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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我幸福地结了婚。我的妻子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她从前经常在台上表演 一些西藏舞、送军粮之类的舞蹈，舞姿很好看。我对她说我是从那时候爱上她的，她不 相信。一九八九年二月，我的女儿天米隆重诞生。我对她的爱深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其 实世界上何止我一个人有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不说也罢，至此，我的生活要被她们分 割去一半，理该如此，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就这样平淡地生活。
我现在蜗居在南京一座破旧的小楼里，读书、写作、会客，与朋友搓麻将，没有任 何野心，没有任何贪欲，没有任何艳遇。这样的生活天经地义，心情平静、生活平静， 我的作品也变得平静。
其他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年复一年
有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自己。我现在从事的职业属于“作家”这个特殊类别。 而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像，假如这不是矫情的说接，一定是心虚的表现。肯定是心虚。我 心目中的作家不是我这样的，他们应该是具备非凡的心胸和头脑、博大的文化和修养的 人、而我不具备这些，我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个拘谨、怯懦、无能的人，沉迷于一些 世俗而浅薄的乐趣中，譬如麻将、阅读流行小报杂志、到处觅取时髦衣物等等。有时候 我痛恨自身顽固的庸俗习性，但是我知道我不能离开这些“庸俗”，我对所有深奥的需 要精力和智力的事物都感到恐惧，除却小说创作。
除却小说创作，我想说我只对小说这个东西迷恋之至，而且多年来一往情深。这与 那些虞诚的集邮迷、足球迷和xx收藏家的性质是一样的。
我爱小说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后天培养的，这是上爸对我的一种怜悯，让我这个笨 人具备一点“过人”之处？
有些事情应该从头说起，我正好借这篇文章回顾一下我三十岁的生活是怎么过来的， 下面的纪事年表式的东西，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没兴趣的读者就不必看了。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出生于我父母的家里。我父亲是个机关职员，母亲是工 人。那天是南方人所谓的小年夜，已经临近春节了。我母亲准备去加夜班，加班有双份 工资，春节期间的加班工资对于我们桔据的家庭经济是很可观的，但我恰恰这时候出生 了。
当然这些事情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一九六五车
这一年本来该有一个弟弟或妹妹出生，但母亲没要那个腹中婴儿，母亲说，养不起， 即使是你差点也不想要
一九六六——九六八年
我对“武斗”的印象是一阵枪声，我家后窗隔河相望的是水泥厂的一座大窑，夜里 有人在高高的窑顶打枪，子弹穿透了我家后门的门板，我有个印象，母亲深更半夜用棉 被包住我，把我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外婆房间里去睡。
我家临街的墙上刷写着打倒xxx、xxx的标语，墨迹非常牢固，几年未褪，又过了几 年，被打倒的xxx和xx都成了赫赫有名的领导。
一个干瘦的中年女人经常挂着纸牌在街上走来走去。现在我回家偶尔还看见她，脑 子里立刻闪过“历史”这个沉重的字眼。
一九六九年
秋季入学，在一所旧教堂改建的小学校里。一群小孩按身高、性别排座位，我左边 是个漂亮的穿红裙的小女孩，右边是一个很脏很难看的拖鼻涕的小女孩，偏偏让我跟那 个拖鼻涕的同座，心里恨恨的，对此居然至今不能释怀，可见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向往着 “美”。
一九七二年
患了很严重的肾炎，好像血液也有点问题，有段时间很危险。母亲常常哭，父亲每 隔三天就用自行车驮着我去看一个老中医。
我在一张竹榻躺着。自己在煤炉上熬中药喝，邻居都说这孩子乖，其实孩子也怕死， 假如没有死的威胁，我就不会那么乖了。
就这么躺了大半年时间，随手拿起姐浇借来的小说，居然能看个大概意思了，也许 是最早的文学启蒙了。有了最早的文字创作，是模仿流行的农村小说罗列的一张人物表， 人物有党支书、民兵队长、妇女主任、地主、富农，每个人物都有与其身份相称的革命 或反动的名字。
一九七五——九八０年
中学时代了，那时我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据说是老气横秋的。
当了学生干部却缺乏应有的能力。功课不错，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师赏识，经常被推 荐参加竞赛或展览什么的，使虚荣心得到满足。
放学后开始写诗，吟诵我的家后窗外那条黑不溜秋的河。还写了一篇散文寄给报社， 天天注意那家报纸，这样煎熬了半个月，散文被退回来了。
一九八０年——九八四年
八０年考上北京师大中文系，从此离开苏州这个典型的南方城市，我的新生活从此 开始。那是真正的学院式的教育，我从中受益匪浅。尽管与别的同学相比，我的行踪颇 为自由浪漫，时间基本上全花在阅读小说和文学杂志上。
每所大学的中业生对他们的母校都有一种真诚的特殊的感情，我也一样，怀念着北 师大的阶梯教室、图书馆和球场。我基本上沉默寡言，说话带着南方口音而且常常词不 达意，在教室和双层床上想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大学四年也完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青春 期。
中文系的学生起码有一半想当诗人或作家，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起初每天必须 去教室写一首待，必须去无病呻吟一番才觉得充实。特别崇拜当时风靡一时的几位青年 诗人。然后患了投稿病，反正那时都是“邮资总付”，寄出去退回来，如此循环往复， 如此处于一种既渴望发表又害怕同学讥笑的尴尬的境地，后来通讯地址改成北京一个女 同学家里，为的是怕让别人看到我的退稿。
终于迎来了一九八三年，我寄往全国各杂志的一堆小说和诗歌终于有了福音，这一 年的《星星》诗刊和《飞天》分别发表了我的四首诗歌。然后《青春》和《百花园》分 别发表了我的两篇小说。我狂喜万分，有一种找到光明前途无量的骄矜和自傲，从此确 立了要当作家的宏大理想。
被称为我的处女作的是一篇叫《第八个是铜像》的短篇小说，是遵循当时流行的小 说套路，“改革”加“爱情”，写一个老知青回城使工厂起死回生，怎么会“诌”出这 篇小说来的？想想很荒唐，就像后来怎么会编出个“妻妄成群”的故事一样地荒唐。重 要的其实不在于质量，重要的是信心，“发表”给了我勇往直前继续“发表”的信心。
整个大学时代我发表了五篇小说，现在都不好意思收入集子出版，但是一直认真地 珍藏至今。
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急于把自己打扮成孤独者形象，渴望独来独往，远离人群，每天 在校园里或者北太平庄一带走走停停，神情忧郁地思考一些人生的痛苦和矛盾，特别钦 佩那些有自杀欲望的同学，但是我一旦去想那些抽象的深刻的问题，脑子立刻就成一团 浆糊，后来发现不自量力，就开始迷恋那些简单的体力输出，于是成了篮球场的常客， 不管什么天气必须去，这似乎跟我机械的僵硬性格有关。
二十岁的年纪在北京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我无法判定我是一棵什么样的树，生活、 爱情、政治、文化，东南西北风都轻而易举地袭击了我。我现在依稀能闻见一股青春的 气味在荡漾，我怀念这种曾经有过的气息。
我深知自己的性格有诸种缺陷。有一次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我决定暑假独自留在 学校，不像往常每逢假期就匆匆回家享受父母的温爱。为了躲避这份恩爱，我准备自讨 苦吃。暑期的校园里除了蝉鸣，静静的空空荡档的，食堂的伙食异常简单难吃，我现在 记不清那几天里干了什么，只记得有一天面对泡在温开水里的方便面，突然强烈地思念 母亲做的红烧肉，当天就去西直门买火车票准备回家了。结果买的票是没有座位的，只 好在火车上半倚半站着回到了苏州，到家发现腿都肿了，人累得半痴呆状，什么叫少年 壮志、什么叫自作自受，我这是一个例子。
八四年我中业分配到一所艺术学院工作。那一年我二十二岁，比这所大学的大部分 学生年龄还小一些。我喜欢这个小小的形状像盆地的学校，我喜欢那些穿衣服穿得标新 立异常常在路上引流高歌的学生，要知道我是个崇尚艺术的人，但是我很快发现我在这 里是个局外人，别人都忙忙碌碌的，我却每天在做辅导员的工作，辅导什么？我不知道， 我记得我主要是为学生领取助学金，召集卫生清扫工作，唯一一次出差是去外地调查一 个女学生的不检点的私生活。
我每天在宿舍里写我的小说。夜里写得太迟，第二天就爬不起来，去办公室总是迟 到，而且经常级着拖鞋，手里夹着劣质香烟。起初我的上司还要我写入党申请，但经过 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发现那是不现实的。他们后来就习惯于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目光 阴视我了。
我写了一堆小说，拼命塞给南京的一些文学编辑看，希望他们赏识并发现我，另一 方面我的灼热的投稿机器也一直隆隆运行着，无弦停止，我把自己想象成马丁。伊登， 我比他更加渴望成为作家。
初到南京，开始挣工资，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我认识了一些志趣相投爱好文学的朋 友。他们使我的生活忙碌而充实起来，通过其中的几位朋友我朝文学圈子里试试探探地 伸入一只脚，与文学圈发生联系使我非常激动，我总在暗暗地想他们快要赏识我了，他 们已经开始赏识我了，他们在谈论我的小说了。
这一年我写了短篇小说《桑园留念》，是我第一篇真正的小说。
一九八五——九八六年
八五年年底，我离开艺术学院到《钟山》杂志做了编辑，这个称心如意的职业来之 不易，一是靠朋友的帮忙，二是靠我发表过的那些小说。我离开学校是狠灰溜溜的，学 校的领导在我欲调未调时期，总是用很关怀的口气问我，小童，什么时候调啊？
我自认是个善良的好人，尽管小节上有些缺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不讨人 喜欢。
《钟山》编辑部周围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氛围，在这里每天所干的事所遇见的人都 与文学有关，还经常坐飞机去外地找知名作家组稿，我的生活一下子充满了阳光。
但是我的小说稿依然像放养的家鸽飞回案头，这使我很沮丧，直到八六年下半年， 有一次我在外地出差组稿，看到刚出版的《十月》杂志上登了我的一个短篇，这是我第 一次在有名的大刊物上发表作品，立刻买了杂志在火车站候车室看了起来，看自己的四 千多字的短篇，自怜自爱地看了好几遍，差点误了火车。
又过了两个月，《收获》杂志也发表了我的另一个短篇。我觉得希望之门已经向我 开启了。
无数个夜晚我睡在编辑部的一堆办公桌的空隙里，一张钢丝床、一支钢笔和用不完 的稿纸，冬天升煤炉取暖、夏天点蚊香熏虫，每天都在那座宫殿式的房子里写我的小说。 每隔一个月就回苏州看看我的父母，并和一个邻居姑娘谈了恋爱。
那样的生活很有规律，同时也很有野心。因为我看见那扇希望之门已经可以容我侧 身通过了。
一九八七年——九八八年
我记得八七年二月是我的好运月，当时引人注目的三家刊物《上海文学》、《北京 文学》、《解放军文艺》同时在二月号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奇怪的是，自此没有谁来阻 扰我的强烈的发表欲望了，那些周游全国的稿件一一有了令人满意的答复，自此上帝开 始保佑我这个被文学所折磨的苦孩子。
这年《收获》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个中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收获》杂志从 此成为我最理想的投稿阵地，后来他们每年都以重要的版面登载我的作品，这种合作关 系一直延续至今。
我觉得我应该结婚了，于是我和我妻子就结婚了，现在翻开我的结婚照，一副肥头 大耳红光满面踌躇满志的劲头，过早认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
八八年一年我发表了无数作品，其中许多是八六年前的作品。开始有评论家评论我 的作品，我偷偷地屏住气看那些评论，然后对朋友说，我不看评论家的东西，他评他的， 我写我的。
一九八九年
一九八九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我不必从头细说。我只记得我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变化 太大了。
我女儿天米是这年二月出生的，我做了爸爸，对于妻子和女儿我都有太多的愧疚。 我一个人在南京过追逐自在的日子，妻子在苏州拉扯着女儿。我的懒惰和自私几乎酿成 过大祸，那是妻子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回苏州，恰巧妻子那天原因未明地咯血， 是在深夜，妻子用脸盆接住那些血，她见我睡着了不忍叫醒我，但我醒来了，我看见了 脸盆里的半盆血。但我说，怎么吐了这么多血？说完就又睡着了。我妻子第二天住进了 医院，医生说若再拖延就大人孩子都危险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在医院陪伴妻子时，我 经常接受一种残酷的拷问，你是人还是畜牲？我当然要做人，也许我的懒惰和自私的习 性从此有所好转了。
八九年国庆节前夕。我母亲被检查出患了癌症。母亲辛劳了一辈子，拖着病体带了 四个孙子、孙女、外孙女，她一辈子的生活目标就是为儿女排忧解难，当知道了癌症结 果时，我们一家人都陷人了一种绝望的境地。我自欺欺人地期望于现代医疗技术，但心 里已经有一块可怕的阴影挥之不去。
我母亲动手术后的某天，我在去医院的路上顺便拐进邮局，买了一本刚出版的《收 获》杂志，上面登载了后来给我带来了好运的《妻妻成群》，现在我常常想起这里面的 因果关系，想想就不敢想了，因为我害怕我的好运最终给母亲带来了厄运，当我在我的 文学路上“飞黄腾达”的时候，我母亲的生命却在一天天黯淡下去，我无法确定这种因 果关系，我害怕这种因果关系。
我记得母亲从手术室出来之前，医生已经宣布母亲的病不可治愈了，我记得我当时 想掐住医生的喉咙，不让他说出那句话，但最终我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一九九 ０年炎夏之际，我抱着牙蜒学语的女儿站在母亲的病榻前，女儿已经会叫奶奶，母亲回 报以宁静而幸福的微笑。我在一边心如刀绞，深感轮回世界的变幻无常，我有了可爱的 女儿，慈爱的母亲却在弥留之际。
七月母亲去世，她才五十六岁。
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年
这段时间近在咫尺；我的生活似乎非常平淡，我和妻子女儿住在南京市中心一栋破 旧的阁楼上过我的日子，窗外汽车喇叭声不断，窗内就是我生活最重要的空间，白天读 书、会友、搓麻将，夜里写到深更半夜，不常出门，做了江苏作协的专业作家，不必天 天去上班了。我喜欢这种平淡随便的生活。
假如有更好的生活在召唤，我就等着，假如没有更好的，这样也不错，我就这样生 活下去吧。
想到什么说什么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文学逐渐步入了艺术的殿堂。今天我们看到为数不少的具有 真正艺术精神的作家和作品涌现出来。这是一点资中，我们不妨利用这一点资本来谈谈 一些文学内部和外层的问题。不求奢侈，不要过激。既然把文学的种种前途和困境作为 艺术问题来讨论、一切都可以做得心乎气和，每一种发言都是表现，这就像街头乐师们 的音乐，每个乐师的演奏互相联系义相对独立，但是你看他们的态度都是宁静而认真的。
一形式感的苍白曾经使中国文学呈现出呆傻僵硬的面目，这几乎是一种无知的悲剧， 实际上一名好作家一部好作品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形式感的成立。现在形式感已 经在一代作家头脑中觉醒，马原和莫言是两个比较突出的例证。
一个好作家对于小说处理应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他希望在小说的每一处打上他的某 种特殊的烙印、用自己摸索的方法和方式组织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然后他按照自己 的审美态度把小说这座房子构建起来。这一切需要孤独者的勇气和智慧。作家孤独而自 傲地坐在他盖的房子里，而读者怀着好奇心在房子外面围观，我想这就是一种艺术效果， 它通过间离达到了进入（吸引）的目的。
形式感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就像一种植物，有着枯盛衰荣的生存意义。形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