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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长生不老”，依靠“辟谷”来行导引。“辟谷”就是不吃粮食，依靠
“食气”来代替吃粮食，乞求白日升天，长生不死。这使得当时流行的导引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可避免地掺入了一些唯心主义色彩。
但是，从总体上看来，导引仍是一种健体养身的运动。在马王堆三号墓
出土的《导引图》，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最完全的健身图谱。全图长约
一米，宽约0。5米，用红、蓝、棕、黑各色，描绘了不同年龄的男女作导引
的44个姿态，每个姿态都是一个独立的导引术式。有立式导引，又有步式
导引（即步引）和坐式导引（即坐引）。既有徒手的导引，又有使用器物（如
杖、鞠等）的导引，还有配合呼吸运动的导引，如仰呼、猿呼。这种呼吸法
既不同于常见的“胎息法”，即丹田呼吸法和脐呼吸法，又不同于“踵息法”，
即引气至脚心涌泉穴处的呼吸法，而是一种“开声吐气法”，其特点是一边
运动，一边摹仿动物的叫声，形声俱备。此外，图中还有大量摹仿动物形态
动作的导引，如“熊经”、“信”、“鹯”、“鹞北（背）”、“螳螂”、
“龙登”、“沐■灌”等等。《导引图》还指出了通过导引可以治愈不同类
型的疾病，如“烦”（心中急躁）、“痛明”（眼珠痛疼）、“覆（腹）中”
（腹中胀）、“聋”（耳不聪）、“■（膝）痛”、“胠（脚）责（积）”、
“灵中”（发热）以及“脾痛”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汉时期导引辽法
有了很大发展，大大超过了前代。
在汉代导引发展史上，东汉末期名医华佗的业绩占有重要的一页。华佗
（？—公元208年前），字元化，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他擅长医术、
方药，尤其精于外科手术，又“晓养性之术”，一直活了100多岁。
华佗在继承前人的导引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根据人体的生理结构和某
些医学原理，阐明了“劳动”（即运动）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和导引养生
的作用，创造了明确的、符合科学原理的导引养生理论。他说：“人体欲得
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
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
② 《却谷食气》。
③ 《论衡·道虚》。
④ 《典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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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难老。”这种理论，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和体育史上是极为难得的。
华佗的养生实践主要是创编五禽戏。战国时期，《庄子》中提到“熊经”、
“鸟伸”等以动物形态命名的导引术式。《淮南子·精神训》中也有“熊经
鸟伸、凫浴蝯蠼、鸱视虎顾”等名目。华佗的五禽戏是在继承发展前人理论
的基础上创编出来的。他说：“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
①
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蹏 （蹄）足，以当导引”。具
体的意思就是，模仿虎的动作，可以四肢精壮，增长全身力气；模仿鹿的动
作，可以引伸筋脉，腰腿灵活；模仿熊的动作可以长力气，促进血脉流通；
要手脚灵活，容颜不衰则要模仿猿的动作；而要动作轻快，心情舒畅则要学
习鸟的动作。据《三国志·魏志·华佗传》记载，华佗将五禽戏传给他弟子
吴普，吴普长期行“五禽之戏”，九十多岁仍然“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②
同时期的皇甫隆，行导引，“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颜色和悦”。可见，
五禽戏对于健身防病，延年益寿是大有好处的。所以汉人荀悦说：“若夫导
行蓄气，功藏内视，可以治疾。”
五禽戏中的大部分动作，是模仿动物动作俯伏在地上进行的，运动量比
较大。华佗并不要求做全套动作，可以“起作一禽之戏”，这要根据自己的
身体状况有选择地做。五禽戏的出现，推动了导引的发展，流传后世，长盛
不衰。对日本、东南亚及欧美各国的武术、养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
对以后武术中的象形拳的创编，提供了某些启示。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玄学、佛学、道学的兴盛，都不
同程度地对导引养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导引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很大发展，出
现了一批养生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葛洪和陶弘景。
葛洪 （公元284—363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是东晋道教理论家、
医学家。他在养生理论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著有《抱朴子》一书，全书分
内外两篇，内篇二十篇，是道家养生之说。葛洪提出了许多符合医学原理的
养生观点。他在《微旨》中批评了“唯行气可以延生”、“唯导引可以难老”、
“唯药饵可以无穷”等片面说法，认为这是“偶知一事，便言已尽”的“浅
见之家”的观点。他主张应配合使用导引、行气、草药等方法，以“内修形
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恶，使祸害不干”，这就是他认为的“借众术之共
长成生也”的观点。在《极言》中，葛洪引经据典，说明“伤身以不伤为本”
的道理。他列举了伤身的种种情况，如“才所不逮，而因思之”；“力所不
胜，而强举之”；还有“悲哀憔悴”、“喜乐过差”、“汲汲所欲”、“久
谈言笑”、“寝息失时”、“沈醉呕吐”、“饱食即卧”、“跳走喘乏”等
等。他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是正确的。葛洪认为养生之法应包括“唾不
及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致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
① 《后汉书·方士列传》。
② 《千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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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
甚劳甚逸，不欲 （起早）起晚”；“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
露卧星下，不眠中见肩”等等。他的这些思想与《内经》等医典中阐明的原
理是相吻合的。
在养生理论中，葛洪特别注重导引的应用。他主张导引“疗未患之患，
①
通不和之气” ，明确指出导引的目的。他记载了熊经、鸟伸、龙导、虎引、
龟咽、燕飞、蛇屈、猿踞、兔惊、天俯、地仰等多种导引术式，反映出晋代
又出现了许多仿生术式的导引名目。对于导引的行气，他认为“善行气者，
内以养生，外以却恶”，指出了正确行气的双重作用。行气有多种方法，如
咽气法、守一法、内视法、反听法、数息法、叩齿法等等，但主要的是用“胎
息法”，他说：“行气有数焉，……其大要者，胎息而已。”他详细指出了
“胎息法”的运用。他说：“初学行气，鼻中引气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
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行之，皆不欲令己耳闻其气出入之声，常令入多
出少，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气而鸿毛不动为候也。渐习转增其心数，久久
②
可以至千。至千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 ，这在导引理论上是第一次详
细指出“胎息法”的应用。如果练习了，就可以“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胎胞
之中”。当然，不用鼻口呼吸难免夸张，但以口鼻作细微而匀长的深吸气，
再尽量闭气不出，然后徐徐吐出，则是完全可以的。葛洪还特别注重导引应
用的实效，反对当时存在的过分追求形式的倾向。他说：“夫导引不在立名，
象物，粉绘，表形，著图，但无名状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
③
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 。这一观点，为后世许多医家和
养生家所汲取，对于导引的普及有很大作用。
在葛洪时代，有关导引的养生著述很多，如《导引经》、《观卧引图》、
《食六气经》、《胎息经》、《内视经》等等，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导引非常
繁荣。
南北朝时期导引理论的另一重要代表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字
通明，自号华阳隐居。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医学家、思想家。著有《本草
经集注》、《陶氏效验方》等医学著作，并撰写了《养生延命录》和《导引
养生图》等养生专著。
陶弘景的《养生延命录》辑录了“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但有益
于养生，乃无损于后患诸本”的养生理论和方法，保存了古代大量导引资料，
是我国古代最早对导引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的专集。书中总结了前人十二种调
气法；列举出“吹、呼、嘘、呵、唏、咽”六字运气法。同时介绍了《导引
经》七势 （即啄齿、漱唾、呼吸、活四肢、熨眼、按目等）和按摩八法（包
① 《微旨》。
② 《微旨》。
③ 《别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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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坚齿、熨目、挼目、抬发、摩面、摩身等）以及形体运动八势（包括两臂
伸直、两手前推、左右开弓、单手托天、两手前筑等）。另外，还提到了以
盐沫揩齿、以温盐汤洗目和以冷水洗脸的作用。同时，《养生延命录》对“五
禽戏”动作作了文字说明。书中记载：“虎戏者：四肢距地，前三掷，却三
掷，长引腰，乍却；仰天即返。距行，前、却各七过也；鹿戏者：四肢距地，
引项反顾，左三右三，左右伸脚，伸缩亦三亦二也；熊戏者：正仰，以两手
抱膝下，举头，左僻地七，蹲地，以手左右，托地 （各七）；猿戏者：攀物
自悬，伸缩身体，上下各七。以脚拘物自悬，手钩却立，按颈左右七；鸟戏
者，双立手，翘一足，伸两臂，扬眉鼓力，左右二七，坐伸脚，手挽，足距
各七，缩、伸二臂各七也”。这是关于“五禽戏”动作迄今所见的最早的文
字说明。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及宗教的影响，导引从消极方面形成了一股
“养生”热潮，对导引的发展有很大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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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西文化交流及教育差异
1。新的综合：中西文化交流
古代后期，尽管各国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上，有着各自的运行规律，如同
天体在各自的轨道中，在相互引力的作用下，在各自的体系中运转。但作为
人类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总表现的文化，其发展并不是孤立的、一成不变
的，它不仅可以消化本国各民族的文化，而且在不断地吸收、影响异域各民
族的文化，以促进自身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与
古罗马，尽管分处地球的东西，但它们在创造各自文化的同时，也在克服困
难与对方进行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一直引人注
目，迄今依然孕育着迷人的魅力，鼓舞人们进行探索。
提起古罗马与当时中国的文化交流，自然会使人遐想到驰名中外的“丝
绸之路”。“丝绸之路”始自长安（西安）、西至大秦（古罗马）。“丝绸
之路”分为南北两条大道。南路经敦煌、鄯善（新疆罗布淖尔南面的石城镇）、
于阗（新疆和田）、莎车等地，越葱岭（帕米尔）到大月氏（阿姆河流域中
部）、大夏 （土库曼斯坦国境一带）、安息 （波斯，今伊朗），再往西达条
支 （伊拉克、叙利亚一带）、大秦等国和地区。北路经敦煌，沿天山南麓的
车师前王庭（即高冒，今吐鲁番）、龟兹（库车）、硫勒（喀什）等地，越
葱岭北部，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一带）、康居（即康国，今乌
兹别克斯坦境内），再往西南经安息，而西达大秦。这两条路线为当时经济
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这是一条古代中国同中亚、西亚、罗马各国经济文化交
流的友谊之路。
当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后，长期被封锁在黄河流域狭隘世界的汉人，
一夜之间好像醒了过来。在中国的西部，不仅有开化的戎狄、崛起的国家，
而且还有可爱的牧群、甘甜的葡萄、无数的金银。那里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他们的一切，对汉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从此，汉帝国派赴中亚各国的使
节，相望于道。他们携带精美绝伦的丝绸、漆器，沿着张骞的足迹，由长安
而西出阳关，把中国的特产、文化艺术带到了中亚细亚。于是，西汉帝国的
声威，便广蔽于中亚乃至罗马的文明中心了。此时，西汉的文明光辉，不仅
照射在天山南北，而且照射在黑海、里海之南，与西欧文明的光辉交织在一
起。随着商旅、使者、牧人、传教士的足迹，遥远的东西方文化，像一见钟
情的恋人，相互拥抱在一起了。
尽管此时罗马正在远征埃及，战马在金字塔下嘶鸣，与汉帝国没有直接
的交流。但此时古希腊人已把他们的优美文化播撒在中亚细亚的原野上，而
吸收希腊文化成果的中亚游牧民族与汉王朝的文化交流已进入热潮。汉武帝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占领波斯、建立安息政权的阿萨息斯人，作为
罗马与汉朝文化交流的中介人，派使者给汉帝国送来大鸟卵（驼鸟蛋）及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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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幻术家。当这第一批未留姓名的罗马艺术家踏上“丝国”之土时，汉武帝
心花怒放，并马上在长安平乐观召集了许多外国来客，布置了酒池肉林，举
行了空前盛大的宴会和赏赐典礼。在宴会上，中国艺人表演了精采的“扛鼎”
（似今天的耍坛子）、“戏车”、“角抵”等体育项目；罗马幻术家也表演
了“鱼龙曼衍”、“海中砀极”、“吞刀吐火”、“自缚自解”等幻术；缅
甸、印度的艺术家分别表演了惊险的“都卢寻橦”（爬竿）、“水人弄蛇”。
于是中外乐舞百戏，推陈出新、蔚为壮观。这次盛大演出，向外国不同肤色
的观众展示了汉王朝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充满活力的国家。这次盛
会，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它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新起点。
经过这次文化大交流，使汉文化艺术融合了异域文化，且以此为起点，
进入了一个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并以其那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翘立于世界
文化艺术之林，与罗马文化并驾齐驱。
虽然这次文化交流，作为体现罗马强大思想的产物、并受到城市自由民
欢迎的广场、凯旋门、圆剧场之类的建筑艺术，尚未传入中土，但汉代其它
文化艺术也受到了西方艺术的影响。传世的西汉铜镜饰纹，如蟠螭镜、星云
镜、内连弧纹镜，在继承先秦遗风的同时，也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而作
为希腊—罗马式的毛织物或编织毛织物的技巧已经传入，这种毛织物已在塔
里木盆地的汉墓中发现。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中对此作了描述：“装饰
的织物中，精制的地毯残片所显示的风格，丝毫不错是 ‘希腊罗马式’的，
无论是本地制造或是从极西的中亚输入，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文化力量显著的
说明”。因为在地毯上，“有十足‘希腊罗马式’图案的‘赫密土’的头部，
另外一块地毯残片，很奇怪地反映出中国同西方美术混合的影响”，“在这
块地毯上，边缘部分的装饰风格，很明白地是 ‘希腊罗马式’的，但花纹中
有着附翼的马的图案，这又是中国汉代雕刻中所常见的。”在楼兰，也曾发
现汉代织有中国和“希腊罗马式”混合风格图案的丝织品。这些说明汉代的
纺织物或丝织品上的绘画图案明显受到希腊—罗马绘画艺术的影响。
古代西方将中国称为“塞里斯”，意为“丝国”或“制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