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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矫揉造作派文学
在西方艺术史上，一般把十七世纪称为“巴罗克时代”。“巴罗克”源出葡萄牙语的“barroco”一词，意为“不合常规”，特指各种外形有瑕疵的珍珠。巴罗克风格形成于十六世纪末，盛行于十七世纪，主要体现在当时的建筑样式和绘画艺术上，其特点是：气势恢宏，色调奢华，线条多变，富于动态。在十七世纪末以前的艺术批评中，“巴罗克”泛指各种稀奇古怪、离经叛道的事物，进入十八世纪后，该词便具有了贬义色彩，用来指称违反自然规律和古典艺术标准的作法。
矫揉造作派文学是巴罗克风格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其特点是：格调衰颓消沉，内容离奇怪诞，语言纤巧雕琢。意大利诗人马里诺（1569——1625）和西班牙诗人贡格拉 （1561——1627）是西欧矫揉造作派文学的奠基人，他们对法国沙龙文学矫饰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马里诺和贡格拉的生活态度是悲观的，在他们的眼中，世界充满了怪诞的结合，一切都支离破碎、杂乱无章，人生虚幻如梦。在创作中，他们常常把相互排斥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并信手造出许多奇特的比拟，以达到语出惊人、惹人注目的目的。这类例子很多，象“贫困的富人”、“快乐的痛苦”、“甜密的地狱”等。在他们诗歌中，星星是“安葬白日的火炬”；女人的樱桃小口是“诱人的监狱”；人生是“追求阴影的狂兽”。矫揉造作派文学从意大利和西班牙传入了法国，我们可以在贵族沙龙文学中看到它的种种表现。
三朗布耶侯爵夫人公馆
十六世纪末法国国内宗教战争结束后，大批贵族离开他们世代相传的庄园，逐渐汇集到凡尔赛宫和巴黎，这是贵族沙龙文学产生的社会条件。这些人饱食终日，自命不凡，与资产阶级“老粗们”的审美趣味势不两立，于是便组成了自己的社交小圈子。他们聚在贵妇人的客厅中谈论政治和艺术，朗诵诗歌和剧本，久而久之，“沙龙”（Salon，法语意为“客厅”）就成了贵族阶层社交集会的代名词，沙龙活动的参与者所创作的诗歌、小说、剧本等作品统称为沙龙文学。
沙龙之风从路易十三时期开始盛行，其中以朗布耶侯爵夫人 （1588——1655）的公馆最为著名。这座豪华的宅邸座落在圣托马大街，与卢浮宫毗邻，朗布耶侯爵夫人从1608年开始在这里主持由社会各界名流参加的聚会。侯爵夫人的父亲与前面提到过的西班牙诗人贡格拉相识，她的母亲祖籍意大利，与巴罗克诗人马里诺有交往，因此，朗布耶沙龙最先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矫揉造作派作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十七世纪上半叶，几乎整个法国上流社会的雅士文人都亲临过朗布耶公馆，并都以能跻身于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社交圈子为荣。马莱伯、夏普兰、高乃依和巴尔查克等人，也都是那里的常客。朗布耶侯爵夫人的原名是卡特琳·德·维沃娜，但由于卡特琳（Catherine）这个名字与她高贵的身份不太相称，奉承者便把其中的字母打乱，重新排列，煞费苦心地组成一个个新的名字加以选择。最后，马莱伯送给女主人的雅号“阿尔泰妮斯”（Arthénice）被众人采纳了。朗布耶公馆不仅是文艺界人士聚会的场所，也是政治反对派的活动中心，“投石党运动”的领导人在那里被尊为上宾。
四沙龙文学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由于当时贵妇人在沙龙中的作用十分显著，一些作家便专写纤巧的情诗和谄媚的书信以取悦于她们。这方面的代表是伏瓦蒂尔 （1598——1648）。在朗布耶公馆，女主人的女儿朱莉是人们赞扬和恭维的主要对象。朱莉从孩提时起就习惯了男人对她表示敬意，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得到过那么多各种体裁的赞美诗。人们把她比作缪斯 （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音乐、天文等方面的九位女神的通称），比作百花，比作女神。伏瓦蒂尔则另有高论：朱莉被心怀嫉妒的的神仙变成了金刚石，这块宝石虽然精美绝伦，但是冷漠、固执、高傲，任何力量都无法打碎，经得起铁与火的洗礼。溢美之词，至此而极。
除了书信和短诗外，沙龙文学的作者还创作了长篇田园体小说和长篇历史体小说。田园体小说是在封建时代初期的骑士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循世倾向。奥诺里·杜尔菲 （1568——1625）的《阿丝特里》是这类小说的代表。故事的大意是：牧羊女阿丝特里是牧羊人塞拉东的情人，塞拉东由于无端受到阿丝特里的猜疑，在绝望中投河自尽，但被仙女救起。此后，他便乔装成牧羊女，与阿丝特里朋友相称，直到阿丝特里亲口提出要他恢复原貌，二人才又言归于好。虽然作品的情节并不复杂，但书中数不胜数的穿插事件把故事越拉越长，结尾时全书已达六十册，前后共用了二十年才发表完。正是因为《阿丝特里》迎合了长期战乱后贵族们逃避现实的情绪和留恋昔日安逸生活的心理，法国贵族社会在整整三十年间都一直为书中男、女主人公的命运而叹息。
长篇历史小说一般描述和表现王公贵族的尚武精神和冒险轶事，主要作品有贡伯维尔（1600——1674）的《波勒山大》和卡普勒内德（1609——1663）的《卡桑大》和《克莱奥帕特》。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作了理想化处理的法国贵族，其特点是勇武而多情，为了博得情人的欢心，他们不惜冒死与仇敌决斗。后期历史小说在题材上有一些变化，女作家斯居戴利 （1607——1701）与其兄合著的《伟大的西律斯》和《克雷里》已不再表现贵族勇武多情的风采，而是假托古波斯、古罗马的题材对贵族心理情感进行刻画。《伟大的西律斯》曾畅销一时，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历史小说的结构松散，篇幅冗长，一般都有四、五千页，其中《伟大的西律斯》竟达一万五千页。
十七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沙龙中的矫揉造作之风日甚一日，没落贵族终
日沉醉在自我标榜的玄想之中，沙龙文学已呈颓势。当时沙龙中流行的“雅语”已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例如“眼睛”叫作“灵魂的镜子”；把“喝水”说成“一次内部的洗浴”；称“镜子”为“丰韵的顾问”；“跳舞”则要说成“赋予我们脚步以灵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更为荒唐的是，沙龙作家竟使他们笔下的古代人物也同操这种“雅语”，试问这是何等的不伦不类！1659年，莫里哀的剧团首次上演了他的喜剧《可笑的女才子》，对这种矫揉造作的沙龙习气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与挖苦。其他一些古典主义者，如布瓦洛，也都对这种不良习气有所指责。
五市民文学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
与沙龙文学逃避现实的倾向相反，市民写实文学力图使读者返回现实生活，主张真实地反映世界。这类作家不受文学戒律的约束，力求按个性自由进行创作，表现出资产阶级下层市民在文学上摆脱王权控制的倾向。市民写实文学的作者也被称为“自由思想派作家”，早期代表是讽刺诗人雷尼埃（1573——1613）和德·维奥（1590——1626）。他们反对以朗布耶公馆为代表的沙龙文学的矫饰之风和马莱伯的诗歌理论，提倡“真诚”和“自然”的创作风格。他们的作品数量不多，内容有对于社会寄生虫的嘲讽，也有一些文学论战性的诗作。
市民写实文学的主要形式是小说，比较重要的作家有莱索尔（1599——1674）、斯卡龙（1610——1660）、菲尔蒂耶（1620——1688）和贝尔日拉克（1619——1655）。这类小说侧重反映世态习俗，风格粗犷滑稽，充满蔑视封建信条的反叛精神。这里着重谈谈莱索尔的作品。索莱尔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是一位具有激进的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法兰西弘的真实趣闻》，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的讽刺手法，被法国文学史家兰桑（1857——1934）称为法国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者描述了主人公法兰西弘在流浪中所碰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奇遇，反映出十七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的世态人情。书中除用了大量的戏谑语和粗鄙猥亵的双关语之外，还有不少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见解，例如“人间的安乐幸福是公共的财富，它不应成为独有的特权而应属于任何一个个人。”为了毫不粉饰地反映生活，索莱尔为这部作品选择了“卑微的”主题和“卑微的”主人公，他认为那些卑贱的行为能永远引起人们的兴趣。他还借书中人物之口，抨击了沙龙文学的田园体作品：“牧人们象哲学家一样大发议论，象最会献殷勤的上流社会人士那样表示自己的爱情。怎么会有这样的怪事呢？……真的，世界在这里是倒转过来了。”当时一些作家常把自己的作品题献给达官贵人，针对这种风气，索莱尔在书愤然发问：“难道我们应在一小撮因托天之福、赖世袭财富而掩饰缺点的人们面前卑躬屈节吗？”强烈的反封建意识跃然纸上。他的另一部小说是《胡闹的牧羊人》，书中的主人公沉溺于《阿丝特里》之类缠绵哀惋的小说的意境之中，无法自拔，以致干出种种蠢事。显然，作者把讽刺的矛头直指贵族沙龙文学。值得指出的是，索莱尔并不完全否定古典主义的原则，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说：“事实上，他们 （指古典主义作家——著者）的那些准则不过是力求使诗歌更畅达，更合乎理性，谁又不愿意让诗歌达到如此完美的地步呢？虽然有人对我说，按照既定的规则写诗既困难又不方便，可是假如完全不遵守这些准则，那么随便什么人都会插手文学事业，艺术也就庸俗化了。”但他认为，古典主义诗歌有两个致命的缺陷——脱离生活；脱离人民。
斯卡龙的风格是欢快中略见轻佻，代表作《滑稽故事》描写了一个巡回剧团中喜剧演员的舞台生涯，暴露了法国各地的时弊。菲尔蒂耶的 《市民故事》，对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企图跻身于贵族行列的心态进行了剖析，体现出作者深刻的洞察力。贝尔日拉克创作的《月亮上的国家和帝国的趣史》和《太阳上的国家和帝国的趣史》，是宣扬无神论思想的科幻小说，伽桑狄的影响在书中清晰可见。
市民写实文学反映了资产阶级下层市民的思想与情趣，它继承了十六世纪人文主义作家的传统，表现出一种乐观旷达的精神。绝对王权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在这种文学中不仅得不到反映，而且还常常受到故意的违反。市民写实文学贬低并嘲笑一切所谓“高尚”的东西，蔑视古代文明的权威性，因而不带封建文化的色彩。但这类作家的创作技巧显然是不成熟的，就大多数作品而言，结构松散，人物平淡，语言不精。因此，市民写实文学未能流传久远。
贵族沙龙文学和市民写实文学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流派，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它们谁也无法在法国文坛上取得统治地位。当古典主义文学在封建王权的扶植下迅速兴起后，这两种文学的影响便逐渐消声匿迹。
来龙去脉须明了盛衰消长亦有因
——古典主义的形成与古典主义文学的发展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创始人——马莱伯
早在十七世纪初，马莱伯（1555——1628）就以全民族语言文学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开始从事语言规范化和确立古典主义诗法的工作，因此被公认为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创始人。
马莱伯的父亲在地方法院任职，他希望子承父业，想把马莱伯培养成一名法官。但在马莱伯的童年，国内爆发了胡格诺战争，随着战火的蔓延，他不得不中辍学业，四处流离。战争结束时，他已经三十九岁，其父的愿望终未实现。在马莱伯个性形成的过程中，法国人文主义者佩雷斯克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佩雷斯克是文物收藏家，学识渊博，兴趣广泛，马莱伯与他有密切的交往。
1587年，马莱伯首次发表诗作《圣彼得的眼泪》，但这只是他人之作的复制品。1600年，他写诗颂扬亨利四世的新王后梅迪奇，知名度随之提高。1605年，在友人的资助下，他来到巴黎向国王亨利四世敬献颂诗，赞美王权：
哦，我们全权的国王，你的威力广大无边！
你的计划十分美好，你的道路无限光明！
他拥护中央集权的国家，相信全民族的向心力必定会战胜猖獗一时的无政府势力。亨利四世把他留在宫中，封为“宫廷诗人”，当时能获此殊荣者寥寥无几。
马莱伯是一位严守理性的诗人，他的信条是：理性是艺术家创作时唯一的向导。他一贯强调，艺术领域中的一切都必须服从统一的理性的支配，认为创作中毫无约束的激情只能破坏和扭曲艺术家的构思，使作品的结构失掉完整性，使作者的意图失掉鲜明性。马莱伯把促进法语规范化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认为语言既是表达思想的媒体，就应该清晰、准确、和谐。他反对把外来词汇引入本国语，反对使用方言俚语，力图以平民语言为源泉，以宫廷用语为标准，提炼出一种全国通用的“纯粹的法语”。马莱伯死后，法兰西学院编纂了卷帙浩繁的《法兰西学院字典》，目的是为作家提供规范的创作用语。这部字典摒弃了一切行业用语和方言土语，体现了马莱伯对于语言改革的主张。
除了“纯洁”语言外，建立诗律是马莱伯一生中另一夙愿。说到诗律，有必要简单提一下法国十六世纪的“七星诗社”。那是一个由七位人文主义作家组成的文学团体，其中以龙沙 （1524——1585）和杜·贝雷（1522——1560）最为著名。诗社的宗旨是以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为借鉴，对法国诗歌进行改革，诗社的成员被认为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诗人。在创作手法上，他们提倡清新和谐、韵律多变，反对浮华造作、刻意雕琢。在内容上，他们赞美生活和爱情，反对禁欲主义，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倾向，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法国诗歌中的主要形式——亚历山大体，正是经他们之手而发展起来的。另外，他们还主张通过吸收和改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汇来丰富法语。马莱伯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这样做会使法语处于庞杂不纯的状态。“七星诗社”虽然注意到诗歌韵律的变化，但并没有建立正式的诗律，马莱伯是第一个出来担当这个任务的人。他为每行有十二个音节的亚历山大诗体制定了基本规则并对使用这种形式进行创作的诗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亚历山大体主要用于十七世纪法国的诗剧和叙事诗，高乃依和拉辛的作品中都不乏其例，布瓦洛的理论著作《诗的艺术》也是用这种诗体写成的。对于其它流行诗体，马莱伯也进行了整理并制定出相应的格律。
马莱伯曾自谦地提出只当一名“出色的音节安排者”，但实际上，他也没有完整系统的理论著作，其文艺观点只是散见于对别人的诗歌所作的评注中。在文艺方针上，他提倡宫廷中心论，即先由国王和宫廷制定出艺术创作的规则，然后艺术家再依据这些规则进行创作。换言之，艺术创作要循规蹈矩，有法可依。他的作品很少，主要是写给王室的颂诗。在诗歌创作上，他刻意追求形式美，讲究诗文工整悦目。为此，他对一词一句都挖空心思地反复推敲，据说写成一句诗有时要用去整整一令纸，速度之慢，可想而知。如果此事属实。《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写作慢手的位置非他莫属。马莱伯的诗虽然形式工整，但风格生硬，想象贫乏，意境不高，素有“语法诗人”之称。法国抒情诗人腊康 （1589——1670）和诗人梅纳尔（1582——1646）都是他的弟子。
马莱伯的各项主张并没有被社会普遍接受，而且还受到同时代一些诗人的反对，市民写实派的讽刺诗人雷尼埃和维奥就是反对者中的代表人物。雷尼埃自称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卫道士，他忠于人文主义的传统，认为马莱伯的主张产生于贵族上流社会狭隘的鉴赏趣味，如果把各种规则强加给诗人，就会压制激情，扼杀灵感，埋没才华。维奥以“自由派诗人”的身份进行创作，对于各种规则持蔑视态度。与马莱伯的主张相反，他认为要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就要“信笔涂鸦地”去写，无须事先拟定任何提纲。
尽管反对派对马莱伯提出了批评，但他的这些主张迎合了当时法国君主专制政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