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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glad they came along
l dedicate this song
To all the girls I've loved before
……
这首《致所有我曾深爱过的女人》，不少人怕是横竖看起来都不太顺眼。1960年代，避孕药的出现推动妇女革命。但这仅仅是消除或缩小生理方面的不便，却不能消除男女生理上的差别。从生物学上说，男性理论上可以有许多后代，可以把种子撒遍大地，而女性能有的子女有限，所以必须慎重择偶，必须死守缠绵。
伊冬对爱情还有高见，说：“夏天谈的恋爱不作数，天热脑子容易发昏，等到了。”她还请来米兰·昆德拉帮忙，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发明了“性友谊”。不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男女关系乱是乱，但主要还是一男二女的经典三角戏。男主人公托马斯有过的性关系不少，但在乎的只有两个女性，其余都是陪衬——不，只是道具。米兰·昆德拉很无奈，X不了蹂躏布拉格的苏联红军，X不了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X不了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就安排《难以承受生命之轻》的男主人公托马斯代为复仇，X了那个给勃列日涅夫鲜花的捷克女人。
一个没有男人的地方
伊冬找不到爱情，失望之余表示，“只有革命才可以真正地做到英雄和浪漫”。可是，对平民百姓，革命经常也就等同于离乱。中华民族近代是一个悲苦的民族，爱情和真情写在离乱之中，只有离乱才让我们见证到真情和爱情。“便相逢凄凉万事”，才能够“诉心期夜夜常携手”。我觉得，这是中国式爱情的定格。
朱生豪、宋清如演绎了中国离乱岁月最凄婉的爱情故事。钱锺书、杨绛以清流著称，但靠着做上大官的昔日同窗的照拂，住进了部长楼。而朱生豪真的是不食嗟来之食，只能隐居在江苏常熟乡下翻译莎土比亚全集。年青美貌的知识女子宋清如，居然能够死守爱情，死守清贫。当朱生豪贫困交加，三十三岁就逝去的时候，宋清如纪念亡夫的诗句是这样写的：
也许是你驾着月光的车轮
经过我窗前探望
否则今夜的月色
何以有如此灿烂的光辉
回来回来吧
这里正是你不能忘情的故乡
也许是你驾着云气的骏马
经过我楼头彷徨
是那么轻轻地悄悄地
不给留一丝印痕
回来回来吧
这里正是你眷眷的亲人
哦，寂寞的诗人
我仿佛听见你寂寞的低吟
也许是沧桑变化
留给你生不逢时的遗憾
回来回来吧
这里可以安息你疲乏的，心灵
“肠已断，歌又难”——离乱才有琴心剑胆，才有美丽凄婉的诗句。或许，这也是一种错觉。或许，离乱之所以有真情，是因为恋爱的一方或双方都死得很早，来不及背叛，也不用经历“长相守”的艰苦考验。但《生生不息》中的情种小震死的也很早，却并未赢得美人的芳心——死也算是白死。
不过，伊冬爱情的失败，恐怕还不仅仅是革命或离乱的问题。像这样一个秀外慧中的女青年（征婚广告语），在爱情上却没有归宿，大概是因为她生活在一个被阉割的环境。在一个昏沉虚度、人人病夫的地方，有的只是男盗女娼，蝇营狗苟。在那样的时代，高尚的人、勇敢的人会被“太监”群起围攻，必欲除之而后快。
小说——哲学的简易读本
我总以为，小说是哲学的简易读本。退而求其次，语言至少要机智，道出我们的心声。《生生不息》有这样的语言：“人最幸福的状态，是自由而不寂寞。次等，是自由但寂寞；或者不自由也不寂寞，在这个层面上有最多的分流；最次，是既不自由且寂寞。”还有：“白头到老这回事，大概是忍出来的。而永结同心，则是背道的荒谬。”还有一针见血的诛心之论，“……经过‘文革’的人，又混迹于官场，再难堪的事情也会硬着头皮顶过来。他们的脸皮，比犀牛还厚。”
作者不时也借主人公之口说出几句入木三分的话。比如，伊冬规劝丈夫遵纪守法，但他却说：“你放心，只要舅舅在证监会不退下来，有人护驾。”可是，这里攻击不合情理。如果阅读法制刊物就会知道，今天的贪官通常是为情妇所累，为“爱情殉葬”，能想到妻儿已属不易，哪里会顾及外甥？
谁要是以为自己已经把人想的很坏了，那他就会发现人比他想的还坏。伊冬于扬眉剑出鞘了，“太监”一词终于骂出口了。如果《生生不息》的开题是“爱情”（现在博士、硕士都讲究开题，还有什么开题仪式），那么“太监”二字就是点题。
“人生若只如初见”
小说能否广为流传，固然取决于小说本身的水平，但给人无限遐想的书名也可以为之增色不少。《生命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LifeBeing）、《间谍来自寒冷》（The Spy ing from the Cold）、《丧钟为谁而鸣？》（To Whom the Bell Rings）和《永别了武器》（Farewell Arms）。这样的书名，谁说不是诗句？还有些书名很短，但叫的也很响。比如《老人与海》（The Old Marand the Sea）、《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iCatsby）等。据作者介绍，《生生不息》来自英文“Life goes on”，“生生不息”似乎强调的是生命的顽强，像是一位老者黄昏时分面对夕阳的自我安慰：我死了以后有落去的感觉，并没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英雄气概。说来女主人公伊冬并没有什么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似乎谈不上生生不息的顽强。虽然离了婚，还有许多情人和候补情人，而且不仅人间有，阴间还有一位，还能读他生前没有发出的情书。我觉得这本书中有一章的标题“人生若只如初见”极好！“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意思比美国电视剧《欲望城市》中的台词“汉堡的第一口最好吃”高雅。不过美国人的文化素养较差，有时比较粗俗，却也不失几分野趣。
“江山代有才人出”
不错，丁丁无论如何不算一流的作家。但谁又是呢？群体的萎靡必然导致作家个人的无奈。周梅森曾经写过一些话题比较沉重但故事性很强的小说，如《大捷》和《军歌》等。现在周先生已经改行专写更流行的反腐小说了，写的很是流畅，满足了我们窥测权贵生活的好奇心理。这些小说很好卖，但远比不上周先生当初的力著：《重轭》《孤乘》，还有《国殇》，那些讲述国人近代的苦难，鞭挞了国人劣根性的故事。尽管周先生转型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还是比较成功的，有的作家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比如，《有了快感你就喊》这样的书名也出来了。看了这样的书名我就想，一代作家已经江郎才尽了。
我们总是要试图对生命做新的尝试——能否有所突破、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则另当别论。即便对生命本身不能有所突破，我们对生活的诠释也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就需要新故事、新作家。“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肉体与精神的悖论
■ 曾纪鑫
完成反映荆楚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楚庄纪事》，我就考虑下一部长篇的创作内容了。
自18岁那年离开位于湘鄂交界之处的闭塞乡村进入喧嚣的城市谋生，二十多年来，我与故乡的空间距离虽远了，但心灵却长久地盘旋、停驻在那片魂牵梦萦的蔚蓝天空。繁忙与疲惫的间隙中，我总是回望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关注她那艰难而缓慢的发展与变化；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返回故乡住个三五天，于生命的源头寻找继续前行的信心、勇气与力量。
创作长篇新作《风流的驼哥》，是生活的原型触动了我的灵感。我的故乡的确生活着这么一位个子矮小、后背鼓凸前胸凹陷的驼哥。他从小就学得剃头手艺，每次回到故乡，我总能见到他那手拎剃头箱子走村串巷的身影。普通农民于生活的重压下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少有笑颜，而驼哥却是一副嘻嘻哈哈知天乐命的样子，他很会说笑话，也特别能讲故事，显得幽默、开朗而达观。当我偶尔听说他与村里一位相当漂亮的嫂子“有一腿”时，大吃一惊，就他那副瞧着有点恶心的“尊容”，那位在农村可谓相当出众的妇女，怎能与他勾勾搭搭呢？后来我再次返乡时，竟又发现他与另一名有夫之妇明目张胆地搞在一起。那个村妇晚上去驼哥家，白天则回自己家。这种情况如果换上别人，早就无法见容于社会了。可也许因为驼哥是个残疾人，乡亲们只是拿这作为茶余饭后的开心笑谈，并无半点实质性的干涉之举。
“驼哥现象”引起了我的兴趣与思考。一天晚上，我来到驼哥那间土砖搭就破败不堪的小屋，以朋友的身份对他进行了一次特别的“采访”。一番掏心掏肺的谈话，我知道了驼哥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他的内心世界超乎我的想象。在我们眼里，驼哥是一个残疾人，外表显得滑稽可笑；可是在他的眼里，所有物事却是颠倒过来的，可悲可笑的是我们这些“正常人”。当我尽可能地试着以驼哥的身份、阅历、视角来打量自己周围的时候，一切的一切，“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于是，我决定写一部以驼哥为原型反映残疾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并从驼哥的视角展开描写。这种第一人称的叙写方式，可以很好地还原驼哥那种情之所至嬉笑怒骂，嘲笑“道德”、“神圣”的神态。
虽然驼哥是一个身体上的残疾人，但从法律的角度而言，他是一个正常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没有任何豁免权；而在心理方面，他又是一个畸型人。驼哥身体有着先天的残疾，头脑与别人却并无两样，聪颖还要超过许多普通人。他在一个缺少理解、同情与关爱的环境中长大，长期的心理压抑导致心理变态，严重的变态就是畸型。特别是当驼哥的性需求遭受一连串打击，正常的欲望只有通过七弯八拐的渠道宣泄时，他就不得不经历社会道德的质疑与拷问，驼哥与包括师妹在内的十多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这些女人看中的都是他口袋里的钱。“于是，我就在一种没有付出的付出中，没有得到的得到中滑稽地拥有一些没有感情与激情的女人肉体，以补偿我与生俱来无法克服、难以改变的生理缺陷。”驼哥在小说中如是坦言。利用金钱获得生理与心理的满足是驼哥的悲哀与堕落，也是“女人们”的堕落与悲哀。
残疾与愚蠢、伟岸与聪慧搭配是人们的心理定势，这样说，驼哥的肉体与精神是严重错位的。这种错位带出了一系列荒诞可笑的人与事，在驼哥眼里，社会一如他的个人情形，肉体与精神处于错位之中：一方面是金钱至上权欲泛滥肉欲横行，另一方面则是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价值混乱、理想匮乏。一个身体弯曲的残疾人，行走在一个弯曲的时代，会是一种怎样结局？对与错、正常与反常、顺畅与滞涩，叫人怎样认识，如何分辨？
人物原型与时代背景决定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基调与风格，我最终选择的是“黑色幽默”形式。将痛苦与欢笑、残忍与柔情、荒谬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并列在一起。当然，我不可能生搬硬套这一西方曾经流行的文学流派的创作手法，比如像美国的黑色幽默小说那样将现实生活的片断与虚构荒诞的幻想相互拼接，叙事非线性、非逻辑性，故意给阅读造成障碍。我的“黑色幽默”符合大众欣赏口味，单线结构，情节曲折，讲究可读性，试图使读者在俯视畸形、丑陋，因优越感而发出笑声之后，也能思考沉重的生活与无法承受的苦难，进而与承受着苦难的灵魂有所交流。
有人一见小说标题《风流的驼哥》，便狭隘地将“风流”二字仅仅局限于不正当的男女放荡情事。其实，“风流”有着更为宽泛的内涵，风采、风光、风韵、英俊、杰出，以及独特的功绩，不拘一格的创见等，都可纳入风流的范畴。一部具有黑色幽默风格的小说，书名要考虑风格的一致。驼哥的“风流”应从反讽、嘲谑的角度理解，这个残疾人无论怎么挣扎，收获得更多的也是失意与沉重、忧伤与悲哀。
通过“驼哥”这一载体，我说出了许许多多自己的“话语”。长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虽为虚构，但离不开现实的土壤，总是有意无意间将社会秘史、遗传基因、心灵密码编入其中。我以驼哥真实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增加了大量新的情节内容，如背诵毛主席语录、当放牛娃、创作歌词、承包抛荒地、开设美容美发店、喂养黄狗等，虽为虚构，却是驼哥生存语境下的真实写照。我的创作追求，是想严格遵循生活的逻辑，演绎驼哥合乎情理的人生历程，描写他的生活史与奋斗史，展示和见证社会发展变化的轨迹。
（《风流的驼哥》，曾纪鑫著，花城出版社2005年1月版，18．00元）
江湖侠骨恐无多
■ 叶子南
早就想写江湖与侠客，却不知怎么下笔。江湖浩大，侠客众多，从何说起呢？然而，有一天我看电视连续剧《倚天屠龙记》，忽然找到了说侠的切入点。
剧中的游侠张翠山面临一个左右为难的选择，江湖上各路英雄逼他说出金毛狮王的下落。一边是人数众多的武林中的“主流”，要他交出一个恶魔，可以说索求有理。另一边是罪行累累的恶魔，早已失去了道义，理所应当得到惩处。张翠山的选择本来并不困难，可偏偏他和金毛狮王曾是义结金兰的兄弟。交出金毛背叛了“民意”，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生命。在翠山拔剑自刎，夫人随即自杀后，一个壮烈的场面展示在我们面前，顷刻间我在壮士的血泊中悟出了侠客的定义，也看到了现代人最缺少的精神气概。
人们也许会说，张翠山死得不值，因为他保护的是个坏人。如果被保护者是身处穷途末路的英雄，壮士才死得其所。这种对价值的权衡，对是非的掂量，对震撼天地的义举，便在人们的瞻前顾后中消失了。
在我看来，侠之所以为侠，主要在于他损己利人，重交轻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朋友，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侠不用我们的衡量准则，侠不做世俗的价值判断。因此解读侠的举止，也不能用常人的标准。一位失势的政治家重病在身，他当年的一个下属顶着政治压力，执意前去探望，在我看来就是侠义之举，因为在主流中乘风直上的人是不愿意干这种不划算的事的。其实，这无关那位政治家立场的对错，原本也只是流露一下仁心而已，可雷霆万钧的压力，反倒使风雨中的来访者显出铮铮侠骨。只有当个人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时，侠的光芒才会放射，顺境中多的是“静默三分钟，各自念拳经”一类的惺惺作态。
有人会说我的观点太狭窄，认为侠应该走在更为广阔的“阳关大道”上。他们要为侠的头上带一些光环，让侠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牵挂苍生的福祉，心系社会的安危，甚至为众多的侠客分等级，排座次，有较为低级的江湖豪客，有济人困厄的普通侠士，有为国为民的高级侠客。我不反对侠承担天下的责任，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类象征符号，已成主流话语，口号一出，应者如云，簇拥的队伍相当拥挤，加之它们往往是政治家经营的概念，常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将之引人侠的精神世界，把它作为侠的行为准则，终将会扼杀侠的灵魂。不错，金庸笔下的侠确实担起过保卫家国的责任，但那不是侠义精神的核心所在，侠的行为往往在作出复杂的社会价值判断前，已由一种更为朴实的道德选择所决定。侠义行为的驱动力不是这种崇高的目标。侠有自己的标准。当侠的是非观与主流并行不悖时，侠便愿意与主流携手共进，侠的头上也会有冠冕。但侠却并不在意这种荣誉，更不“恋栈”，因为他知道，侠的行为大体上是和主流相悖的，他所代表的精神也总是和社会流俗背道而驰，因此侠便与只有依附主流才能得志的儒格格不入。儒的理性使其更注重结果，因此就很难在必须损己利人的关头挺身而出。儒会在掂量轻重的理性抉择中，心安理得地吟一句“留得青山在”，而侠却会为了某种精神的追求，义无反顾地舍身取义。常在主流中周旋的儒和总在江湖上游走的侠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如果说儒是现实主义者，那么侠就是理想主义者。
江湖与侠客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浪漫地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寻找侠的足迹定会令人失望。侠的消失与现代社会的兴起有关。当西方现代的强风吹进东方古老的社会时，江湖便开始干涸。于是，横刀立马的豪客终于敌不过一颗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