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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么我记住了那个中年妇女的脸，我想那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母亲，便觉得那 张脸讨厌，但是我不敢说我发现了一个不爱子女的母亲，我想那只是一种爱的持不同政 见者。
假如要圈定母爱，一千个母亲也会有一千种不同的母爱方式。
我女儿今年五岁，她的体重、胃口、性格等等方面都显示出她的幸福过剩，事实上 自从女儿来到我和妻子之间，我便心甘情愿地的把家中的帝位让与女儿了。
夫妻两人不再甜言蜜语，甜言蜜语都在哄亥儿睡觉时说光了。夫妻两人时不时地会 竞争在孩子心目中的爱，爸爸好还是妈妈好？爸爸和妈妈谁最爱你？如此诱供屡见不鲜。 而孩子有时会耍两面派，面对爸爸时说爸爸最好，面对妈妈时说妈妈最好，面对两人时 却狡黠地一笑说，爸爸妈妈都好。
一家三口如此甜蜜地处于心智较量中，或许就是一种天伦之乐。
天伦之乐大概也不止一千种，我特别喜欢的是深夜离开写字台走进卧室，看见床头 灯在等着我，而妻子和女儿已经相拥人睡，我看见女儿的小手搭在妻子的脖颈上，五个 小手指一齐闪烁着令我心醉的光芒。
幸福过剩的女儿在审美情趣和判断是非方面常常发生错误。
女儿挑选衣物和玩具时无一例外地嚷嚷说，我要红的！大红色的！不管在大人眼中 那种红色是否好看，红是女儿的唯一选择，因此家里总是堆满了许多红色的东西，我曾 经试图强硬地纠正女儿的这种标准，但妻子说，就要红的，是她自己的东西，她喜欢就 行。我想了想便也不加反对了，对自己说，反正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什么是原则性的问题？我一直在寻找女儿身上的原则性问题，以便一改平索一味溺 爱的父亲形象，但却不容易找到，有一次女儿朝一个亲戚吐唾沫，我觉得我找到了，正 待发作时女儿说，他挠我痒痒，我让他停他不停，我只吐了一口。我下意识地想到原来 事出有因，又说，小朋友能不能吐唾沫？女儿说，不能，下次我改正。我立刻就觉得事 情过去了，虽然是吐唾沫，但事出有因，而且又保证改正，那也不算原则性问题了。
父爱和母爱往往会陷入一种愚蠢的无以清明的境地，或许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原则性 问题，直到那个受宠的孩子长大后打家劫舍的那一天，但我庆幸我生了个女儿，那种概 率微乎其乎，因此在我一边检讨自己对女儿过份的溺爱时，一边却对自己说，没关系， 我行我素吧。我妻子一直扬言要对孩子上规矩，昨天女儿练小提琴时我妻子一遍遍地训 斥着女儿的漫不经心，女儿一遍遍地尖声哭号，我印象中这是女儿受苦受难的一天，也 是我妻子铁石心肠的一天，我在楼上如坐针毡，后来小提琴终于流畅而优美地响起来， 后来我妻子上楼了，表情郁郁地对我说，不行，我听她那么哭心里会发酸，像有什么东 西在擦我的心，今天奖赏她，带她上街买玩具吧。
上街前女儿已经是欢欢喜喜的了，我怀着某种暖昧之心问她，妈妈今天骂你了吧？ 女儿想了想，很认真很响亮他说，妈妈是为了我好。妻子在旁边释然暗笑，我却不免讪 讪无趣。
三日之家往往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许多言行存在着错误，许多错误的言行其实 又没什么错误。
二十年前的女性
对于女性的印象和感觉，年复一年地发生着变化。世界上基本只有两类性别的人， 女性作为其中之一，当然也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因此一切都是符合科学原理 和我个人的推测预料的。
二十年前我作为男童看身边的女人，至今还有清晰的记忆。恰逢七十中代的动荡社 会，我的听觉中常常出现一个清脆又宏亮的女人的高呼声，xxx万岁，打倒xxx，那是街 头上高音喇叭里传来的群众大会的现场录音，或者是我在附近工厂会场的亲耳所闻。女 性有一种得天独厚的嗓音，特别适宜于会场上领呼口号的角色，这是当时一个很顽固的 印象。
七十年代的女性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小碎花的上衣，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黑色 的裁剪肥大的裤子。夏天也有人穿裙子，只有学龄女孩穿花裙子，成年妇女的裙子则是 蓝，灰、黑色的，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榴，最时鬃的追求美的姑娘会穿自裙子，质地 是白“的确良”的，因为布料的原因，有时隐约可见裙子里侧的内裤颜色。这种白裙引 来老年妇女和男性的侧目而视，在我们那条街上，穿白裙的始娘往往被视为“不学好” 的浪女。
女孩子过了十八岁大多到乡下插队缀炼去了，街上来回走动的大多是已婚的中年妇 女，她们拎着篮子去菜场排队买豆腐或青菜，我那时所见最多的女性就是那些拎着菜篮 的边走边大声聊天的中年妇女。还有少数几个留城的年轻姑娘，我不知道谁比谁美丽， 我也根本不懂得女性是人类一个美丽的性别。
我记得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苍白而干瘦的女人，梳着古怪的发髻，每天脖子上挂着 一块铁牌从街上定过，铁牌上写着“反革命资本家”几个黑宇，我听说那女人其实是某 个资本家的小老婆。令我奇怪的是她在那样的环境里仍然保持着爱美之心，她的发髻显 得独特而仪态万方。这种发型引起了别人的愤慨，后来就有入把她的头发剪成了男人的 阴阳头。显示着罪孽的阴阳头在街头上随处可见，那个剃了阴阳头的女人反而不再令人 吃惊那时候的女孩子择偶对象最理想的就是军人，只有最漂亮的女孩子才能做军人的妻 子，退而求其次的一般也喜欢退伍军人。似乎女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崇尚那种庄严的绿 军装、红领章，假如街上的哪个女孩被姚选当了女兵，她的女伴大多会又羡又妒得直掉 眼泪。
没有哪个女孩愿意与地、富、反、坏、右的儿子结姻，所以后者的婚配对象除却同 病相怜者就是一些自身条件很差的女孩子。多少年以后那些嫁与“狗患子”的女孩恰恰 得到了另外的补偿，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和住房以及其它方面的好处。 多少年以后她们已步人中年，回忆往事大多有苦尽甘来的感叹。
有些女孩插队下乡后与农村的小伙子结为伴侣，类似的婚事在当时常常登载在报纸 上，作为一种革命风气的提倡。那样的城市女孩子被人视为新时代女性的楷模。她们的 照片几乎如出一辙：站在农村的稻田里，短发、戴草帽、赤脚，手握一把稻穗，草帽上 隐约可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一圈红字。
浪漫的恋爱和隐秘的偷情在那个年代也是有的，女孩子有时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 上，羞羞苔蔷穿过街坊邻居的视线。这样的傍晚时分女孩需要格外小心，他们或者会到 免费开放的公园里去，假如女孩无法抵御男友的青春冲动，假如他们躲在树丛后面接吻， 极有可能遭到联防人员的突袭，最终被双双带进某个办公室里接受盘该或者羞辱。敢于 在公园谈恋爱的女孩有时不免陷人种种窘境之中。
而偷情的女性有着前景黯淡的厄运，就像霍桑《红字》里的女主角，她将背负一个 沉重的红宇，不是在面颊上，而是在心灵深处。没有人同情这样的女性，没有人对奸情 后面的动因和内涵感兴趣，人们鄙视痛恨这一类女人，即使是七八岁的小孩。我记得我 上小学时有两个女同学吵架，其中一个以冷酷而成熟的语气对另一个说，你妈妈跟人轧 饼头，你妈妈是个不要脸的贱货！另一个以牙还牙地回敬说，你妈妈才跟人轧饼头呢， 让人抓住了，我亲眼看见的。
为什么没有人去指责或捏造父亲的通奸事实？对于孩子们来说这很奇怪。如此看来 人类社会不管处于什么阶段，不管是在老人眼里还是孩子眼里，人们最易于挑剔女姓这 个性别，人们对女性的道德要求较之于男性高得多。
前几年读波伏瓦的《女性：第二性》，很认同她书中精髓的观点，在我的印象中， 女性亦是一种被动的受委屈的性别，说来荒诞的是，这个印象是七十年代我年幼无知时 形成的，至今想来没有太多的道理。因为那中竟是不正常的年代。
如今的女性与七十年代的女性不可同日而语，相信每一个男性对此都有深刻的认识， 不必细细赘述。我要说的是前不久在电视里观看南京小姐评选活动时我的感慨，屏幕上 的女孩子可谓群劳斗艳，流光溢彩，二十年沧桑，还女性以美丽的性别面目，男人们都 说，惊鸿一瞥。而我在为七十年代曾经美丽的女孩惋惜，她们是否在为自己生不逢时哀 叹不已呢？如今她们都是中年妇女了，她们现在都在哪里呢？
九岁的病蹋
我最初的生病经验产生于一张年久失修的藤条躺椅上，那是一个九岁男孩的病蹋。
那年我九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得那种动不动就要小便的怪病，不知道小腿上为什 么会长出无数红色疹快，也不知道白血球和血小板减少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那天父亲 推着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母亲在后面默默扶着我，一家三口离开医院时天色 已近黄昏，我觉得父母的心情也像天色一样晦暗。我知道我生病了，我似乎有理由向父 母要点什么，于是在一家行将打佯的糖果铺里、父亲为我买了一只做成蜜桔形状的软糖， 桔子做得很逼真，更逼真的是嵌在上方的两片绿叶，我记得那是我生病后得到的第一件 礼物。
生病是好玩的，生了病可以吃到以前吃不到的食物，可以受到家人更多的注意和呵 护，可以自豪地向邻居小伙伴宣市：我生病了，明天我不上学！但这只是最初的感觉， 很快生病造成的痛苦因素挤走了所有稚气的幸福感觉。
生病后端到床前的并非是美食。医生对我说，你这病忌盐，不能吃盐，千万别偷吃， 有人偷吃盐结果就死了，你偷不偷吃？我说我不会偷吃，不吃盐有什么了不起的？起初 也确实漠视了我对盐的需要。母亲从药店买回一种似盐非盐的东西放在我的菜里，有点 咸味，但咸得古怪，还有一种酱油，也是红的，但红也红得古怪，开始与这些特殊的食 物打交道，没几天就对它们产生了恐惧之心，我想我假如不是生了不能吃盐的病该有多 好，世界上怎么会有不能沾盐的怪病？有几次我拿了只筷子在盐罐周围徘徊犹豫，最终 仍然未敢越轨，因为我记得医生的警告，我只能安慰自己，不想死就别偷吃盐。
生了病并非就是睡觉和自由。休学半年的建议是医生提出来的，我记得当时心花怒 放的心情，唯恐父母对此提出异议，我父母都是信赖中医的人，他们同意让我休学，只 是希望医生用中药来治愈我的病，他们当时认为西医是压病，中医才是治病。于是后来 我便有了我的那段大啖草药汁炖破三只药锅的惨痛记忆，对于一个孩子的味蕾和胃口， 那些草药无疑就像毒药、我捏着鼻子喝了几天，痛苦之中想出一个好办法，以上学为由 逃避喝药，有一次在母亲倒药之前匆匆地提着书包窜到门外，我想与其要喝药不如去上 学，但我跑了没几步就被母亲减住了，母亲端着药碗站在门边，她只是用一种严厉的目 光望着我，我从中读到的是令人警醒的内容，你想死？你不想死就回来给我喝药。
于是我又回去了。一个九岁的孩子同样地恐惧死亡，现在想来让我在九岁时候就开 始怕死，命运之神似乎有点太残酷了一点，是对我的调佩还是救赎？我至今没有悟透。
九岁的病蹋前时光变得异常滞重冗长，南方的梅雨嘀噜嗒嗒个不停，我的小便也像 梅雨一样解个不停，我恨室外的雨，更恨自己的出了毛病的肾脏，我恨煤炉上那只飘着 苦腥味的药锅，也恨身子底下咯咬咯吱乱响的藤条躺椅，生病的感觉就这样一天坏于一 天。
有一天班上的几个同学相约了一起来我家探病，我看见他们活蹦乱跳的模样心里竟 然是一种近似嫉妒的酸楚，我把他们晾在一边，跑进内室把门插上，我不是想哭，而是 想把自己从自卑自怜的处境中解救出来，面对他们我突然尝受到了无以言传的痛苦，也 就在门后偷听外面同学说话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是多么想念我的学校，我真正明 白了生病是件很不好玩的事情。
病蹋上辗转数月，我后来独自在家熬药喝药，凡事严守医嘱，邻居和亲戚们都说， 这孩子乖，我父母便接着说，他已经半年没沾一粒盐了。我想他们都不明自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其实归纳起来只有两条，一是怕死，二是想返回学校和不生病的同学在一起， 这是我的全部的精神支往。
半年以后我病愈回到学校，我记得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在操场上跳绳，不知 疲倦地跳，变换着各种花样跳，直到周围站了许多同学，我才收起了绳子。我的目的已 经达到，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的病已经好了，现在我又跟你们一模一样了。
我离开了九岁的病塌，从此自以为比别人更懂得健康的意义。
一份自传
我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生于苏州家中。是小年夜的夜里。那夜我母亲原来准 备去厂里上夜班的，仓促间把我生在一只木盆里。这当然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童年时代在苏州城北一条古老的街道上度过。那段生活的记忆总是异常清晰而感人。 我的许多短篇小说都是依据那段生活写成，诚如许多评论家所说，是“童年视角”、 “童年记忆”，这肯定是些幼稚单薄的东西，不好意思。
我从小就听话，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孩子堆里听孩子王的 话，有一年我生了病，很严重的肾炎，医生不让我吃盐，我就听医生的话，将近半年时 间没沾一粒盐。到了现在，我也依然很听话，听领导的话，父母的话，妻子的话，还有 朋友的话。有一位朋友建议我去买一台微波炉，我就去买了，结果发现我根本不需要微 波炉。我妻子说，不需要你就再卖给别人吧，便宜一点也行，于是我就把它降价卖给了 别人。
我从来不具有叛逆性格和坚强的男性性格，这一点也让我不好意思。
我唯一坚定的信仰是文学，它让我解脱了许多难以言语的苦难和烦忧，我喜爱它并 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感激世界上有这门事业，它使我赖以生存并完善充实了我 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境贫困，从来没有受到过修养的操练和艺术的熏陶。我有两个姐姐一个 哥哥。我二姐喜欢文学，她经常把许多文学名著带回家中，那是她向别人借的。借期往 往很短，三至五天，她一天看完轮到我看。我有时候在一个下午读完《复活》或者《红 与黑》，读得昏头昏脑，不知所云，但我仍然执着于这种可笑的不求甚解的阅读。也许 因为这些书，使我回避了街头少年的许多不良恶习，我总是静坐家中，培养了某种幻想 精神。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写过小说，还投稿了，结果当然是退。我还写诗，最初的诗写在 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上，现在还留着。从来没再翻阅过，但我珍惜它们。
一九八０年我考上北师大，九月初的一天我登上北去的火车，从此离开古老潮湿的 苏州城。在经过二十个小时的陌生旅程后我走出北京站。我记得那天下午明媚的阳光， 广场上的人流和10路公共汽车的天蓝色站牌。记得当时我的空旷而神秘的心境。
对于我来说，在北京求学的四年是一种真正的开始。我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息，我 感受到文化的侵袭和世界的浩荡之风。我怀念那时的生活，下了第二节课背着书包走出 校门，搭乘12路公共汽车到西四，在延吉冷面馆吃一碗价廉物美的朝鲜冷面，然后经过 北图、北海、到美术馆看随便什么美展，然后上王府井大街，游逛，再坐车去前门，在 某个小影院里看一部拷贝很旧的日本电影《泥之河》。
这时候我大量地写诗歌、小说并拼命投寄，终获成功，八三年的《青春》、《青年 作家》、《飞天》和《星星》杂志初次发表了我的作品。我非常惧怕憎恨退稿，而且怕 被同学知道，因此当时的信件都是由一位北京女同学转交的，她很理解我。以她的方式 一直鼓励支持我。我至今仍然感激她。
大学中业时我选择去南京工作，选择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当时是莫名其妙的，但事实 证明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一直喜欢我的居留之地，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在南京艺术 学院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当辅导员，当得太马虎随意，受到上司的白眼和歧视，这也不 奇怪。因祸得福，后来经朋友的引荐，谋得了我所喜爱的工作，在《钟山》杂志当了一 名编辑。至此我的生活就初步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