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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石党运动”
黎塞留和路易十三相继病故后，法国由太后安娜摄政，因为太子路易十四当时只有五岁。实际上，那一时期真正的掌权者是首相马萨林。虽然马萨林继续执行黎塞留的内政、外交政策，致力于巩固王权和争霸欧洲的事业，但他为人贪婪，挥霍无度，不同程度地侵害了各阶级的利益，很快就成为众矢之的，最终导致了“投石党运动”。“投石觉运动”也称“福隆德运动”，“福隆德”是法语“fronde”一词的音译，意为投石器。在这次反叛活动中，巴黎人曾用这种器械投射马萨林同党的住宅，因此这次有组织地向政府发难被称为“投石党运动”。运动分为两个阶段：“高等法院的投石觉运动”和“亲王的投石觉运动”。1648年，巴黎高等法院拒绝批准政府的税收措施，由此触发了“高等法院的投石党运动”。运动的目的很明确，一要扩大高等法院的权力；二要以立法的形式限制王权。这些要求遭到马萨林的严辞拒绝，他还下令逮捕了两名法官。巴黎市民随即筑起街垒，举行起义。一些大贵族乘巴黎起义之机，举兵反叛国王，这就是运动的第二阶段——“亲王的投石党运动”。起兵者以统领西南各省的孔蒂亲王为首，于1650年至1653年间以武力反对马萨林，企图瓜分国家政权。这一阶段运动的性质，已由宪法争端转向了个人争权夺势。“投石觉运动”是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贵族势力对君主政体的最后一次挑战。两次“投石党运动”都被王权所平息。
四 “太阳王”路易十四亲政“投石党运动”以后，中央王权进一步加强，一个空前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即将出现。1661年，马萨林去世，二十三岁的路易十四亲掌大权，宣布“朕即国家”。在此后的五十五年中，他不再设首相的职位，独揽国家政权。他自称“太阳王”，认为臣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国王的意志就是法令。他在巴黎郊外营造了豪华的凡尔赛宫，将大批贵族移居到那里并给予丰厚的俸禄，使他们乐不思蜀，无心反叛。实际上，“投石觉运动”的失败就足以表明，封建贵族在当时已无力与强大的王权抗争。路易十四善于用人，他任命的财政总监柯尔柏为繁荣法国的经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前期，国内的手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都有了空前的发展。从十六世纪末胡格诺战争结束到十七世纪中叶，法国一步步走向强盛，路易十四时期产生的绝对王权是欧洲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典范，也是法国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鼎盛的标志。
五古典主义产生的必然性
作为法国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古典主义思潮是随着君主政体的逐渐强盛而发展起来的。中央王权在要求全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高度统一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对于文学艺术的监督与控制，古典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君主政体对文学创作的根本要求是：尊重封建等级观念，赞誉“贤明君主”，强化中央王权。为了适应这些需要，从创作用语到表现形式都应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古典主义的形成也就首先表现为对法语和文学体裁的规范化整理工作。十七世纪初，毕生提倡语言“纯洁化”的宫廷诗人马莱伯第一个担当起这个任务。到了三十年代，法兰西学院的成员对语法、诗法和修辞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语言、文学的规范化工作全面展开。进入路易十四时代后，文艺理论家布瓦洛总结了古典主义作家们的经验，确立了一整套从内容到形式都符合绝对王权要求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这样，古典主义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就成了政府承认的官方的艺术创作方法。
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就摒弃了中世纪的艺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推崇备至，可以说这是最初的古典主义倾向。此后，这种倾向由意大利传入了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那里的作家也曾就古代大师们的创作方法进行过探讨，但古典主义并没有成为上述各国文学发展的主流。只是在十七世纪法国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古典主义才找到最适合自身发展的土壤，遵循这种理论创作出来的古典主义文学作品，在这片国土上大放异彩。
王权对于古典主义文学的扶植与监控
古典主义为什么能够在法国文坛中占据统治地位并久盛不衰呢？除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官方的大力扶植与资助。
一 国王对作家的封赏与庇护
为了招揽文人学士，君主政体制定了一系列抚慰性措施，例如颁发奖金、授予津贴、加封头衔等，古典主义作家大都领受过此类“殊荣”
早在亨利四世时期，封赏作家之风就已开始。法国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莱伯因当时写了几首赞美王室的颂诗，就被请入宫中，作为官方诗人供养起来。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者高乃依，在创作初期受到首相黎塞留的注意，随后被吸收进五人创作班子写喜剧，这样他就可以享有一笔丰厚的年俸。悲剧作家拉辛，也因歌颂国王多次受赏。文艺理论家布瓦洛，一次在宫廷中朗诵自己的诗作，路易十四听罢，当场宣布赐给他两千法郎的年金。就连与下层阶级有所接触、对穷苦人的悲惨境遇怀有同情感的喜剧大师莫里哀，也接受过官方的恩赐，得到过国王的庇护。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官方拟定了作家名册，正式建立了政府颁发年金的制度。
官方对于古典主义作家的扶植与资助，本意是拢络文人，使其为巩固君主政体效力。但客观上，这种作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古典主义作家，促进了古典主义文学的发展。这里不妨举个例子。1659年，莫里哀的剧团在巴黎上演他来巴黎后创作的第一部喜剧《可笑的女才子》。这部剧讽刺了法国上流社会附庸风雅的丑态，揭露了贵族社会的生活的空虚本质。莫里哀把上流社会所推崇的“高雅”情趣搬上舞台加以嘲弄，触怒了巴黎的贵族，使得该剧一度被禁演。路易十四得知这部剧后，对其中嘲讽贵族习气的倾向颇为欣赏，曾几次亲临王宫剧场观看演出。国王的支持，使巴黎的舆论倒向了莫里哀一边，但也加深了贵族集团对他的敌意。不久，反对者拆毁了剧团的演出厅，妄图使莫里哀及其剧团在巴黎无处安身。在这危难之际，路易十四把王宫剧院拨给莫里哀等人，作为他们固定的演出场所。由此观之，古典主义喜剧得以创立和发展，与王权的庇护是分不开的。
二法兰西学院及其主要成员
在对作家行赏赐衔的同时，王权丝毫没有放松对文学艺术的监督与控制。政府除了建立出版检查制度外，还创设了法兰西学院（或称法兰西学士院），目的是以组织形式保证统治者的意志在文艺领域中得到贯彻，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观念。
法兰西学院正式成立于1635年，倡导者是当时的首相黎塞留。学院是官方的学术团体，由四十名院士组成，其中包括作家、文艺评论家、诗人和学者等。学院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文字，修订语法；确立统一的美学原则；注意当前的创作动向，对不符合君主政体要求的作品进行干预。为了提高进入学院的作家和学者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见解和作品在公众的心目中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政府授予学院院士“不朽者”的称号。同时还规定，院士的名额为四十位，实行终身制，只有当某位院士去世后，才能通过内部选举增补新人。
在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中，夏普兰（1594——1674）是应首先提到的一位。他是官方的文艺评论家，深得宫廷的宠信，在古典主义形成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从他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君主政体对于文学的干预与影响。1636年，高乃依的悲剧《熙德》在巴黎上演，受到广大观众欢迎，但一些贵族文人却对此大肆诋毁。黎塞留对剧本也不满意，在他的示意下，法兰西学院以权威的口吻发表了《法兰西学院关于＜熙德＞的意见》，对剧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份意见书的执笔者就是夏普兰。当时，学院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中贯彻工权意志的工具，面对由夏普兰起草、体现当权者意志的意见书，高乃依自知无力还击，不得不俯首就范，这件事在法国文坛曾轰动一时。作为文艺批评家，夏普兰认为，评论具有与科学相似的严格性，评论是达到真理、提高认识的一种手段。在他的影响下，法兰西学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条的、理性的和分析的评论理论。所谓“教条的”，是说既然文学作品有优劣之分，那么就得有一套判别良莠的法规，评论家就是执法者。所谓“理性的”，是说作品的长处和短处可以通过逻辑论证加以解释和说明。所谓“分析的”，是说整体美由许多个体美构成，评论家可以通过分析每个局部的价值来判断整体的价值。另外，夏普兰还为政府财政部门拟定了作家名册，参与了建立官方颁发年金制度的工作。
除了夏普兰以外，法兰西学院中比较重要的成员还有孔拉尔（1603——1675）、沃日拉（1585——1650）和巴尔查克（1597——1654）。法兰西学院成立以前，一些作家经常聚集在孔拉尔的寓所中谈论政治和文学问题，这使黎寒留产生了组建一个官方学术团体的念头。学院成立后，孔拉尔是首任秘书长。沃日拉是语法学家，1647年他发表的《法语考评》被后世法国语言学家视为语言史上的里程碑。他提倡语言的规范化，反对随意编造新词，认为宫廷语言是“好的语言习惯”。《法语考评》问世后，很受欢迎，一版再版。高乃依等人在创作时都必备此书，以作参考。沃日拉还主持过一段《法兰西学院字典》的编纂工作。
巴尔查克开创了书信体评论这一形式，他的书信集共二十七卷，内容涉及政治、宗教、道德和时尚等方面。他认为，文学作品首先要明晰，作者应懂得怎样遵循逻辑顺序并选用准确的词汇来把事情说清楚，以“尽力使妇女和儿童理解”。他写作时，不但力求逻辑合理，语法规范，而且特别注重选词准确。他强调要尊重习惯用法，即巴黎上流社会的用语。巴尔查克把外省方言和古文都置于“习惯用法”之外，加以摒弃。在他看来，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各有用场，不可混同。对于因用词不当而造成的不和谐效果，他作了十分形象的描述：“有些词约定俗成地用在诗句中，而不适合于散文……象写诗那样来写散文，在通常的交往中尽用些稀奇古怪的词汇，就等于在宫殿或教堂里身着舞衣，就等于在戴草帽、穿便鞋的人群之中头顶高冕，足登统靴，……”。巴尔查克对散文形式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人们常常把他和终生致力于语言规范化工作和建立古典主义诗法的马莱伯相提并论。
除了对那些不符合王权要求的作品进行干预外，法兰西学院的成员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制定文化领域中各种规范化准则的工作之中。法兰西学院对于古典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
文学史表明，任何一种创作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哲学基础，古典主义也不例外。十七世纪，法国出现了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笛卡尔，正是他的唯理主义理论为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提供了哲学基础。
笛卡尔 （1596——1650）出身于贵族家庭，曾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过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漫游过许多国家。1629年以后，他隐居荷兰，潜心著述，1650年在瑞典病逝。笛卡尔最先把人类思维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人的理性自由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程。他的哲学思想对于欧洲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本人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
唯理主义是一个哲学派别，认为理性是获取知识的主要源泉，感性知识是靠不住的。这里需要简单地说明一下，所谓“理性”是指哲学中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与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讲，理性是与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相对的能力。笛卡尔的唯理论就是理性至上的哲学，他在1637年发表的第一部哲学专著《方法论》中，提出了一个在哲学界影响极大的命题：“我思故我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笛卡尔把理性强调到何等重要的程度。他认为感性材料具有欺骗性，只有理性才是获得知识的唯一手段和判断真理的根本准则。他大力倡导对事物进行科学分析，明确肯定事物的可知性，反对各种神秘主义的学说。笛卡尔公开斥责经院哲学是“伪科学”，认为“愈研究它，就愈不易正确地了解真理”。他的哲学在当时具有抵制中世纪哲学、反对盲目宗教信仰的进步意义。但笛卡尔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几百年来形成的中世纪封建神学理论的影响，是一位把“灵”与“肉”截然分开的唯心主义的二元论者。他曾开诚布公地表示，要“服从我国的法律与习俗，坚决奉守由于上帝的恩宠使我从小就受它教养的那个宗教”。
下面让我们看看，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哲学对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产生了哪些影响。笛卡尔在《方法论》中，提出“思想应有条理”，科学的认识必须“明白与确切”的方法准则。就美学而言，他主张制定出严格的规则，以使文学艺术体现理性的标准。在1644年出版的《哲学原理》中，他对伦理学的一些问题作了简要的论述，认为“灵”与“肉”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条件反射进行的，但心灵或意志力能够控制本能的冲动和生理上的欲望。他强调，肉体的卫生是重要的，但同时也需要精神上的卫生。笛卡尔的这些观点，在古典主义文学中发展成为克制个人情欲、履行公民义务的原则。我们在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中，可以看到笛卡尔理论的明显印记。古典主义的文学理论，崇尚理性，重视规则，要求作品层次清楚、结构明晰、逻辑性强，这与唯理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笛卡尔的唯理论不仅为古典主义文学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还在下一个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启蒙主义者的思想旗帜。
伽桑狄 （1592——1655）是与笛卡尔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著名哲学家。他继承了古希腊机械唯物论的原子说，认为万物皆由原子构成。在代表作《哲学论文》中，他否定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强调归纳法，认为感觉是知识的首先来源。伽桑狄反对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和教会所提倡的禁俗主义，恢复和发展了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的快乐论，认为幸福 （灵魂得安宁、肉体无痛苦）就是人生的目的，而善行和幸福是一致的。伽桑狄曾作过莫里哀的同学沙派耳的家庭教师，据说他俩（莫里哀和沙派耳）一同听过课。实际上，在笛卡尔与伽桑狄之间，莫里哀更接近后者。伽桑狄的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利益，对莫里哀的喜剧创作影响较大。
贵族沙龙文学与市民写实文学的对立
一 两种文学的对峙
古典主义是十七世纪法国文学的主流，但在该世纪上半叶君主专制制度巩固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两个彼此对立的文学流派同时存在，这便是以矫揉造作为特点的贵族沙龙文学和以粗俗旷达为特点的市民写实文学。这两种文学的对峙，是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下层市民之间的相互矛盾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我们知道，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文学领域中，体现君主专制政体要求的是古典主义。与此相反，贵族沙龙文学和市民写实文学是在封建王权受到挑战、分立主义大肆泛滥之时兴盛起来的，因此古典主义文学必然要在反对和抑制这两种文学流派的斗争中开辟自己发展的道路。贵族沙龙文学和市民写实文学是各走极端的两个流派，彼此的特点泾渭分明，毫无调和的余地。但古典主义文学与这二者的关系，就不仅仅体现在简单的对立上了。首先，许多古典主义作家都是贵族沙龙的常客，因此，他们在抨击雕琢矫饰的沙龙文学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古典主义悲剧的过分典雅的风格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市民写实文学的作家具有比较激进的民主思想，他们蔑视封建道德，提倡按个性自由进行创作，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