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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至此，开始了为期4年的国民经济大调整。
八字方针已经提出来了。但情况明了吗？
情况不明，不可能正确地对八字方针进行认识，更谈不上切实地贯彻实施。
于是，1961年就成为建国以来的第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
刘少奇走在了前头，也深入到了第一线。
扎根家乡44天，刘少奇痛心疾首（1）
扎根家乡44天，刘少奇痛心疾首：“再这样搞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196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关于各地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让全国人民惊奇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很少见的并没有聚集在一起度过，而是分散在各地同当地群众一起：毛泽东在上海，刘少奇在长沙，周恩来在邯郸，朱德在成都。
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外地，为什么？报纸上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他们心系全国人民，与民同乐，也要与民共苦，更要与民共渡难关……
3年的“大跃进”，给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他们想知道……
农村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中共最高领导层中每个人的脑子里不能说是一笔糊涂账，但至少是不甚清楚，或者知之甚少。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提出后，怎样贯彻执行，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困难局势？怎样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首先必须对形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最先下决心的是毛泽东，在1960年底1961年初的一系列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一再郑重向全党提出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宣布1961年为“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因为“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会后，毛泽东就派出了几个调查组到农村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旨在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
3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和所属各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讨论公社工作条例和农村工作问题；与此同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集东北局、华北局和西北局三个中央局和所属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北会议”），讨论的同样是农村工作问题。
3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汇报，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同一天，毛泽东建议“三南会议”与“三北会议”合并召开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农村工作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第二天，刘少奇就飞赴广州。
到广州的当日，刘少奇就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议上说：群众提出他们对多购少吃很有意见，要求丰收、多产情况下可以多购，但他们也要多吃；如果少产了，那就少产少购少吃。我们对于多产的，应该有所奖励，国家应该采取这个政策。按劳分配，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而且要表现在实物问题上，就是说多产的要能够多吃一点，多用一点。增加收入的问题，不但贫队要增加收入，富队也要增加收入，这样他们才满意。我们不是提出，要让90％以上的人增加收入吗？如果让富队不增加收入，那就达不到90％以上的人增加收入。
毛泽东在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为补课起见，我现在提倡调查研究”，“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
刘少奇同意毛泽东的主张。3月19日，他在会议的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专门谈了调查研究的问题。
刘少奇表露了自己的心迹，下了决心：“我本人也要下决心搞调查，搞一个工作组，这比看报纸、听汇报要好得多。”
广州工作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领导人、各大区领导人纷纷走出办公室，走向乡间农田、工厂车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刘少奇在湖南；周恩来去河北邯郸；朱德到河南、四川、陕西；邓小平、彭真亲率5个工作组在京郊顺义、怀柔等等。这一年是建国以来全党调查研究规模大、范围广、涉及面宽并卓有成效的一年。
4月1日，广州会议一结束，刘少奇就到达长沙，开始了为期44天的湖南农村调查。下乡前，刘少奇特地对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等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减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就这样，刘少奇一行乘坐两辆老式的苏联产伏尔加越野吉普车，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走乡串户，了解民情。
车子时开时停，刘少奇不时下车，张望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他并没有看到报纸上所宣传的人声鼎沸的生产场面，也没有看到密植的“高产田”。相反，他看到的是荒芜的水田，农田里没有多少人在耕作。与家乡阔别41年，刘少奇竟没有丝毫游子归乡的喜悦之情，却越来越沉甸甸的……
刘少奇到达的第一站是湖南省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视察当地的“万头猪场”。
当刘少奇走进所谓的“万头猪场”一看，不禁大失所望：猪圈又脏又乱，臭气熏天，只有几十头瘦瘦的、病歪歪的猪哼哼唧唧地转来转去。与所宣传的相去甚远，这哪里是什么实事求是？分明是弄虚作假！刘少奇一挥手：“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就从这里开始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
随行人员一看，这里到处脏兮兮、乱糟糟的，怎么能住呢？四处看了一下，他们只好把刘少奇的住处安排在猪场的一间饲料房里，找来门板，准备架床，却找不到像样的稻草铺床，只好将就。刘少奇因陋就简，又让人找来一张桌子，一盏油灯，就在这里办公。就在这间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里，刘少奇不断找来当地的干部、群众谈话，了解情况。
趁工作人员安排的间隙，刘少奇信步在田间走来走去。他看到路边有一堆人粪，用脚搓开，蹲下身来，细细地瞅了瞅，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他扭头对跟过来的秘书说：“你们看，这里面都是粗纤维，分明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缘故，看来，种粮的农民吃饭都已经成了问题。”这里历史上可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呀！情况都如此严重，更何况其他地方？
4月3日，刘少奇在“办公室”听取毛泽东派出的中央工作组的汇报时，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毫不客气地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看来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的。”接连几天，刘少奇一方面四处走动，看农民的生活、生产情况，一方面找人谈话，了解农民的反映。几天下来，刘少奇越来越感觉到农村情况的严重性，决定多走几个地方看一看，了解更多、更详细的情况。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介绍，刘少奇决定去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了解实际情况，因为那里是一个全省闻名的先进单位，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树立起来的“红旗大队”。在刘少奇来之前，中央曾经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在这里搞了近两个月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
然而“红旗大队”经刘少奇调查的结果，却出乎刘少奇的预料：“红旗大队”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由于“左”的错误的深刻影响，天华大队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粮食连年减产，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虚报浮夸。但是，当地干部群众迫于大队书记彭梅秀等人的压力，也迫于“红旗大队”荣誉的压力，不敢反映实际情况，甚至采取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不报，因而使中央调查组得出了一个与事实不相符合的结论。
这一次不同，刘少奇是踏踏实实蹲下来，整整待了18天，调查的情况就不一样，结论自然也就不同了。
4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天华大队干部谈话，主要谈食堂、分配、粮食和住房问题。
但是，干部们有顾虑，不敢放开谈，尽管刘少奇一再鼓励大家，干部们还是藏着掖着。经刘少奇一再做工作，部分干部和群众开始认真反映实际情况了。
盖子揭开了，情况也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原来，这个所谓的“红旗大队”同那个“万头猪场”所在的王家湾大队差不多，虚报数字，浮夸风严重，群众的生活实际上非常困难。
14日下午，刘少奇邀集生产队的干部谈话。他给干部们打气说：“讲话随便讲，有什么讲什么，讲错了也不要紧。解放思想，不要有什么顾虑，讲错了，也不戴帽子，也不批评，也不辩论。看事情怎么办好，总而言之，想法子把事情办好，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对多数人都好才行嘛！”好像刘少奇的鼓励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干部们在谈话中仍然坚持说办食堂大有好处。最后，刘少奇谈了自己对食堂的看法：“刚才大家谈了食堂，大家谈有很多好处，我看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第一条是用工多，要用几个主要劳力去种菜，砍柴。用工多，这是一条最大的缺点。第二条，我看是不便利生产，大家集中起来住，冲里面的田没有人管，对生产不利。第三条，办食堂以来肥料少了。第四条，办食堂以来，烧硬柴，烧棍子柴，把山林破坏了。此外还有一条，不好喂猪。此外还有一条，吃粮食也不那么方便。从前是忙时多吃，闲时少吃，现在食堂不管你这一套，都是吃这样多，不切合实际。还有，食堂占菜地多。再有一条，叫做麻烦多，要分米分菜，分得不好，大家有意见，常吵架。此外，办食堂，人太多了，一大锅菜，不好吃。我看这些缺点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刘少奇一席话，字字句句都是这几天调查来的实际情况，字字句句都掷地有声，听得生产队的干部们瞠目结舌：国家主席对情况了解得如此透彻，我们再隐瞒下去，可就对不起群众了！可是，天华大队支部书记彭梅秀怕丢掉“红旗大队”的“先进”，就一再阻止干部群众向工作组反映实际情况，还发牢骚：“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茬的。”有人向刘少奇反映了，刘少奇不以为意，并不计较彭梅秀的过激言词，还虚怀若谷地多次同她谈话，帮助她放下包袱，提高思想认识。
15日，刘少奇查看了天华大队的施加冲食堂，下午邀请了部分社员座谈。
刘少奇诚恳地向大家道歉：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
一席话，字字句句打在了人们的心坎上。的确，人们天天如此生活，怎么可能不了解实际情况？天华大队自1958年以来，先后建立了15个公共食堂，社员集中起来住宿，人均口粮只有300多斤，再加上自留地和自养家畜被取消、食堂管理不善、干部多吃多占甚至多拿等因素，社员的生活很困难。
群众动心了，自己生活的困难情况明明就摆在那里嘛！为什么不反映真实情况呢？还隐瞒呢？甚至还继续夸大呢？
食堂问题成了解决问题的焦点。
17日晚上，刘少奇出席天华大队总支委会议，明确说：“听了群众的谈话，看了汇报材料，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
刘少奇根据这几天调查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大家扯平，都一样，这不利。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4月19日，刘少奇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
刘少奇觉得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他一针见血地说：
现在必须看到在食堂问题上，我们同农民群众有尖锐的矛盾，这是影响工农联盟的。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只靠威信命令来维护，已经维持3年了，这对共产党来说是危险的。群众很好，农民在等待共产党表示态度，还没有丧失希望。如果还不表示态度，农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动了。
在刘少奇的建议和鼓励下，人们终于放下了包袱，由衷地欢迎刘少奇提出的退食堂自愿的建议。不久，天华大队的食堂就陆陆续续地停办了。
但是，这实际上仅仅是刘少奇所看到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矛盾比较突出和集中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问题。
4月22日，他对农村中干部不仅仅不听群众的反映，反而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
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你们要主动安排这些事。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是不是真的睡醒了呀？总而言之，这一回要搞好，不要引起新的损失。
刘少奇针对一些干部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根据社员的反映向上级汇报真实情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在谈到退赔问题时，刘少奇说：
这里基本上没有退赔。你们湖南向中央写报告说退赔了90％，我看没有听社员的汇报。省里是根据县里的报告，县里是根据公社的报告，公社是根据大队的报告，大队是根据小队的报告，就是没有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如果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就知道退赔了多少。
在谈到要了解实际情况时，刘少奇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
既然是“假”的，就要揭开它的面纱，还其本来面目。
在天华期间，刘少奇还平反了一件冤案。原来，天华大队的饲养员冯国全喂养的一头耕牛于1957年2月死亡。经解剖，在牛肺内发现了一根三寸多长的铁丝。冯国全被认为是蓄意破坏而受到批斗、关押。刘少奇初步了解情况后，对此案表示怀疑。他对随行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说：“铁丝怎么能进牛肚子里去呢？不可能吧！牛皮那么厚，牛的劲那么大，牛是反刍动物，那怎么能进去呢？这个事还要查，不仅要查当事人，还要问问老的兽医，或者问问专门学习过这种医学的人。”复查结果，原来是冯国全年幼无知的儿子把铁丝用草料包起来喂给牛吃，导致牛死亡，并不是蓄意杀死耕牛。真相大白，湖南省公安厅为冯国全父子平了反，并向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写了《关押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讲述了这一案件的过程。
5月1日，刘少奇在长沙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人谈话，提出了告诫：
《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
刘少奇说：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
在长沙庆祝了五一劳动节后，刘少奇马不停蹄，风尘仆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