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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的待遇。这种伴随着技术优势的公民待遇，为轮船带来了额外的业务和利润，真所谓锦上添花。而从中国船帮的角度看来，这种超出惯例的保护不大公平，洋旗很有特权色彩。
六、价值所在
洋旗的收支账基本算完了，黄总经理得出的合算的结论完全正确。现在的问题是：洋旗的价值应该如何定性？换句话说，洋旗带来的钱，到底属于什么钱？属于劳动报酬吗？属于土地厂房之类的租金吗？属于投资或存款的利息吗？
在我看来，这笔钱应该叫法酬——法规或制度造成的收益。
权利和义务是来自西方的法律用语，在古汉语中，表示这种意思的近义词是“分”。普通人都有增加权利或减轻义务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都有立法定分的企图。不能立大法，立国法，那就立小法，立家法，立村规、行规，立特区，立土政策，立潜规则。这些小法与大法一致倒也罢了，如果不一致，如果钦定大法分给船商价值100元的权利，军阀和贪官污吏只认可50元，另外50元私下分掉了，那就有好戏看了。本文描述的正是这样一场戏。
前边已经谈到，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制订规则的规则。皇帝掌握的武力最强，钦定法规也最具权威性。不过，在皇家爪牙够不到或不愿够的深山大泽，在皇家耳目看不清或不愿看清的黑牢密室，在皇权衰落军阀骄横的乱世，钦定的“分”必遭重分。拥有伤害能力的各类强者，公开或暗自挤占弱者或其他冤大头的份额，真实的权利疆界与钦定地图所描绘的相差很远。
事实上，在黄总经理买洋旗的时候，钦定的船商权利早已成为一纸空文。打个比方说，经过军阀土匪和贪官污吏的瓜分蚕食，价值100元的权利，所剩未必有50元。船商所损失的50元，则是军阀的恶法、土匪的横规矩和贪官污吏的潜规则带给他们自己的法酬。这时候，船商挂上了洋旗，获得了强大的武力支持，因而敢于蔑视恶法、横规矩和潜规则。当时，欧美国家的政府和军队已经在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那是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力，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使用，用来夺回军阀土匪和贪官污吏瓜分蚕食的50元，用来保住自己应得的100元，甚至用来争取更多的权利。
这夺回的价值50元的权利的性质，就是钦定国法的法酬，即横规矩和潜规则早已瓜分蚕食，因而不能实现的那一部分价值。从根本上说，所有法酬都是流血牺牲换来的，因此，法酬又是血酬的一种存在形式。
七、结局
最后交代一下洋旗和聚福洋行的命运。
1905年前后，清政府企图收回“利权”，以龙旗替换洋旗。许多商会应运而生，想乘机捞一笔龙旗的挂旗费。奈何各关卡的贪官污吏和骄兵悍将不认龙旗的账，敲诈勒索一如既往，而收了挂旗费的那些人又无力震慑，于是，这场运动好像一阵凉风吹过，很快就不见踪影了。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海关挂号的内港船只中，挂洋旗的船占16～17％。1924年，这个数几乎翻了一番，超过了32％。
1941年，希特勒占领法国。聚福洋行屡遭中国官府刁难，而法方无能为力，于是黄总经理决定另找靠山，结识了国民党政府粮食部部长徐堪。在徐部长的支持下，黄总经理赶走了法国人，将聚福洋行改组为“强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黄总经理将1/5的股份赠与徐堪及其助手——这回可不是“虚股”。
借助国民党高官的势力，强华公司要钱有钱，要货有货，要船有船，一度高速发展。徐堪为了加强控制，派亲信王孟范出任强华总经理，黄瑾莹退居副总的位置。王孟范上任后，大量安插私人，机构臃肿，开支庞大，公司负债累累。
1949年，国民党战败溃逃。建国后，强华公司在反五毒运动中挨整。1952年5月，强华公司申请公私合营，改组为川江轮船公司。1956年，公私合营川江轮船公司并入长江航务局。这家由民族资本家创建的公司，在36年的航程中几经改头换面，终于完成了彻头彻尾的改造。
2003年5月8日
地霸发迹的历程
《话说当年的谦德庄》描绘了一块地盘，勾画出民国初年的一个强人，这个人运筹经营，凭借暴力定分立规，留下了另一种发财致富的故事。我先摘录这个故事的原文，然后挑几处我认为值得强调的地方，做一番解释和补充。
一、李珍的发财故事
谦德庄位于天津城南，方圆二里多地，这里的居民多数是指身为业、卖苦力气的人。民国六年（1917年）闹大水，一些灾民流落在此谋生。这片土地基本上属于两家所有：一是天津有名的富户“李善人”，一是天主教会崇德堂。
谦德庄初开辟时，本是韩慕莲父子的天下。韩慕莲是天主教徒，崇德堂的收租人。他有个儿子韩相林在谦德庄开了韩家小店，暗设宝局，招赌窝娼，从中抽头渔利。父子二人四方进财，腰包越来越鼓，这就惹得附近西楼村的李珍、李玉兄弟俩眼红起来。
恶霸李珍，是天津青帮头子白云生的徒弟。李玉绰号“花鞋小李三”，在天津也是个知名的“混混儿”。李家兄弟自幼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专干骗人、讹人、坑人的勾当。他们勾结小王庄地保甄连发——这个人手眼宽，能串通官府，闹起事来打官司，甄连发在衙门里有人——又买通路春贵当“肉墩子”（肉墩子是挨刀的意思）。此人是西郊辛家院人，担筐卧篓一条扁担来谦德庄一带找饭吃，李家兄弟看他身高体壮，有个虎把劲，就指使他去打头阵。路春贵前往韩家小店砸宝局，刀砍韩相林。韩家父子人单势孤，打官司又输在堂上，从而气走塘沽。
挤韩夺地，李家兄弟如愿以偿了。为了在这块地上站住脚，免得再被别人挤走，李珍走了三步棋。
第一步，由甄连发出面，花钱运动乡西五所（类似今日的警察分局）的毛署员，办下来几套警察服，两条大枪，在谦德庄义园前建立了“小局子”（即警察局派出所），先后几任警长都是李珍的心腹。干脆说，“小局子”等于是李珍开的。
第二步是建立组织。李珍纠结了甄连发、路春贵、穆文彬，还有人贩子程海庭等，成立了一个名叫“保安公司”的机构，网罗了一批地痞、市侩、讼棍、刀笔。在谦德庄它占着天，霸着地，平地抠饼，雁过拔毛。
第三步是广收门徒。保安公司的杏黄旗一举，开山门，摆香堂，三山六岳的妖魔鬼怪，江河湖海的鱼鳖虾蟹，都聚集在李珍门下。
李珍走了这三步棋，坐镇保安公司，勾挂官私两面，上有官府托庇，下有爪牙驱使，不几年的功夫，就羽毛丰满，独霸一方了。
保安公司的一项主要收入是经管房地产。在谦德庄养房产的，不管你是谁，都得由保安公司代收代管。崇德堂该如何？树德里房产的主家是下野军阀孟恩远，又该如何？都得买保安公司的账，否则就要落个不素静。
有这样一件事：西楼村村董曹八，据说其祖父是光绪皇帝七叔的“替僧”（替主人出家修行），有财有势，也算个人物。曹八在谦德庄盖下了连荣里、福厚里，养房吃租。李珍找到曹八，提出要代收代管，同时还要把福厚里租给开窑子的。曹八也不是省油灯，一口回绝：“不行！”李珍扬言“若是不拿下曹八，保安公司就干不成啦！”便唆使手下流氓二十余人前往曹八家闹事。哪里知道曹家早有准备，从院里窜出十来个身穿军装、手提匣枪的大兵，这一伙流氓一看傻了眼，俗话说：“光棍不斗势力”，一哄而散都跑啦！原来曹八在天津营务处有人，事先他听到了点风声，便花钱雇来大兵，严阵以待。事隔三日，几个穿军装的来到了保安公司，二话没说就把李珍绑走了。保安公司于是赶紧花钱托门子，把李珍搭救出来。
李珍岂肯善罢甘休，回来以后扬言要“二打曹八”。真是强龙难压地头蛇，曹八服输，托中人出面摆席请客，依从李珍经管房产，才算了却这一场风波。杀—儆百，连曹八都软了，其他房主就更不在话下了。
保安公司的所谓代收代管，实际上形同霸产，这边克扣房主，那边勒索房客，一面两吃，肆意盘剥。
除了经管房地产，保安公司还有很多来钱的路子。你开商店，它代征捐税；你做小买卖，它要“地份钱”；走江湖的吃“毛钿”；开赌场的拿“挂钱”，就连掏腰包的扒手也不能随便来到谦德庄作案。拿妓院来说，除了向保安公司交租纳捐而外，还得租保安公司的门，赁保安公司的被子。说起来好像是笑话，租房哪有不带门的？不行，门租单收；开窑子的哪能没有被子？不行，给你抱来几床被，用不用按天算钱。
对一般居民铺户，征敛的名目也很多，什么卫生费、路灯费、修路费、自治费……，接三差五地总来敛钱，说多少就得交多少，言无二价，谁敢不给。李珍够得上十六路进财了。
30年代是谦德庄的兴旺时期。在谦德庄中心，永安大街的方圆左近，开设了一些茶园、酒肆、落子馆，光戏院就开了六个。再有说评书的，唱时调的，说相声的，演皮影戏的，大小商店也布满周围。一些像样的买卖都得有李珍的“干股”，就是挂个名字，坐享其成。如宝兴戏院、宝兴池澡塘，都有李珍的股。李珍号叫宝轩，所以这两家字号中都有一个“宝”字。
李珍死于1940年，在谦德庄横行霸道了二十几载。
二、打造与草食动物的关系
在整个故事中，最抢眼的冲突，要数李珍斗曹八。用李珍的话说，这关系到保安公司能不能干成。
曹八养房吃租，又有些势力，房客不敢赖账，自己经管房产自然合算。李珍横插一手，非要代收代管，这分明是硬抢，曹八当然想对抗。问题在于，究竟是对抗合算，还是依从合算。
如果选择对抗，收益明摆在那里，假定每月可以少损失一百块大洋。风险呢？李珍派二十多个流氓来曹家闹事，将造成多大损失？这取决于闹事者打算闹到什么程度，闹多久，是伤人还是毁东西。无论如何，损失必定超过每月一百大洋，不然就失去了威慑力。在不知道对方来多少人闹，什么时候来闹，闹到什么程度的情况下，曹八花钱雇了十多个大兵，应该说，这是很叫人为难的决策。设身处地替他想想，雇一个还是雇二十个？雇一天还是雇一个月？雇这么多大兵要动用多少关系？花多少钱？合算不合算？
曹八显然认为合算，他以为可以把李珍吓住，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甚至更进一步动用关系，把李珍绑走了。但是李珍方面在官府也有关系，花钱托门子把李珍捞出来了。李珍不屈不挠，扬言要二打曹八。曹八失算了。
曹八失算，是因为他光想到了自己的损失，没有算清楚人家的损失。假定曹八赢了可以节省每月一百大洋的“代理费”，李珍栽了不仅拿不到这一百，还可能失去几十户甚至上百户人家的代理费，单凭这笔账曹八就要输。再说，曹八即使输了，不过输掉一笔代理费，大部分房租仍在，李珍输了却要一无所有，只能背水一战。更何况他把李珍一绑，让人家威风扫地，在李珍的行当里，没了威风便没了活路。曹八博的不过是那点钱，李珍除了博钱，更多的钱，还要博前程，博活路，这简直就是博命。曹八打算为节省一点“代收代管费”而博命吗？曹八知己而不知彼，理当一胜一负。
此时曹八有三种选择：一是继续走官路，靠官府解决问题，这就要花钱托人拼关系。真拼起关系来又将如何？曹八买通官府的最高出价不过每月一百大洋，李珍买通官府不仅可以赢来曹八的一百，还可以横征整个谦德庄，因此他的出价必定高于曹八，曹八并无胜算。第二种选择是雇人自卫，但是雇佣的规模和时间很难掌握，而且防不胜防，开支不小，效益不高。第三条路就是向李珍让步，每月让人家横吃一口。三条路条条受损，三害相权取其轻，曹八认为向李珍让步的损失最轻。
曹八是大房主，有钱有势，值得对抗也有能力对抗。他认为让步合算，其他房主就更不必说了。于是，房产的代收代管费，便成了保安公司的主要收入。
这笔貌似代理费的收入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其价码又是如何确定的？
细品《话说当年的谦德庄》的原话，保安公司“占着天，霸着地，平地抠饼，雁过拔毛。”“平地抠饼”这个说法，来自天津混混儿的传统用语，蕴涵着当事人对这笔钱的性质的理解，牵连着一种源远流长的资源分配方式。
在《旧天津的混混儿》一文中，李然犀先生写道：“天津城厢一带，需用青菜瓜果甚多，都来自四乡和外县。乡民运货来到天津，在沿河一带及冲要地点趸售，自由成交，并无任何花销。左近的混混儿就出头把持行市，硬要全数交给他们经手过秤，转卖给行贩。成交后，向双方取佣。初时当然无人听从，他们便使用武力解决，打翻几个，不怕你不俯首帖耳，百依百从。这叫作‘平地抠饼，抄手拿佣’。打下来的天下成为定例，便作行规。最大的要数西头老老店，是大批瓜菜总汇，当初设立时不知经过几次恶战，伤亡了多少人，才奠定根基。”
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打翻几个”是索取“佣金”，建立“行规”和“定例”的关键。
肉体伤害是有价格的，任何损害都是有价格的，在历史事实中，甚至人命也是有价格的，其价格取决于被害者对损害的估价，取决于他实际支付多少钱避害，取决于受害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譬如绑票赎票，民国初年华北一带小康人家的“票”价大概在银洋200元上下，而富裕人家的票价动辄成千上万，人命的价格差距数十倍。
实际上，决定损害价格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即避害的其他方式的成本，套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避害选择的机会成本。譬如受害者家属可以请警察出面解救人质，曹八可以请军阀出面收拾李珍，菜农也可以要求官府维持市场秩序。这样做要花时间，打官司要花钱，托人走后门还要花比较多的钱，甚至可能出现加害方和受害方争相抬价买通官府的场面。同时，受害方还有进一步遭到报复的风险，官方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成功率也未必理想。人们通常会依照潜规则的标准估计官家出场的价格和出场后的态度，这种货色质次价高，但毕竟是一种替代选择，可以视为避害产品的价格竞争。受害方将选择风险和成本最低的避害方式，避害的价码由此确定。
按照中国民间惯例，牙行的佣金为成交额的3～5％，由买卖双方分担。菜农拿一车菜价的2～3％买个平安，免得被人“打翻”，显然是合算的，对抗和告状却不那么合算。而混混儿之所以满足于3％而不追求20％甚至更多，是因为3％可以叫佣金，牙子（经纪人）空手拿佣金并不犯法，20％以上却近似“买路钱”，那是土匪剪径的勾当，容易招致菜农反抗和官府镇压，风险大且难以持久。
总之，“抄手拿佣”也好，代理费也好，从受害方的角度看，都是消灾避害的费用，都是对破坏力量的赎买。从加害方的角度看，都是平地抠饼，无中生有，强横加害，挣的是破坏钱。这笔钱不是对生产要素的报酬，而是“破坏要素”参与资源分配所得的份额。土地要素的报酬叫地租，资本要素的报酬叫利息，劳动要素的报酬叫工资，破坏要素的报酬应该叫什么呢？考虑到暴力与流血的必然联系，考虑到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互换关系，我们不妨称之为“血酬”。
这个称呼与当事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江湖黑话中，钱就被称为“血”，钱多就是“血旺”。送钱叫“上血”，每天送的陋规叫“日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山东土匪也把绑票得来的钱称为“红钱”，借用了血的颜色。
我还见过其他叫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川北土皇帝黄清沅》一文中就出现过“混财”的说法。民国初年，黄清沅的父亲替儿子选择人生道路，想让他当袍哥，“提起脑袋耍”。当父亲的说：“人无混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后来黄清沅当了浑水袍哥（土匪），果真大发了一笔混财。“混财”，泛指打破公平交易的常规，蛮横耍混弄来的财富。这个说法有点意思，但不够一针见血，稍有粉饰之感。倘若缺了“提起脑袋耍”的气概，不流血杀人，单靠混岂能发大财？
总之，把破坏要素之所得称为“血酬”比较贴切。需要强调的是：破坏力毕竟不是生产力，血酬是第二性的东西，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所能损害的正面价值。
三、肉食动物之间的规矩
李珍发财故事的第二个亮点，他发财的第一步，就是指使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