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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教学习的基础上，给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写报告，反映同学们迫切希望毕业分配，早日到工农兵中去的愿望。我们还找了高教部副部长段洛夫和国家计委副主任高云屏等，反映我们的意见。后来又写了如何进行毕业分配的建议。毕业生串联会的办公地点在清华大学强斋二楼南头一个小房间，地方不大但开个会、碰个头还是方便多了。串联会在清华大学、教育部红星楼等处开过几次会。参加这些活动的除了北京一些高校66届毕业生外，还有来自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学生。
一次关键的会议
1967年8月上旬的一天，记不清是由蒯大富还是由北京市杜志彬同志通知我，让我找5…6位北京高校的1966届毕业生代表，第二天上午9点在台基厂市府大楼开会。我连夜通知了5位毕业生（清华2位，北航、北大、钢院各一位，他们都是毕业生串联会的积极分子）。第二天8点半我们到了台基厂，一进会议室，见到在座的有蒯大富、聂元梓，还有张琳、杜志彬等。蒯大富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院东方红公社”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他们几人与蒯大富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们当时被称为革命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也向他们介绍了我。快9点了，又进来两位，蒯大富介绍他们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丁国钰，另一位是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李冠英。九点会议开始，由李冠英同志主持，他讲今天请大家来开会是商量66届高校毕业生分配的事，下面请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同志讲话。丁国钰说，你们66届高校毕业生的要求中央已经知道，你们写的材料我们也看到了。中央对66届高校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是很关心的。聂元梓同志今天也来了，她对你们分配问题也很关心。今天“五大领袖”都来了，北京市管分配的同志也来了，就是支持你们的要求。丁国钰又讲现在情况下如何分配。我们听了非常激动，我们分配有希望了，我们的奋斗终于有了结果。
组建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
台基厂会议以后，我们知道中央同意我们66届毕业生可以着手分配了。我们从杜志彬那儿已经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联合发的文件《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央这个文件对全国的毕业生分配都会起作用，这是我们奋斗的结果。跨校的毕业生串联会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就开始做清华大学自己的分配工作。
我们首先组织负责毕业分配的工作机构。当时校、系两级的领导，甚至到教研组的领导，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又分成两派，相互打派仗。这个时候怎么组建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呢？我向清华的老干部如学生科苗既英等，向北京市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张琳、杜志彬请教。杜志彬同志还借给我一本1964年8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学生管理司汇编的《高等学校毕业生调配工作手册》，我看了这个手册，对学校分配机构有所了解，对学校分配机构的大概模式有了想法。我提议，校一级、系一级和各专业教研室都要成立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各级分配领导小组的成员是对等原则，即一名团派，一名四派。学校一级和系一级都是由两派各推一名革命干部，一名革命教师，一名红卫兵，而教研组一级，各派出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
我将这个想法，向有关老师征求意见，经他们同意后，我就去找两派的头头，“四一四”找的是孙怒涛，“团派”找的蒯大富和鲍长康。请他们通知各派选拔一名干部、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代表×月×日下午4点到旧电馆211（是力学系的会议室）开会。第一次“4·14”的准时到了，团派的迟到了约半小时，会没有开成。第二次团派准时到了，而“4·14”的迟到了约20分钟，会也没有开成。我急了，再次去找两派的头头，让他们再通知一定要准时到。第三次两派都基本准时到了，还是在旧电馆211开会。这个会我将预先想好的方案，向大家讲一下，似乎大家没有什么意见。我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成立各分配小组。并强调有关毕业生分配的事情不准带回派里研究，一定要在分配小组里商量。
分配小组虽然由两派的干部老师和同学组成，但大家对毕业生分配工作都是抱着积极负责的态度，不讲派性，工作中合作配合得很好，工作非常认真。他们冒着武斗的战火坚持工作。这使得我们清华大学66届毕业生分配工作比较顺利。
走出学校当工人
1966届毕业生的分配方案，在1965年国家计委联同中央、省市有关部门确定，经中央批准已经下达到各高校和用人单位。清华大学1966届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约2400多人。在正式启动分配后，总的来讲分配工作时比较顺利，到1967年10月底大部分毕业生已落实分配工作单位。
1967年10月28日上午，清华大学1966届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举行了毕业分配誓师大会。在清华大学大礼堂那半圆形的天穹下，回荡着“文革”以来少有的真诚而庄严的声浪。两千多名热血沸腾的青年人在这里宣誓：
我们坚决响应毛席的伟大号召，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和工农结合在一起，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把自己改造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
这一段誓词尽管带有时代的痕迹，但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大礼堂的誓师大会以后，同学们陆续地走出了校门：
水利系胡锦涛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本来是1965届的。因他是政治辅导员，延迟离校，也和1966届同时走出了清华园，走向了甘肃刘家峡工程局，成为一名水电建设工人；
无线电系的吴邦国从这里走出来了，他从这里走向上海电子管三厂，成为车间里的一名运输工：
动农系的吴官正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是1965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当研究生，他从这里走向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在车间当了一名仪表操作工；
从清华大学校门，走出了2300多名年青人，其中有108名研究生。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忐忑不安，走向了工厂、农村、建设工地……他们拿到的“派遣证”的“职务”栏上，写的都是两个字：工人。
清华，清华，这个工程师的摇篮，摇来摇去，却摇出来了一批工人！当时，工人这个称呼比技术员光彩得多。走出校门以后，他们脚踏实地地从普通工人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多数人在企业、在科研岗位上做出了贡献。也有一部分人因机遇、性格、能力、人品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一批分不出去的毕业生
多数同学走出校门以后，还是有200多人的分配一直没有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接收他们的单位，需要再等待着分配。分不出去的毕业生有以下几种情况：
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原来他们是都可以分到如二机部至七机部等国家机要部门，而那时他们成了“走资派”、“黑帮”的子弟，那些单位不可能再接收他们。
有一部分是文革中发现有海外关系或家庭出身由“红五类”变为“黑五类”，也没有资格去国家的机要单位。
李黎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父亲李井泉的牵连而被“待分配”，由学校重新联系他的接收单位。他于1968年11月去青海省电动工具厂报到。
桑尔侠：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岳父龚子荣的牵连而“待分配”，经多方联系，重新分配到辽宁省。他于1968年10月27日到辽宁鹤岗133师部队报到，在北大荒部队农场劳动一年，1969年底分配到沈阳市精密仪表厂当工人。
刘涛，刘少奇之女。清华大学自控系自903班学生。对刘涛的毕业分配问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校方有明确指示：刘涛的工作不能留在北京，但又要分配在离北京很近的单位，能随叫随到。经过分配小组的努力联系，最后落实刘涛的接收单位是北京铁路局承德机务段。
还有按1965年所确定的分配方案中有180名留校当教师或担任其他工作的名额，当时老师是“臭老九”，大家都不愿意当老师。更是由于在学校两派武斗，文攻武卫，大家都很厌恶这个环境，希望早一点逃脱这“苦海”。许多人不愿意留校，最后只有四十多人留校。也就是说，有近140个本来是留校的同学，要重新确定分配方案。
大部分同学已离校奔赴工作岗位，而待分配的同学现在还走不了，他们十分着急。但要解决他们的分配问题，关键是要落实他们的分配方案，要有接受他们工作的单位。前面说过我们66届分配方案早在1965年就确定了。确定高校毕业生的分配方案不是一件小事情，是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牵头，连同高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到第八机械工业部，还有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等部门，经过多次会议商定。对于一个学校有那么多的再待分配学生，困难很大。经过与国家计委、高教部及北京市分配办公室多次协商，我们学校提出了一个办法：分配方案还应该由国家计委下达到接受单位（或接受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而这些接受单位由我们自己来跑。于是我们分配小组决定发动各系各教研组负责分配的老师帮助去找接受单位，同时也发动待分配同学自己根据所学专业，到自己老家或有关单位去找愿意接受他的单位（一个同学跑1至2个单位），跑来的结果报到系分配小组，由校分配小组集中统一报到国家计委，再由国家计委下达到接受单位。由于各方面的支持，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也先后走上了工作岗位。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回忆过“超支户”的日子·詹南生
现在，三四十岁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超支户”是个什么东西。在人民公社时代，有些农户辛辛苦苦干一年，年终决算时，不仅分不到一分钱，还欠生产队的钱。这就是“超支户”。按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可以创造剩余价值，为什么劳动者劳动一年不仅拿不到劳动报酬，还欠雇主的钱呢？这是中国改革前的一大奇特现象。
我家八口人，有一个男劳动力，一个女劳动力，一个女辅助劳动力。按生产队评定的底分，我家三个劳动力出勤一天，共挣23个工分。按当时好年景的工分值算，每10分工可得报酬O，6元。这就是说，我家每天人均收入为O，1725元。一年下来，这点收入不够抵还队里分给八口人的粮、棉、油、柴的款项（这是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费）。生产队对待“超支户”有双重标准。贫下中农的“超支户”，可以“缓期执行”。“阶级敌人”或地富子女的“超支户”，归还超支款是硬任务：“你过去压迫人、剥削人、吸劳动人民的血汗，现在还想剥削人？”
我当“超支户”近二十年，脏活、重活没少干，大事、小事没少做。托人情、讲好话，大女儿六岁就看牛，十岁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又托人说好话，把看牛的“职位”让给大儿子。1977年收支平衡。能摘掉“超支户”这顶帽子原因有二：一、两个孩子大了，能挣一定的工分，收入多了；二、93岁的祖岳母逝世，人口少了。摘掉“超支户”这顶帽子欢乐的心情，不亚于后两年的“改正”，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当了二十年“超支户”，每年最紧迫的任务是交超支款。一次又一次的难关，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痛苦记忆：
在龙山大队林场的一间简易瓦房里，大队举办“超支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二十多个人，有人屁股下是半截土砖，有人的屁股下是一个草把，有人脱下自己的破鞋当马扎。除了吧旱烟的“滋滋”声，听不到人们抽气的声息。都全神贯注地默想一个问题：用什么交超支款呢？第二天，学习班继续“斗私批修”，继续与“剥削阶级”彻底决裂。我偶然发现，有三个土砖头上是空位，就低声询问与我并坐的朱凤友，他说是拿出了切实可行的交超支款的措施，提前放走了。他又低声地告诉我：谁拿出了“可行的措施”，谁就随时可放行。第三天，又有无人坐的砖头和草把出现。我一数，剩下十三个人听报告：“……你们不要磨洋工，不要消极对抗，更不要‘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我们宽宏大量是有限度的！”这一次，我回老家与堂兄詹方云设法，卖了一间房子给老家的生产队。
过了一年又一年。生产队的办公室里，一盏煤油灯有气无力的亮着。土改时的农会代表、老贫农曹四荣在讲话。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二十多分钟，忽然，话锋一转指向了我：“南生，南生！你的超支款有么打算？要想法子呀！不能把政策当耳边风……钱要积。平常不积，一次要拿出这么多钱来当然就难了！……”找我要超支款，这是天经地义！说我不“积钱”，实在委屈！天哪！我哪里有钱“积”呢？几只母鸡生的蛋，孩子们别想吃，要去换盐！一股无名火终于爆发：“四伯！您说我不积钱，可我也不会偷钱积呀……”结果是老婆出面解和、赔礼，把一间房子抵款到生产队。
又是春耕生产的时候。大批促大干，实现大寨县。生产队的生产资金匮乏。生产队长向大队反映，拟向信用社申请贷款。而得到的批示是：催交超支款。生产队长又奉命开紧急会议。我家是老超支户，当然要还款。钱！钱！我把亲友排队摸底，没有一家“富裕”。在惶恐之中，队长送来一个信息：太慈街曹运松接媳妇缺床。中国有旬俗话，“道士见钱经也卖”。横下一条心吧！感谢老婆的理解，把床卖了。
又是一年春好处。在催交超支款的同时，生产队长送来一条信息：太慈合作商店建楼房，办旅社，需要大批的楼板（那时，乡间没有预制品），“你家要许多楼板作么事？”又在他的关怀下，出卖了两方楼板。再用高粱秆、向日葵秆，填补楼板空缺苟且安生。得的钱呢？全还超支款了。
又一年大年三十，家家忙着过革命化的春节。我正在劈一个桩兜，打算煨煨托食品站会计周井山谋到的一个猪头。虽只有几斤重，猪耳朵、猪口条、猪脑子，可做好几个菜。默想着，这个春节，在革命上可以“化”一下了。“进屋哕，有人来哕！，'这是拙妻的声音。很明显，女低音里含着哀惋。是谁来了？我心知肚明：上次社员会上定我家交超支款30元，他们要钱来了。革命化的春节，可能“化”不起来了。我伸直腰，丢下斧，搓搓手，一脚千斤地回到屋里。队长开门见山：“我们是来收超支款的，把钱交出来吧！”
年关！年关！我在小说里读到的某些穷人度“年关”的情节轮到我了。在沉寂的相持阶段，副队长给我提了一个醒：你跑趟路到吉水去找姚麻子看看，生产队要把30块钱的鱼花钱给他，看他能不能给你过过账？
这倒是一条有点“生机”的路！但此时此刻要跑到吉水，难点是时间问题。估摸已过十点钟了，就是连走带跑，也得下午一点之前到。这么晚，人家会接待我吗？我跑出五里之遥，解开棉衣呼大气，碰上了瓦匠师傅徐伯高，我在他的麾下做过小工。他问：过年了，还往哪里跑？他听了我的原委之后，毫不犹豫地把自行车推向我：快去！快去！
姚麻子热情地接待了我，招呼他的妻子炒饭给我吃，写具了过拨的条据，并串起两条鱼一并交给我：“快回家吧，好好地过个年！”我多么感谢姚麻子啊！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文化现象杂说·吴 江
之一
湖南《湘声报》新年刊登了一篇题为《负伤的知识人》的文章（作者陈远），一开头便说刚过去的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并开列了一张在去年撒手西去的文化老人的名单如下：
蔡尚思104岁，王养冲101岁，骆耕漠、谈家桢100岁，瞿同祖、周尧98岁，陈赐祺、陈振汉、任美锷96岁，王永兴95岁，王叔岷94岁，贾植芳、唐敖庆93岁，王名扬92岁，滕维藻91岁，张芝联、蒋学模90岁，孔德成89岁，彭燕郊、柏杨、王元化、陈述彭、方平88岁，袁可嘉、金提87岁，萧父84岁……士林凋落，触目惊心。
这么些文化老人的逝世是不是“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的证据呢？我看未必，单从逝世者的年龄来看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