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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所要办专修班的理由，从另一个方面看，还有革新教育的意义，（1）学习古典文学等于学习另一种语言，年轻时学习比年大时学习容易得多。因此，应当按照音乐美术等校的办法，招收小学毕业生或初中毕业生，甚至从小就训练起，像剧团这样。因为耳濡目染，这是文艺训练的一种特征，我相信这样培养古典文学人才，一定会比现在按照常规的办法要好一些。固然，学和艺的性质还有些不同，但是从小专攻，总是收效要快一些。（2）现在大学有一个缺点，即是对于史和论则夸夸其谈，滔滔不绝，于是偏重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讲解，往往忽略了对作品的讲解。讲作品时，也是重在一般的分析，而对于语句的组织及通篇的理解，反不很注意。其实读作品倒是最基本的感性认识，而对于史的叙述和理论的阐发，则可以自己阅读的。 自己阅读，通过教师指导，集体讨论，那就进度快而易于启发，找出问题。现在倒过—来了，所以学生虽明白了古汉语的语法，却仍旧不能阅读古汉语的文章，虽懂得文学的流变，却不一定真能看得懂古人的文学作品。所以办专修班时，要注意教学方法：凡属于基础技能的，应当教属于基础知识的，就要重在自学，而教师仅居辅导地位。当然，教师如果真有新的见解，提出新的看法，那还是可以讲的。问题就在教师所讲的，也是东拼西凑的材料，并不是什么真知灼见，那就浪费学生的时间了。因此，我认为凡是由教师讲解的课，要注意教师的质量。因为教得好不好全是教师的责任，这所谓名师出高徒。凡是可以重在学生自学的，必须让他们自己阅读，不必先生嚼饭喂人，这又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这个班，所以能速成而又要求办得好，就在这一点教学方法的改革上。（3）古典文学的范围相当广，材料又多，所以在博与专的问题上，往往顾此失彼，不能获得统一。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应该分段进行，不可能同时兼顾。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对于学习外语就发生矛盾。顾了专业只能放弃外语，顾了外语又必然妨碍专业。所以博既不能成为博，专也不成为专。假使分段学习，在年轻时重在语言训练，一面学古典文学，一面学外国语，那对于专的基础就可以打得很好。这是一点。另一点，即就专的问题来讲，就是上面所说的基础技能与基础知识的问题，在现在学校中，也很难安排得较好。文学史的时间占得相当多，而对作品的理解却模糊得很，一方面要求学生有丰富的中国文学常识，一方面又要求学生对专门学问有深入的造诣，但是结果往往统一不起来。假使改作分段进行和集体讨论，那么博与专的问题就容易获得统一。在前一阶段，有讲授，有自学，相辅而行，打好基础，那么到后一阶段就可以专攻某一问题了。这是博与专的一种统一。同时，由于这一班人都专攻一问题，那么集众人之长就可以补自己之短，而博与专的问题也容易统一。因为在集体讨论中间，自会理解到整个学问的全貌，而关于和自己专攻的问题，也自然会进一步要求兼通其它有关的各门知识。何况集体讨论有时可以采取轮流报告的形式，那么我所专攻的虽是有限的，而听到的方面却变得很广，博与专也自然统一起来了。这样统一，才能时间经济而又能全面地掌握文学方面的全部知识，多快好省自然结合起来了。从这一方面讲，我和一般人对大跃进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大跃进时提倡集体研究，我很赞同这个办法，但是后来暴露了一些缺点，就停止下来，不再贯彻下去，我觉得很可惜，因为这些缺点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假使加以改进，还是可以发生巨大效果的。我想这专修班如照这样办法，在教学上强调自学，在科研上强调集体，既重视个人力量又发挥集体的作用，应当可以补
救集体研究的种种缺点的。所以这不仅对教学上有些改进，即对科学研究也有一些革新措施。这种意见是否有当，也请考虑。
这是以前想办专修班的经过，到现在又有一些补充意见。因为上述办法，到具体施行时还有两点困难：（1）如从初中办起，将来学生对古典文学有没有兴趣的问题，较无把握。万一转变，不想搞古典文学，怎么办？（2）假使在高中附设一个班，则兴趣转变的问题较少，但这种不遵常规的班级，毕业后究竟给个什么名义。如果没有名义，家长和学生是否同意？万一他们又要考正规大学，怎么办？，因此，我现在想：（1）从初中办起把目标放大，包括一切文学，不限于古典文学，那么将来学生兴趣即使转变，也可以成个作家，或者学习文科方面其它学科，如新闻外语等。因为在此阶段，课程与一般初中距离不远，仅仅加强了古典文学和外语，所以困难不大。（2）在高中阶段也是三年。由于经过初中阶段的一番训练一番淘汰，可以专重在古典文学的训练，所以我们要求这阶段的学生，能有大学中文系三四年级同等学力。如能达到这样标准，那么成绩既已显著，出路也有把握，可能不会对学位名义，作过多的考虑了。即使有部分学生兴趣转变，但是也还是可以成为作家，所以初中的基础还是很重要的。（3）至于大学阶段，暂定四年。在此阶段，我们有同等学力的人参加研究院的考试，那么名义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
总之这个班的要求，是六年小成，十年大成。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呢？我想由于下列措施，是可能达到的。
由小学应届毕业生中预先调查，及早选择，注意他理解力记忆力表达力等各方面，（当然政治是更重要的）第一步看他有没有才。第二步在入班以后看他肯不肯学，以成绩好不好作为此后逐步淘汰的根据。这样通过各方面的严格选择，我想是可以达到又红又专的标准的。
教材的编写，略照学文示例的办法，尽可能把同性质同类型的教材汇集在一起，多方面的启发思想，使他们习惯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专修班的成功与否，全看这一类教材编得好不好，所以没有合适的人一同合作，就不可能进行这一工作。
特别加强写作，重视表达能力，所以这一班的人数不应过多。因为要求改卷仔细就不能过多。尽管这个班为了节省经费，可以附设在某中学中，但是教师的选择和工作的进行，要照我们的计划。尤其是在初中阶段，写作更应特别注意。
配备大学的教师教高中，高中的教师教初中，甚至有时以大学的教师教初中，同时再改进教学方法。我们想要求初中达到高中程度，高中达到大学程度，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大学阶段也就容易达到研究院程度了。所谓多快好省，是从这种措施来实现的。
我兄如亦赞同这样办法，最好和周扬同志商量一下。因为我看到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中，俞铭璜同志向周扬同志的汇报中，提到过了组织专业队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意见很重要，而这个专修班的计划正是组织专业队伍的具体措施。所以认为时机成熟，特把当时想办专修班的意见，缕一陈如上，请审核。
专此 并致
敬礼
弟郭绍虞
八月十五日
郭绍虞写这封长信的背景
郭绍虞的信，只具月日而无年份，从行文来推测，应在1962年。其时，郭绍虞任复旦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叶圣陶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从历史资料来看，郭绍虞和叶圣陶有很深的交往，而这交往是因为有共同的倡导国学的志向。早在1921年1月4日，叶圣陶和郭绍虞就在北京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其他参与者有郑振铎、沈雁冰、许地山、王统照、周作人、孙伏园、耿济之等）。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文学社团。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1947年3月2日，两人又在上海参与成立旨在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其他参与者有陈望道、章锡琛、周予同、方光焘、魏建功，郭沫若、郑振铎、马叙伦等）。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北京，但倡导国学的共同愿望并没有改变。郭绍虞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并兼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叶圣陶在北京主持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在教材选编中对国学给予高度的重视。
从郭绍虞的信中看，在此前，为了培养中文（主要是古典文学专业）方面的人才，郭绍虞曾有过计划，叶圣陶也有所耳闻，只是因为或时机或能力有限而无法扶持而已。到了1962年，叶圣陶认为，郭绍虞的计划似乎有了实现的条件，故发电报催促郭将详细计划寄来。
为何到了这一年叶圣陶认为郭绍虞的计划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从信中“我兄如亦赞同这样办法，最好和周扬同志商量一下。因为我看到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中……”之语，可得到解释。
郭绍虞和叶圣陶均属教育系统，而周扬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按常理来说，并无工作上的往来。郭绍虞何以要在信中说让叶与周扬商量一下呢？其中的原因，当时周扬正主持全国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而郭绍虞是当时文科教材编审委员的成员之一，并担任《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选任务；而叶圣陶作为教育部副部长协同周扬一起来抓这项工作。
编选文科教材的任务是1960年九十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会后，书记处书记彭真受总书记邓小平的委托向周扬下达了这一任务，并要周扬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文科教材。当时的情况是，1959年到1961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曾经发生过严重困难。1960年八九月间，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在农业、工业、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政策调整。这是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中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重新编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1961年4月12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扬宏大的建设工程。包括文科七个领域“文、史、哲、经、政、教（育）、外（语文）”，艺术七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几百部教科书或其他形式的教材，网罗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名专家参加。郭绍虞当然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周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编著文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导方针。提出和确认了一系列合乎学术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主编负责制。所选定的主编，都是饱学之士。主编负责制的含义是，学术问题，参加写作的学者共同研究，但由主编最后拿主意，按主编的意见写。可以同一课程几种教材（如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分别由几位学者任主编，以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此后，在周扬主持下，这项泽被后世的宏大工程在全国教育界进行了5年时间，直到“文革”爆发。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因为深谙教材的编写与人才的培养是相互唇齿的教育理念，因感于国学式微的现实，叶圣陶涌起了借此东风培养中文方面专门人才的
想法，因而想到了老友郭绍虞曾有过的设想，这才致电（在那个年代，只有急事才发电报的）老友，让其速速将计划寄上。
而对郭绍虞来说，有身为教育部副部长的老友的电文，加之“看到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中”，“俞铭璜”也“提到过了组织专业队伍的问题”。因而不但“觉得这个意见很重要”，而且认为“这个专修班的计划正是组织专业队伍的具体措施”，感觉到“时机成熟”了，才抱着热望，“顷接来电”就动笔写下这封长长的信。
叶圣陶致信周扬，郑重推荐郭绍虞的设想
接到郭绍虞的长信后，叶圣陶当然会细细阅读——信上留下多处他用红笔勾画的痕迹。8月23日上午，叶即致信周扬，郑重推荐。信（信以旧式写法，以空格格式示尊重，照录）全文如下：
周扬同志惠鉴：
闻 尊体违和，近方休养，惟珍卫得宜，早臻康复为颂。
老友郭绍虞有创办中文专修班之拟议，以长函详述其宗旨与办法。我以为培植中文方面之基本队伍，今时诚有必要。从幼年打基础，较之半途钻研，功力自更深至。特重作品之诵习与理解，而辅之以史与理论之研究，尤为避免时弊之要着。郭君甚希得 高明之赞许与支持，俾得竟成其事。今以其来书附呈，幸 赐察览。倘承 大力相助，岂惟郭君私慰而已乎。敬礼
叶圣陶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
周扬读到信后，给秘书写下了“送教育部叶圣陶同志，原信保存”的便条，可见他是给叶圣陶复信了。至于复信的内容，因没有底稿留存，难知其详。撰写本文时，我曾电话请教《叶圣陶年谱长编》撰著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商金林教授，是否看到过周扬的回信。商教授的答复是否定的。所以，关于周扬是否支持这项动议，也没有答案。
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郭绍虞这一倡议似乎并没有实行。设有实行的原因，也许从周扬这里就否定了，大概周扬只主抓教材建设而人才培养计划则超出了自己的工作范围。金教授的解释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绷紧了，即使周扬同意了，还怎么能有实行这样计划的环境呢？
我赞同这一解释。因为任何一门专业人才的培养，不但需要经济作后盾，更需要宽松的学术气氛。具体到眼下媒体热炒的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一事，也是如此。撇开成立国学院的庄严意义不谈，但就国学院能够成立一事来说，事实上也是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才得以实现的。条件具备以后，怎样培养专业人才才是“硬道理”。从这点上来说，以愚之见，郭绍虞写于43年前的这份很完备的设想，比人大国学院所公布的培养计划可能更好一些，其借鉴意义不容忽视！
另外，还需要提到的是，从叶圣陶郑重推荐郭的设想来看，他是非常赞同中文、或者说是国学要从娃娃抓起的。因为上述环境的影响，他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不过36年后的1998年，叶老的愿望终于得到部分的实现。
1995年，叶老的公子叶至善与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启功、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九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在政协第八届会议上递交了一份《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呼吁》开篇就振聋发聩：“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他们认为，避免这一危险的办法是尽快建立幼年古典学校。《呼吁》得到国家教委的重视和批复。1998年北京圣陶实验学校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式成立。如今，这所学校已经办了7年了，成绩斐然。想来，若叶老地下有知，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会再次郑重推荐老友这份计划书的。
李泽厚先生访谈
■ 李泽厚 陈 明 贺更行 王心竹
陈明：看来状态还满好嘛，跟过年时电话里的多愁善感完全不一样。
李泽厚：神气不错，我从不多愁善感。
陈明：人都是安泰似的，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就会好一些。思想家就更这样了。
李泽厚：《原道》怎么样啊，到底发行多少份，有五千份吗？卖得掉吗？
陈明：现在都是出版社张罗。你要这样想，在很难出现民间刊物的年代，一个讲儒学的学术刊物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