的震惊——他们一直都习惯于家族制企业和非正式的产权制度安排。
有关信任的另一个不怎么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安全（security）——或者准确地说是风险（insecurity）。在一个完全安全的世界中，信任是无关紧要的。在一个相当不安全的世界里——如中世纪的南欧与西欧，维护财产安全的防范措施的重要性超过了对会计方面为确保运输中的财产安全所提供的可信任的服务的需要。复式簿记也不能保证运输中的黄金不被盗贼窃走。
因此意大利人发明了汇票——一种书面的、可兑付的、可贴现的交易工具，需要受票人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持票人。汇票相对说来比较安全，使用成本也不高，因而几乎在所有的国际交易领域中都迅速取代了作为支付工具的金银。汇票可以贴现，因而它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国际银行制度的基础。此时期的中国，有关黄金运输过程中的安全从来都没有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统治阶层通过一些开明的统治政策确保了内部的和谐。
与中国人发明印刷的纸币相比，西方人发明的书面汇票所引发的变革有过之而无不及。两种发明所体现的天赋却各不相同。中国人使用的纸币拓展了多种艺术形式——造纸、艺术设计、制墨以及印刷技术本身。纸币进一步促进了国家内部和谐，因为它克服了硬币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使得国内交易更为便利。在皇帝统治的所有地区，纸币都有其价值，在其统治地区之外，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这也是为什么皇帝需要它的原因。西方人所使用的汇票外形上看比纸币要粗糙的多；但却引发了大量复杂的金融工具的诞生，包括我们今天所涉及到的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西方国家中封地的统治者们究竟是否喜欢这并不重要，他们无法阻挡这一趋势。
按时间付费
西方世界所出现的另一次重要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具有更为深刻的影响。到18世纪中期，那“黑暗的、恶魔般的磨坊”在大不列颠地区达到最高转速。在将西方与中国进行比较的时候，与工业革命有关的两件事情显然是相当重要的：时钟时间（clock
time）与机器（machine）。
工业革命时期的伟大的企业家们很早就发现，根据工人的产出为其支付报酬的做法永远都不能使得自己的投资有所回报：工人仍然能够控制自己的时间，并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调整工作节奏。另一方面，如果工人与企业家签订出卖自己的劳动时间的合同，就能使劳动力的效率更高——在存在大量资本设备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监工的监督可以保证这一点。节省劳动力的资本很快就创造出了比老式的、劳动密集的方法高出100倍的价值。古老工厂中的那尊巨大的时钟仍然在演绎着虚假的故事。
机器与后备军
卡尔·马克思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机器”的出现取代了大批从事传统的手工劳动的男男女女；在藏于英国图书馆中的马克思的著作中，他将这些人称之为“失业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the
Unemployed）”。远东的那些中国人同样也注意到了西方国家中那些再就业人们的苦难生活，他们为此感到有点心寒；并高兴地说，中国的社会制度不会产生这样悲惨的结果。
如果说牛仔们一直对机器带来的效率有着浓厚兴趣的话，而那些保守的中国人仍然对此有着深深的反感。一方想使工作时间尽可能得短，另一方则希望延长工作时间，这样每个人都可能有工作做。根据上天的旨意，皇帝通常对两件事情比较关注：人们丰衣足食并且都有足够的工作做。如果某台机器——如用来推动船艇逆水而行的运河水闸——能够提高公众福利的话，那当然也好；就让这种发明不断前进。如果某件工具——如一种新型的手推车——能够有助于农民养家糊口的话，那就更好了。
但是，中国人根本不会想象到用机器代替人。在和谐力量的作用下，中国的统治阶层能够从制度上限制商人阶层获得私人收益的机会——否则，这些商人很有可能会充分利用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研究出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的设备。西方国家的企业家们的确拥有这样的机会，并且取得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成果。
第八章 变迁：变化中的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3）
西方超过东方
那么，工业革命是否足以说明为什么西方的牛仔能够赶上并最终超过中国人的经济能力的原因呢？肯定不行。早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在经济领域已经赶上中国了。要更好地了解西方为什么能够赶超中国，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在中国于1949年开始的现代革命之前，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相比——是如何对待产业工人的收入的。在人民革命之前，哪些人胜出了呢？
首先，作为人类行为的一项原则，在任何社会中，能力较强的人往往从事一些未来可能获得最高经济收益的职业。今天，当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美籍华裔认识到在美国，更大的经济收益来自于管理和营销领域的时候，许多人都成了管理者和营销人员，有些人开始经营自己的企业。回到中国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会转而成为工程技术人员——不管他们是否乐意这样做。并不是哪个牛仔生而具有成为企业家的基因。
在古老的中国社会，私营企业家的收入似乎相当少。和谐论要求任何个人或家族都不能通过违背儒家原则的方式或者是通过使其他人失去工作的途径获得巨大收益。管理等级制度——从至高无上的皇帝直到底层的草民——为人与人之间遵循某种恰当的关系提供了保证：包括禁止那些处于底层的商人们获取收益。政府官员采用冠冕堂皇的“礼品”的形式取得商业收益，每一级官员都要给他们的上司“送礼”，直到社会最顶层。
当然，任何时候，在政府机构这棵大树上，只有这么多的管理职位。围绕这些政府职位而组织的全国性考试的竞争相当激烈：开明的政府通常为那些最富有创业精神和聪明才智的中国人提供最为丰厚的经济回报与社会回报。向处于等级层次上较高层次的官员交纳的贡品就为他们获得从税收中取得收益以及通过为政府服务取得回报的权力奠定了基础。中国人为了能够进入政府部门而展开竞争。
与此同时，在西方，思想领域的一场革命使得人们得到了自己劳动的果实。利润落到了私有企业的名下。准确地说，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国家，是因为他们强调和谐一致的制度激发了公共的寻租行为，并且限制国家中那些最为聪明的个人与家庭追求利润的行为。在西方，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在东方，一切一如往昔。
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来到中国
西方国家中的现代革命力量使得社会几乎处于一种持续变迁的状态——从中世纪后期一直持续到今天。牛仔们仍然保持着一种不断变化的形象，在不断变化、技术成果丰硕的世界中飞速前进。而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远离技术力量——直到1949年。后来，毛泽东的胜利开始了旨在打破有着2；200年停滞不前的历史的中国现代革命。中国社会自此开始进入持续变化的状态。
对那一时期的牛仔来说，中国爆发的共产主义革命似乎是相当大的威胁。政治革命本身就让西方人感到恐惧，他们已经习惯于采用和平投票的方式选举政府（在意大利尤其如此）。西方人忘记了这一点：中国一直是处于王朝统治之下，除了革命，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来改变统治他们的政府。在中国，如果到了对平民大众来说一切都已经变得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爆发革命。
牛仔一直都很重视中国的共产主义特点——无神的共产主义。1949年以后，西方学者对于下述问题始终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信奉的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与他们的传统相差如此之大；毕竟，共产主义是19世纪一名来自德国的移民在英国图书馆里设想出来的，而这个人一生中所从事的其他一切事情都失败了。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一个简单的真理：1949年的革命实际上是努力去改变国家所继承下来的文化，而不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与信仰。中国人的那些与权威有关的公开的颂歌一直都是：随便你相信什么——只要你远距离统治我们，不要从我们这里窃取太多的东西。
革命之后，牛仔们想当然地认为，新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向着西方国家的轨道发展的态势意味着中国想加入现在已经解体了的苏联，以创造世界上唯一的工厂——这是共产主义的恶梦般的乌托邦。事实上，中国新的统治阶层的目的仅仅在于驱逐国外侵略者，重新找回民族自豪感和国家主权——并且重振濒临危机的经济。
显然，西方国家支持的是国民党这匹错误的马。国民党的领导者蒋介石试图以所有皇帝都采用的古老的方法统治大众，最终失败了。最终使他赢得权力的那场革命仅仅是了另外一场老式革命的开始——试图使一切返回到传统的权力关系状态。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性质则具有相当不同的性质，极少数美国人能够真正理解。
国民党“失去”中国的原因与许多同样失去其王朝控制的统治政党的原因一样——贪婪地过度掠夺百姓财富以致于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也导致民众丧失信心。蒋介石总是以自己已经拥有整个中国、中国民众都是他的“孩子”的身份行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天下，因为他密切联系中国各地的民众，因而赢得了信任——这是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
革命到来了……
女人撑起半边天——中国谚语
第八章 变迁：变化中的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4）
毛主席面临着一个很独特的难题。古老的皇帝们已经建立了相当牢固的结构——要比任何人所知道的都更为牢固。因此，表现看上去，中国似乎既无法在文化方面适应现代社会力量，也不能依靠科学与技术驱动经济的发展。有碍于任何变革的巨大的障碍因素似乎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