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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多年担任新华社记者形成的职责意识，使我感到自己有责任通过内参向中央领导反映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情况，特别是民办科技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各方面的建议，为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鼓与呼。当我把准备写一组内参的想法向分社领导汇报后，得到了分社领导的支持。
于是，国庆节后，我就我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查情况写了《中国的“硅谷”》、《经营活效率高效益好》、《民办科技企业家的希望和建议》、《民办科技企业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组4篇内部调查报告，经分社领导审改后，于11月中旬发给总社，总社在1987年11月30日发出了前两篇，12月1日发出了后两篇。总社编辑把我第一篇稿子的题目改成了《科技的春天高技术的产业》。我在这组内参中建议在中关村成立高技术产业区和制订配套政策，支持技术产业和民办科技企业的发展，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内参被总书记批示温家宝同志组织调查
我写的这组内参发出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12月7日在这组内参的第一篇首页上批示“送芮杏文、温家宝同志阅”。12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芮杏文批示：“请家宝同志阅的。我想去了解一下，同时是否组织一下力量，作深入的调查研究。”12月9日，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批示：“我已让调研室组织力量进行专题调研，请进玉同志将安排情况向杏文同志汇报一下。”12月10日，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进玉批示：“请于维栋同志提出调研计划和力量。”于维栋当时是中办调研室科技组的负责人，他后来告诉我：中央领导同志对这组内参的批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批示的转移速度，从总书记到中办调研室科技组，是每级领导每天批一次，可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二是对报道阅读是细微的并且划了加重号，有的写了旁批。例如，总书记对内参中“这条街上的科技企业，不仅自己开发的技术成果迅速变为生产力，而且把中科院积压多年的科研成果变为实用技术，投向市场”这段话下面划了道道。在内参中“中关村地区有4。5万多科技人员和高校教师”的边上写了旁批：“直接参加企业工作的多少？”在“建议国家对个体、集体、全民科技企业通盘考虑，研究技术产业的政策、法规和管理办法，以促进我国技术产业的发展”、“把人才流动搞活”、“民办科技企业最大的意见是得不到进口许可证和国家科技项目”、“公司的财产到底归谁所有？”等句子下面也划了道道。
随后，在温家宝同志主持下，组织了由中办调研室牵头，有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等部门人员参加的20多人的中央联合调查组，调查组成员在开展调查前都认真研读了我的内参报道。中央联合调查组在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查以后，提交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肯定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方向和经验，并建议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作为建立我国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试点。1988年3月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讨论通过了中央联合调查组的建议，决定在中关村以电子一条街为基础建立中关村科技工业园区。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宣布了试验区的正式诞生。中央联合调查组组长于维栋在谈到我国第一家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我写的这组内参的关系时是这样概括的：中国首家科技园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是国务院在1988年5月10日批准建立的；国务院又是根据1988年3月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决定批准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定，又是根据《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做出的；而中央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查，又是由新华社内参引起的。
回顾20年前我这组内参的写作过程，虽然有它的偶然性，但偶然性里面有必然性。这就是新华社记者的职责意识和责任意识。可以说，职业精神、责任意识和深入调查研究，成就了我的这组内参报道。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的这组内参所反映的问题正好是当时党中央和中央领导正在思考的重大问题。
在中央批准建立深圳、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和东南沿海城市对外开放以后，中央领导同志就开始抓科技进步，考虑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相结合，把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上勇于探索并已取得明显效果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已开始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我的内参调研比较详细地总结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成绩和需要研究的问题，恰巧为中央领导建立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启动的机会。当然，如果不是我的内参点燃了中央领导思想的火花，也可能别的报告或材料早晚会起到同样的作用，但我国建立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启动就不知道要推迟到什么时候了。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我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20周年。到2007年底，我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科技企业已经达到2万家，技工贸总收入达到近8600亿元。从这里诞生了联想、北大方正、四通等一大批世界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它的带动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蓬勃兴起，其中国家级的就有54个，2006年的经济规模达到4。6万亿元，已经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力军。
想到20年前是我的一组内参直接推动了我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诞生，为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至今仍然感到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的光荣与自豪。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大饥荒年代的偷抢行为·李治国
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是许多情景仍然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至今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1959年一1962年，我在四川省郫县第一中学读高中。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郫县农村人民公社的许多公共食堂就已经断粮了，城镇虽然有粮食供应，但定量标准一降再降，一般居民每人每月23斤，干部、教师一度降为19斤，我们中学生受到照顾，每人每月30斤。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肉、油、副食品供应，蔬菜供应也很少，我们这些住校的学生，许多人每餐只能就着酱油和盐来吃饭。从1960年开始，农村饿死人已经很普遍了，路边常可看见没有掩埋的尸体。我们中学虽然没有饿死人，但因为营养不良而得“浮肿病”的却很多，我所在的郫县一中高中部62（1）班共有47个学生，得浮肿病的就有42人。人们每时每刻都处在饥饿中，见面时的主要话题就是“吃”，俗称“精神会餐”。
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吃下了自己的那份定量饭食，仍感到饥肠辘辘。当我走到离校不远的一条小溪边漫步的时候，看到了学校种植在小溪边的一些扁豆苗已经结出了大小不等的扁豆荚。饥饿实在难熬，看看附近无人，我几经犹豫之后，像小偷一样迅速摘了一大把扁豆，找了一个荒僻地方生起火来烧熟吃下肚去。事后我感到深深的羞愧和不安，我不断问自己：我真的成了“小偷”吗？我很可耻吗？直到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还时常想起那次“偷”扁豆的事。
在那大饥荒的年代，偷抢多如牛毛。我亲眼目睹了许多人为了“吃”，准确地说为了不被饿死而小偷小抢别人的东西。这些人想要借此延缓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则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每餐吃饭都必须尽快赶到食堂去拿自己蒸的那一份饭，如果去晚了，就有可能被别人偷偷拿去吃掉了，自己挨饿不说，常常连蒸饭的缸钵都找不回来了。我有时到学校附近的大街上去走走，好几次看到有人刚刚用粮票买了一个烧饼，还没有来得及吃，或者仅仅啃了一两口，突然就有人从背后跳过来一把将烧饼抢走了，抢夺者一边逃跑一边拼命往嘴里塞烧饼，想要在被追上前把烧饼吞下肚去；有的抢夺者眼看要被追上了，就拼命往烧饼上吐唾沫，想让追赶者放弃已被弄脏的烧饼；当人们追上来对他们拳脚相加大打出手的时候，他们面对雨点般的拳脚丝毫没有交出烧饼的意思，反而头也不抬更加急促地吞吃着或吐着唾沫。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在郫县北门外看到一个两腿浮肿、气喘吁吁的中年男子跟别人“摆龙门阵”（四川方言“闲聊”、“讲故事”之意），说：他昨天在某某商店看到了白糖，白花花的有一大盘摆放在柜台上，他有一年多没有见过白糖了，多么想去吃一口啊，他跃跃欲试，好几次想去抢一点，终于没敢去抢，现在想起来好后悔哟，都怪自己胆小，真要抢一点就好了。我们班上有一个农村男同学，个头不高，文文静静，十分腼腆，后来因为家庭困难休学了，忽然有一天我在郫县南门外的公路边上看到了他，只见他衣衫褴褛，面色蜡黄，蓬头垢面地瘫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地向行人乞讨，听说因为偷盗食品他的两条腿被人家打断了，他被扔在了路边，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大约是在1961年寒假后的开学初，上级给我们郫县一中分配来了四五个大学即将毕业的实习生，来当我们的老师并兼不同班级的班主任。在我们这些中学生的心目中，他们就是真正的老师，我们从内心深处敬畏他们。有一天深夜，他们饥饿难忍跑到学校的萝卜地里偷萝卜吃，被当场抓住，还从衣兜里搜出了一些准备带走的萝卜，场景十分尴尬。这事很快就传遍了全校，他们无法工作，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这年的暑假，我去外地探亲，晚上在成都火车站广场上露宿，从天黑到第二天天明，整个夜晚不断听见此起彼伏的抓小偷叫喊声，不断看见追过来跑过去的人群。我不敢大意，十分警惕地看护好自己的东西，但是第二天早晨却发现脱在自己身边的一双旧布鞋还是被人偷走了。还有许多我所亲历的偷抢行为，这里不再一一述说了。
中共中央在大饥荒的后期曾经给下面发过指示，要求对一般偷抢行为要从宽处理，对饥饿所迫偷窃食品的行为一般不以偷窃论处，材料也不进入个人档案。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现了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大量增加，人民普遍过上了温饱生活，不少人还过上了富裕生活，但是有些人却不为之喜，反为之忧，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了精神道德的沦丧，十分怀念从前的所谓“思想革命化”。我认为如果用市场经济理念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来看今日的中国精神文明，可以肯定地说，今朝远胜过往昔；即使从精神文明建设的不足方面来说，解决问题说到底也必须有赖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已经正视曾经发生过的失误，包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全国大饥荒，这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已经有了正确的结论。但是当前我们仍然经常看到，在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在一些报刊影视作品的宣传中，在一些课堂教学中，许多人仍然沿用《决议》发表前的提法，把那个大饥荒年代叫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就是说大饥荒主要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这种不科学的提法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好像中国共产党缺乏承认失误的勇气，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直接的后果是损害党的改革开放形象。我认为可以采用比较中性的提法，比如“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或“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在美国打工１７年——访“倦鸟思归”的陈亮·贾宗谊
陈亮在新华社离退休干部中算得上是个“知名人士”了。但他的“知名”，与众不同，具有“陈亮特色”。人世的沧桑、生活的跌宕，给陈亮的生涯抹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陈亮1929年诞生于一个同国民党高层有密切关系的家庭。在上海沪江大学这所美国教会学校接受了高等教育。1951年毕业后，他先分配在内务部（现在改称民政部），后调到新疆喀什，混了近5年，于1956年8月调到新华总社参编部从事编辑工作。1957年5月，共产党开始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多提意见，帮助党改进工作。新华大院工字楼的北墙上，贴满了群众写的大字报。要求入党的陈亮不甘落后，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一口气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字，题名《庶民谈国是》。
这篇墙报文章贴出后，立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他谈的主要内容是：高干子弟享有特权，跟满清的旗人差不多；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刑不上大夫”，少数人逍遥法外；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过于粗暴，类似焚书坑儒；领导人应该有退休制度，外国总统、总理也退休嘛。陈亮万万没有料想到，他这篇墙报文章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他成了被从洞里引出来的“蛇”。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下子把鸣放运动变成反右运动。陈亮成了本部门第一个批判对象。
“你诬蔑共产党的干部！”“你竟敢把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诬蔑为焚书坑儒！”对陈亮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你竟敢要求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像外国的总统、总理那样退休！”陈亮，由于他的文章“极其恶毒、反动”，跟国内部戴煌并列为新华社的两个“极右派”，双双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可是，当戴煌继续留在北大荒，为他的《九死一生》这部报告文学积累第一手素材的时候，陈亮却被新华社保卫处派人把他领回，戴着“右派帽子”在参编部工作。周围的同志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个“右派”，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北大荒改造而回北京。这是个谜，当时新华社只有一两个高级领导人知道谜底。
陈亮说：“在我被押送去北大荒的同时，我的舅舅俞鸿钧当上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舅舅膝下无子，我自幼就受到舅舅的呵护，常常给我零用钱，关系非常密切。据我猜想，可能是有关部门给新华社打了招呼，认为我会起点儿统战作用吧。”
陈亮在家里是独生子，他的姐姐1949年去台湾后，嫁给蒋家“友”字辈的人，这使陈亮又多了一层统战关系。浙江奉化蒋介石家的辈分排列是，蒋经国以下是“孝”字辈，如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西安事变中被打死的蒋孝先。蒋经国的孩子叫蒋孝文、蒋孝武；“孝”字辈以下是“友”字辈。此外，陈亮还跟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有亲戚关系，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他在“文革”期间被提前从新华社永济五七干校召回北京。
陈亮在学生时代便交游甚广。有些小学同学和民国时期著名人物的后裔，至今仍与他有来往。在他的涉外关系中，不仅有国民党的高官，而且也有美国政府的重要人物。美国国防部的一位空军上校同陈亮的交往引起了我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他是陈亮姐姐的女婿，这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地道美国人把陈亮叫uncle（在英文里，叔叔、舅舅都是这个词）。在开拓中美航线时，他是美方派来的导航员。通过这个外甥女婿，陈亮又结识了美国驻华使馆政务参赞等一些官员，周末偶尔互相宴请。老布什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访华，在长城饭店设宴，陈亮也受到邀请。
复杂的境外高层社会关系，既给陈亮带来麻烦，有时也使他得到点儿好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戴煌和陈亮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1957年的工资，但未补发。值得玩味的是，戴煌和陈亮的问题改正后，新华社的选民旋即自发地撇开党委指定的人选而选举了他们为西城区人民代表。
改革开放以后，陈亮在参编部当了几年《参考消息》和英文编辑室的头头，又赶上“老同志驻外”的末班车，在新华社联合国分社干了几年。行将离任时，陈亮觉得，美国是个多元移民国家，结构复杂。而在我们分社工作，好比生活在“小北京”，几年中他只有一个周末去过华盛顿，对美国毫无感性认识。他希望滞留下来，观察和亲身体会美国社会。经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