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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毛泽东看穿了高岗这种自作聪明式的“保护”饶漱石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二人的“攻守同盟”。
1953年12月24日，中南海，同往日一样的平静，只不过，这一段时间出奇的平静。冬日的阳光也是懒洋洋的，只有北京那种刺骨的寒风飕飕地四处乱钻。
这一天，这里举行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者有20余人，由毛泽东主持召开。
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而刘少奇采取了谦让的态度，周恩来、朱德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但高岗却跳了出来反对，主张搞轮流。这一下子，高岗的险恶居心就暴露了。
毛泽东言辞犀利地警告高岗、饶漱石：“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经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挖苦高岗说：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高岗住所）车水马龙。
这一来，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毛泽东一句话，揭了盖子，露出了真实面貌。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要起草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刘少奇主持起草了这个决议。这实际上就是七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发端。
杭州，西湖畔，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一处树丛掩映的房舍。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主持起草宪法，一边还要密切关注并指导着北京的那场仍未结束、正在进行的党内斗争。
12月29日，根据毛泽东在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的提议，针对高岗、饶漱石的一系列反党活动，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同日，他致电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情况：“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邓子恢同志正写社论，待社论写好后即可发表。总路线宣传要点，日内即可发出。”“中央各项其他工作，各同志都在谨慎地照常进行，望勿系念！”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刘少奇及书记处全体成员的。信中提议决议草案“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并对会议的议程安排作了具体的部署，其中第三个议程是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在信中提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分三段，其中第三段是“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但是，“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毛泽东还要求在报告写好后“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
毛泽东的另一封信是写给刘少奇个人的。他在信中说：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几天之内，毛泽东审阅了决议草案并作了修改。其中有两处加写的内容表明了毛泽东在党的团结问题上的看法。一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高级干部”，另一处是：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认真修改了在全会上的检讨稿。1月16日，刘少奇将检讨稿报送毛泽东，并在电报中说：
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陈、彭、邓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个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对刘少奇的检讨稿，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毛泽东的严厉警告和他对刘少奇的鲜明的保护态度，以及七届四中全会的即将召开，使高岗、饶漱石惶惶不可终日。终于，他们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想以“自首”的方式企图蒙混过关。可是，承认错误的时机稍纵即逝，他们错过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高岗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犯了错误，拟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提出在会议前到杭州同毛泽东面谈。
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谈到了此事，并再次强调了七届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信中说：
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
1954年1月15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了《关于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根据中央政治局1954年1月12日的决议，定于1954年1月30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此次会议的议程为：一、审查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问题；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
1月25日、2月5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教育和挽救，并当面批评了他，同时也希望他迷途知返，悔过自新。但高岗执迷不悟。
2月3日，刘少奇又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
二人没有改过自新的愿望，仍然百般抵赖，想侥幸蒙混过关。
可是，接着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却令他们实实在在的“吃不了兜着走”。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既是一次为一届人大作准备的会议，也是一次解决建国以来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的会议。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不在北京，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
会议开幕当天，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在全体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概述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所做的工作；提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问题；提交全会讨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刘少奇在报告中针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对决议草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说明。
高岗、饶漱石执迷不悟，终于自食其果。
2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向会议作了自我批评，“多年来，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尽力去完成中央托付给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工作中表现了一些缺点并犯了一些错误，我想利用中央全会这个机会，来加以检讨，并对某些问题略加说明。”他在自我批评中，除对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谈过的关于生产合作互助组、“半工人阶级”的提法、如何对待富农党员等问题又作了一次检讨和情况说明外，还对建国初期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审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1946年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以及1949年天津视察时的一些讲话也作了检讨和说明。
刘少奇的态度是非常端正的，也是非常诚恳的，也受到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由衷的佩服和拥护。
高岗、饶漱石的所作所为，尽管百般抵赖，但面对强大的压力，却仍然不思悔改。
因此，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作了严肃的批评。
这，恐怕是高岗、饶漱石当初所想不到的……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最后通过了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四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先后发言，就高岗、饶漱石的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迫于压力，高岗和饶漱石也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对证高岗和饶漱石搞阴谋活动的事实。
2月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此前，他写了一份提纲，报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这份发言提纲上加写道：
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之后，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及书记处各成员，请他们对这些修改“考虑酌定”。
在事实面前，高岗、饶漱石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错误，但仍避重就轻，百般抵赖。
其间，高岗在住处自杀未成，8月17日又在东交民巷8号的住所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
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21日，毛泽东在会议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
毛泽东写了一份在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提纲。就高岗、饶漱石有无反党联盟的问题，他认为是有一个联盟的：“从财经会议高饶同时发动反对所谓刘少奇宗派的活动看来，从组织会议饶漱石与张秀山配合反党看来，从饶漱石的话‘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看来，从高、饶都利用安子文同志的那个名单看来，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一事看来”，毛泽东认为“他们是有一个联盟，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
在提纲中，毛泽东写了关于“左”与右的问题，提出“戒‘左’，戒右”，“超过时代，冒进，乱斗，这是‘左’，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缺乏斗争性，也不好”。
在作结论讲话时，毛泽东就此问题阐发说：
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当然，毛泽东在这里讲这一番话是针对高、饶事件来说的，但他这些睿智的思想，为什么却在后来没有坚持下去呢？的确令人回味。
建国以来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二人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还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央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至此，高饶事件作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作为整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转型时期的“插曲”，以高岗和饶漱石的阴谋活动的败露和失败而告结束。
但是，事情远未结束。刘少奇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被高岗、饶漱石抓了“小辫子”，有些的确是失误，有些却是正在或者即将需要探索的问题而未形成定论。对这些问题，没有进一步地深入讨论，而是被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硝烟”掩盖了，当真正进入建设时期，这些问题又都出来了。
而且，这些问题，尽管刘少奇都作了明确的说明和诚恳的检讨，应该说就他的问题应当就此打住，但是，并没有对刘少奇的这些问题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而是着重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问题，因此，这些问题实际上就留下了一个“尾巴”。
时隔12年，“文化大革命”再次翻历史旧账，把这些作为了刘少奇的“罪行”或“罪证”进行批判，而且比高岗、饶漱石对刘少奇的诬蔑、中伤、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
1954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人民代表，代表全国人民投出了庄严而神圣的一票，选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领导人。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亘古未有的盛事！
随着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清除出党，紧接着展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使刘少奇不仅仅在党内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也使他在全国人民当中的地位得到了新的提高。从原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再创辉煌：主持国民经济调整
对形势的认识开始发生了转变（1）
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形势的认识开始发生了转变：要承认形势的困难，要认识到其严重性。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出台，开始了三年“大跃进”之后的四年“大调整”
庐山会议不仅没有纠正“左”的错误，反而确定了新的方针：“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发动了以提前和超额完成经济计划和全民增产节约运动，想在当年完成和接近完成“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已经压缩的基建项目重新“上马”使投资总额达311。6亿元。
“大跃进”的结果是什么？值得人们深深地去思考：1959年工业生产发展速度高达36。1％，总产值及钢、煤、电等的产量提前3年完成了八大一次会议提出的“二五”计划，但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总产值下降13。6％，粮食只达到3400亿斤，棉、麻、烟、油料、糖料、生猪等减产了13％—22％，粮食征购量却高达1384亿斤，全国上下粮食供应紧张；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结构更加畸形发展，比例更加不合理，使人民消费水平大幅度下降，平均比上年下降9。4％，农民消费下降幅度更大，高达21。1％，相当一部分农民生活处于困难境地。
实际情况，没有调查，没有揭盖子，甚至捂着藏着，自然下情不可能上达，更谈不上采取措施纠正，扭转困难形势了。
薛暮桥回忆说：“1959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更为严重。但是公社干部不敢反映农民的呼声。”
没有吸取教训的人们，就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准备“继续大跃进”，提出了1960年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是：“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要争取1960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
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由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确定无疑的胜利，全中国的生活正在沸腾着”，中国人民“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鼓舞下，掌握了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大跃进的经验，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决心和信心。而且对于整个60年代的连续跃进，也充满了决心和信心。”
1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要求各个企业、各个行业、各个地区第一季度的平均日产量不低于或略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稳定上升，实现“月月红、季季红”，不但要产量红，而且要质量、品种、成本和安全“样样红，全民跃进”。
饱经沧桑的中国，在“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响彻九州四海的口号声中，高擎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战无不胜”的红旗，“雄赳赳，气昂昂”地迈入1960年。
“大跃进”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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