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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回家乡，是刘少奇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家乡，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去。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宁乡县负责人到北京开会，向刘少奇转达了炭子冲农民的要求，要刘少奇回家乡再看一看，看一看那里的变化。
但是，这一愿望，刘少奇没能满足他们。直到逝世，刘少奇再也没能回去看一眼自己的故土。
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同一时间作了详细的调查。
结论是：困难。严重困难。
下一步，就是怎样解决问题，走出困境。
人们的头脑开始冷静了。自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调整，经过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困难形势有所缓和，以“五风”为主要内容的“左”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并初步开始纠正。但是，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仍然处于困难之中，城市问题仍然突出：商品粮供应短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依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仍然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党内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和认识，还没有统一思想，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一系列举措，仍然认为是“权宜之计”，而没有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就必然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的顺利、切实的贯彻执行。
为此，刘少奇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要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认清困难形势，切实把国民经济调整执行下去，彻底扭转困难局面。
5月24日，刘少奇在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全党都不敢触及的问题：反“左”。
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已反了几年。郑州会议以后，在农村实际上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我们党一方面是经验很丰富，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如农业问题，一是大田生产，一是家庭副业把养猪、养鸡搞掉，吃了大亏，取消自留地也是个很大的错误，使生产、生活都有很大降低，对工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全党、全体干部、全体人民都饿了饭，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31日，刘少奇主持工作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为什么出现这种困难情况？
刘少奇说：
在农村里面，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也有天灾；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上面，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错误。两个方面都是高指标。农业上面的高指标高征购等等，这是从中央起要负责的。工业上面也是高指标，横直要那么多钢，那么多煤，那么多交通运输。文教也是这样。结果，把原材料和各种东西都搞到这些方面来，其他方面就没有了，势必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那么，缺点错误和成绩，哪个是主要的？成绩主要吗？缺点错误占主导地位吗？
刘少奇果决地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首先承担了责任，同时要求全党现在要痛下决心，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顾虑。
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一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能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一点发现，早一点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比较大。但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吗？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同一天，陈云在讲话中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要解决粮食供应紧张问题，必须采取四条紧急措施：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中的基本政策；二、供应要大力支援农业；三、进口粮食；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
陈云认为：“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三条有时间和数量上的限制，第四条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
陈云强调说：“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
刘少奇非常赞成陈云的意见及提出的解决办法，更进一步地在总结讲话中强调了这些办法。
在党内会议上，这还是第一次勇敢地明确地提出：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是造成困难形势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在党内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
毛泽东在会上说：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3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现在要总结经验。
毛泽东也肯定了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成果。他在会议上说：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学习，亲自去做调查。
7月，刘少奇继南下调查后，他又北上了。
刘少奇在东北林区调查（1）
刘少奇在东北林区调查，毛泽东会见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你的继 承人是谁？”毛泽东肯定地对蒙哥马利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1961年7月至8月，刘少奇轻装简从，深入东北、内蒙古大小兴安岭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深入调查。
7月16日，刘少奇组织了一个小型调查组，由林业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等的工作人员以及王光美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乘火车离开北京，于18日抵达哈尔滨。
在哈尔滨，刘少奇为进一步地深入了解林业情况，就约请了技术专家，东北林学院的教授周重光同行。
7月20日，刘少奇一行离开哈尔滨，乘林区专用的窄轨森林小火车进入小兴安岭林区。刘少奇就在这列小火车上办公、休息，同时还与林业专家、林区工人座谈。
林区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7月的林区，虽然凉爽，但时时有毛毛细雨或是滂沱大雨，还有成群的蚊虫小咬。但是，刘少奇顾不了这许多，同其他人一样身穿雨衣、雨靴，在泥泞的无路的林区里穿行。刘少奇兴致极高，根本不像是一个63岁高龄的老人，精神抖擞地翻越了一山又一山。
7月22日，刘少奇视察了小兴安岭带岭林业实验局胜利林场。他观看了刚刚伐倒的一棵红松，已有200年的树龄了，而从另外一棵红松上取下的样本明白看出这棵红松虽仅仅20多厘米的直径，却整整生长了150年。
刘少奇仰起头，深情地望着一棵棵参天的树木，不无担心地说：“百年之后，这里还能不能有这参天的红松呵？我们这一代人把它采光了，下一代人怎么办？不但要后继有人，而且要后继有林啊！”停了一下，他转身对随行人员说：“我们国家的森林资源相对而言并不丰富，如果这些森林被我们采伐光了，不仅后代没有木材用，而且还改变了生态平衡，到那时，历史会无情地审判我们这些败家子的，我们造下的孽，惩罚的恶果会让我们的后代去承担的。我们绝不能做享祖宗的福、造孽子孙的傻事。树木采伐后，森林更新必须跟上，人工育林与天然更新相结合，但要以人工育林为主。”
8月23日，回到北京不久的刘少奇，再上庐山，参加中央 工作会议。
继《农业六十条》、《科研十四条》之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一系列涉及各行各业的全局性政策需要尽快出台，以进行全面的调整。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刘少奇参与了这些文件的审改。
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文艺八条》等文件。
随着这一系列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台，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已经开始。
大幕已经拉开。
9月22日，刘少奇会见了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刘少奇回答说：
中国共产党最终的目标也就是中国人民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建设好，保证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主权的国家，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说改善人民的生活，是指改善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的生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蒙哥马利问：“过30年、40年或50年，那时中国将成为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那时从中国以外的角度来看，情形将是怎样的呢？这就是西方许多国家正在考虑的问题。”
刘少奇一下子就领会了蒙哥马利这个问题的实质性涵义。
他说：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问过几十年后中国是否会侵略和向外扩张？正如你们英国人曾经压迫过我们一样，是否我们会转过来压迫英国或其他国家的人民？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从其他国家的情形得出结论：凡是压迫别国人民的民族，它自己就不会有自由，也得不到好的结果，我们不但不会压迫英国人，就是对一些小国，对我们的邻国，比如缅甸、泰国、柬埔寨、尼泊尔、印度等，我们都要在互利的条件下，互相尊重主权，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友好关系。我们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并教育我们的后代永不侵略和压迫别的国家。我们只在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刘少奇所讲的，虽然涉及到的是中国将来的外交政策问题，但是，要保证这个政策长期地、一贯地切实执行，就必须有遵循这一方针政策的接班人。
而这个问题，也是蒙哥马利所关心的。同时，他更关心的是中国现在的接班人，也就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定了。
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修改党章和党内酝酿中央领导机构和领导人选时，就提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拟由毛泽东任主席、刘少奇任副主席。刘少奇不同意只由他一人任副主席的方案，提议多设几个副主席。中共中央领导经慎重考虑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党章中明确“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1957年11月2日—21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出席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
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到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因此，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增加了新的条款：“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后，不仅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反而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应。赫鲁晓夫非常关注在毛泽东之后，谁是接班人的问题。
在一次宴会上，赫鲁晓夫私下里问毛泽东：“听说你不当国家主席了？那谁会是你的接班人？”
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说：“是的，我不管了。但是，我们有很多同志，可以担当领导责任。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很强，在我们党内很有威信；朱老总年纪大了，但威望很高；邓小平、周恩来都比我强，什么矛盾都能解决，有缺点勇于当众作自我批评。这些人中，刘少奇是第一个。”
1961年9月24日，在同刘少奇会见的第三天，蒙哥马利直率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他来中国作了调查之后才提出的。
蒙哥马利在1960年曾经访问中国，并约定，次年还要再来中国。元帅践言履诺，1961年再次访华。
在周恩来等人的安排下，蒙哥马利参观了许多地方。在包头和太原，他都用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分别在不同场合随意地向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突然提问：“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被问者都毫不犹豫地回答：“毛主席。”
在延安，蒙哥马利参观了一所医院，就同陪同的熊向晖开了一个小玩笑：听说中医、中药很神奇，你们应该鼓励中医为毛主席发明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中国需要他，中国人民离不开他。
后来，在西安和三门峡，蒙哥马利就换了一种提问方式：“除了毛主席以外，你最拥护谁？你最听谁的指挥？”回答的人有些犹豫，答案就不一致了。
在洛阳，蒙哥马利同熊向晖闲谈时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
在郑州，他又对熊向晖说：斯大林是一位很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也缺少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很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取得权力，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蒙哥马利作了调查，又同熊向晖谈这些涉及到接班人问题，很明显，是在调查中国继毛泽东之后，谁会是接班人？
蒙哥马利称之为“战略性调查”。
这一情况，陪同蒙哥马利参观的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了这一情况，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本来没有刘少奇同蒙哥马利会见的活动，他就临时和刘少奇商量。
因为周恩来作为党内高层领导人，对接班人的问题很早就有所认识。是否安排刘少奇同蒙哥马利会见，就是想让蒙哥马利看一看：毛泽东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让蒙哥马利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是否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不得而知。
22日下午，刘少奇就会见了蒙哥马利。
9月23日，熊向晖同浦寿昌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蒙哥马利在猜测谁是主席的继承人。”熊向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蒙哥马利参观访问的情况后说。
“继承人？这个用英语怎么说？”毛泽东问。“Successor”熊向晖答。
“这个词我认识，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了继承者了？”毛泽东饶有兴味地沉吟，“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没有土地，二没有财产，继承我什么呀？这是资产阶级的用法，无产阶级只有思想理论、路线政策，没有什么继承，‘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所以叫‘接班人’更好。”
毛泽东说：“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谁是我的继承人，为什么他不敢问呀？是不是也像中国人那样怕犯忌讳？”
熊向晖说：可能是。
毛泽东说：“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又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