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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对“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论，思想解放先驱基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性质。遇罗克写道，整走资派“这根本不是阶级斗争”，“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因为“文化大革命”既无政治基础，又无经济基础，所以它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还有许多思想解放先驱，如贾正玉、陈寿图、史云峰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变”。史云峰等人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这一看法也精当。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的认识，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思想解放先驱们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遇罗克看到被斗的“走资派”极表同情，他在日记上写了鲁迅那句名言：“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吴晓飞为了支持刘少奇，用15个小节、十多个专题对刘少奇在民主革命中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思想进行了研究，总数达20余万字，颠倒被颠倒的历史。张志新也对那些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评功摆好，鸣冤叫屈。朱守中对刘少奇在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所作的贡献给以充分肯定，并说刘少奇和彭德怀就是林则徐和海瑞的替身。还有许多烈士高呼“刘少奇万岁！”发泄他们对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强烈不满。思想解放先驱勇敢地从政治上、理论上揭露、批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目的和罪行，并口诛笔伐其主要成员。当时，反对这些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新贵族，都必须舍出性命，而思想解放先驱们都敢于虎口拔牙，揭露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改马列主义，揭露他们把无产阶级政权变成镇压之权，揭露他们搞封建主义、个人迷信。揭露他们煽动武斗大乱天下，揭露他们篡改历史，搞文化专制，揭露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生产，把人民搞得普遍贫穷。思想解放先驱们无私无畏。他们的献身精神令人钦佩。
3 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
遇罗克的《出身论》就是一篇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代表作。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影响下，千千万万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招工、参军、入党、入团、入学，处处遇到障碍，甚至无法成婚。遇罗克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他呼吁，“填平这人为的鸿沟”。1968年夏，李元富给党组织写了一份《交心书》，其中提出：“我认为从解放到现在，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少了，不是多了。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现在是全民和集体所有制，随着生产和生活的提高，阶级斗争就少了。说阶级斗争还是那么激烈，复杂，是不对的。”这些观点是在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奉为神圣教条的时代说出的，足见思想解放先驱们的理论洞察力。
4 呼唤社会主义民主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有的思想解放先驱认识到了这一点。朱守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除其他原因，“其一，党员在党内一律平等，谁都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权利。……”他认为“九大”让林彪当接班人并写进党章，是“用强权代替公理，走穷兵黩武之路。是不得民心之举。”史云峰在传单上写着：“巴黎公社普选制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打倒刘少奇主席违背党纪、国法！是阴谋手段，先戴帽子后打倒。”史云峰反映了人民意志，要求民主选举领导，实行法制，真正体现共和国的原则。丁祖晓写道：“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争取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他们把反对个人迷信和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联系起来。
5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这些思想解放先驱，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道路，也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遇罗克撰写了《工资论》，他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的贡献发给。他还提出企业要有更新设备的自主权，还指出，“这种计划经济，很有必要改善”，他已认识到计划经济的缺陷，并且需要改革。朱守中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认为大跃进是“拔苗助长”、“杀鸡取蛋”。他充分肯定“产量责任制、扩大自由地，开放自由市场”，他主张贯彻好按劳分配，讲究利润，扩大再生产。反对“赔本生意”，主张“一本万利”，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讲经济效益。朱守中高度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世界上最复杂的‘万物之灵’正是知识分子。对待他们，必须服之以理，感之以诚……任何简单野蛮的手段和假仁假义的骗术，必然会得到相反的结果。”朱守中认为马寅初的人口论有道理。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主要任务时说：“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使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并不是叫大家勒紧裤带，你打我，我打你，天天制造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李天德在狱里“反省书”中有明确认识，他写道：“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王笃良等也具有这种观点。重庆白智涛对张春桥破坏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给以系统批判，指出张春桥的观点给中华民族造成灾难。
以上的叙述已证明，思想解放先驱的所做所想的事，我们绝大多数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敢做，才敢想。他们确是走在历史前面的人。
三、思想解放先驱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
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思想解放先驱们的作用，也表现为限制“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如遇罗克《出身论》发表之后。文章传遍全国各地，各地给遇罗克来信激增，开始每天邮递员送来一堆，后来《中学生文革报》编辑部派人用麻袋去装。许多读者为作者观点折服，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联想到政治歧视而痛哭失声。多数思想解放先驱是用大字报、传单的形式进行战斗，虽然马上被收缴、撕毁，但总能和部分群众见面，能够部分地宣传了群众。这些受到宣传的地方和人们，总会程度不同地受到启发，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思想解放先驱们反对个人崇拜，给处于宗教狂热之中的人们泼了冷水，使受到宣传的部分人像注入了一针镇定剂，使之冷静、沉思。
思想解放先驱的大胆勇敢行为，也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以打击。每当听到出现了反对他们的人物，林彪江青之流就定为“特大案件”给以侦察、镇压，表明他们在人民和正义面前的恐慌。思想解放先驱们积极的历史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他们的历史作用恰恰是在个人崇拜盛行、民主和法制被破坏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所以他们的作用又是有限的。
首先，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人受个人崇拜的影响。什么是真理，要从“最高指示”中去寻找，对这些先驱人物的思想观点，他们是难以理解的。在这场民族悲剧面前，思想解放先驱的悲剧更悲壮一些。他们的牺牲，在当时没有获得绝大多数人同情、理解，甚至被某些人认为是“疯子”。他们抱恨以终，付出鲜血的代价，经过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思想解放才得到了补偿。
另外，民主和法制被破坏，使先驱们没有宣传思想的自由。每当他们的大字报贴出去，就会被留下“罪证”撕掉；每当传单撒出去，会立即被收缴，并宣布保留者有罪；每当一个思想解放先驱出现在大地上，就会被抓获、投入监狱。当时，全国性的宣传工具被“四人帮”所控制，每个思想解放先驱的宣传也起不到全国性的作用。人民群众中本来有一个自然传播消息的渠道：交头接耳、一传十、十传百，但在株连日深、钳制人口的政治气候下，人们之间互相信任感很差，也很难传播更广了。没有民主、法制、自由，就没有真理的传播。如果在政治民主化的条件下，思想解放先驱的作用那将不可同日而语了。
思想解放先驱们因其历史局限，他们中多数人的理论、思想显得有些粗糙，缺乏系统性，有的言论也有些片面性。但是，正如恩格斯说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在那种条件下，思想解放先驱们认识的程度，正是认识规律决定的。他们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几年十几年后人们才提出的问题，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四、沉痛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解放先驱究竟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1979年以后，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搜集了各地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到1981年，陆续出版了三本书，书名分别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划破夜幕的陨星》。这几本书列举的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先驱人物有44人被判死刑杀害了，只有个别几个人幸免于难。各地公安部门还有一定数量的这样“反革命”，没有人通过媒体表彰他们。所以说，究竟有多少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就是个未知数了。这些人在民主与法治建全的条件下，是一个也不应该判处死刑的。他们都是完完全全在党和国家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见解的。他们有的把意见书直接交给党组织，有的投寄给党组织控制的报刊，有的直接上书中央，有的运用了“四大”（这也是当时法律所允许的）。在程序上他们没有违法。从内容上看，他们完全是为了人民和祖国的利益斗争的，他们没有为个人和小集团私利。退一步说，就是这些人的观点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而不是“反革命”、“反党”的问题。他们之所以敢于上书中央或把意见书交给党组织，完全出于对党的信任。当陈寿图烈士知道自己不久将赴死，还嘱咐妻子要交党费，“交到我死为止”。当时极“左”肆虐，林彪、“四人帮”横行，根本容不得不同观点和竞见。
“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解放先驱的悲惨遭遇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建全社会主义法治，必须维护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利。人民当家作主绝不能是一句空话，要通过宪法和一系列法律，保障人民的民主和自由。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社会进步离不开这些极少数思想精英：像遇罗克、张志新这些人，在我们的人群中太少了；像马寅初、顾准这些人，在我们的知识界太少了。一个容不得这些思想斗士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而我们今天纪念思想解放先驱，说明我们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前进了。唯有如此，思想解放先驱的鲜血才没有白流！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金凤汉事件·薛攀皋
发生在1963年的这一事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金凤汉——金凤汉其人其事；一方面是我们——我们对此做出的反应。
金凤汉是朝鲜平壤医科大学教授。他是研究针灸的。针灸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世界上许多地方许多人用针灸治病，也有人研究针灸治病的原理。人的全身皮肤上有一千多个穴位。在一定的穴位上用针刺，用艾灸，可以引起人体一定的反应，得到治病健身的效果。我们的老祖宗把主要的穴位分成十四个组，它们各自在人的身体表面以一定的线路排列。这就是十四经。经是经脉的简称，是主干。经脉的分支称为络脉。两者合起来称为经络。穴位和经络，单独地或者互相配合地与人的一种或几种生理功能相联系。经络系统有没有实体，是一个长期争论悬而未解的问题。有人认为穴位不是骨、肉、耳、目那样的组织或器官，它只是皮肤上一个个范围很小的部位。经络不是消化管、血管那样的管道，而是穴位间的联络通道。但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穴位和经络都有实体，有一定构造。金凤汉就持这种看法。
金凤汉其人其事
金凤汉从1954年起研究经络系统，认为经络学说必定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当时朝鲜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到1958年矛盾趋于白热化，学术界普遍认为金凤汉的工作不科学，要把他从学术界清除出去，但是领导上支持他，金凤汉的研究队伍很快从五六个人扩大到三十人。1960年12月，金凤汉写出了第一篇研究报告，说是发现了穴位的“小体”。于是朝鲜集中人力建立了经络研究所。到1963年11月第二篇研究报告《关于经络系统》公布的时候，他的戒备森严、设备完善的崭新实验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三百余人。
1963年11月30日，在平壤举行了以金凤汉为首的、平壤医科大学经络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报告会。根据报道，金凤汉在报告会上介绍了自1961年以来，他们在经络系统方面取得的新成就。他宣称通过形态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组织化学的研究，说明经络系统是有实体的。它是由一种“小体”、一种联络“小体”的“管状结构”，以及在管内流动的一种“液体”等组成的。它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机能形态系统。
和前些年的情况完全翻了个，据说在报告会上许多学者发言，高度评价金凤汉取得的成就。他们倡议并获得与会者全体一致同意，把上述新发现的结构，分别以金凤汉的名字命名为“凤汉小体”、“风汉管”和“凤汉液”。
金凤汉说，凤汉小体不仅存在于皮肤，并且广泛地散布在肌体的深层，和针灸临床得到的经验是一致的。连接凤汉小体的凤汉管，既存在于血管和淋巴管之内，也存在于血管和淋巴管之外。脉管内外的凤汉管走向不同，但结构没有差别。凤汉液在经络系统中循环是由心脏搏动来维持的，其循环速度比血液的循环速度慢。对一个凤汉小体的刺激效应，可通过凤汉管传导到另一个凤汉小体。凤汉小体和风汉管内含有大量核酸，特别是脱氧核糖酸（DNA）。凤汉管中的DNA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与均匀的凤汉液中的核酸无关。
金凤汉说他们已经基本阐明了凤汉系统的全部面貌。它是一个新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系统，同脉管系统和神经系统不同。他们新的研究成果，相信对于经络系统的广泛说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现代生物学和医学领域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和原则问题，并且已经在这方面开辟了新的道路。
我国新闻媒体的异常举动
在金凤汉研究成果报告会之后两个星期，1963年12月14日，我国《人民日报》以第四版半版和第五版、第六版两个整版的版面，全文刊登金凤汉《关于经络系统》的研究报告，同时刊登我国卫生部致朝鲜保健省的贺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认为金凤汉的发现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它表明朝鲜科学家在经络系统的形态学、实验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组织化学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为生物学中的许多基本问题，如遗传、细胞分化、蛋白质机能和代谢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打开了新的道路。经络系统研究的新发现，已经为从新的角度来研究和澄清对人类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若干问题，如现代生物化学问题，正常控制生物体机能问题，疾病的原因、起源和发展问题，病后恢复健康，增强健康和长寿等等问题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朝鲜科学家的成就，将为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科学开辟新的广阔前景。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一位外国科学工作者如此冗长的研究报告，还发表推崇备至、全面肯定、毫无保留的评论，这是非同寻常的举动。
中国的专家们是怎么说的
金凤汉的研究报告让人堕入五里雾中。要说兔子之类的家畜或野兽以及人的身上广泛分布着肉眼看得见的特殊构造，而几千年来屠夫、解剖学家、医生、厨师以及切割过和进食过猪、牛、羊、兔等家畜的肉的那么多人谁都没有见着，直到金凤汉才看见这些“凤汉小体”和“凤汉管”，我们怎么能不怀疑？要说在心血管系统这样基本上是封闭的系统里还有一个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