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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内,采取“以道为本,以法为符”的“杂霸政策”。到了文景时期,清
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更被推崇,成为统治思想的主流。刘邦抱守着“偶语诗
书者弃市”的律条,轻视儒家,曾骂郦食其为“竖儒”,见到戴儒冠而来的
客人,竟取下其儒冠,“以儒冠为溺器”。孝惠吕后之时,当政的公卿大官
皆“武力有功之臣”,大多为黄老之徒。文帝“好道学之家,以为繁礼饰貌
①
无益于治”。而景帝则“不任儒者”。及至窦太后,她更“好黄老之术”。
然而,汉初的儒学也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地
位也慢慢得到提高。汉高祖一统天下后,陆贾首先提出“居马上得之,宁可
以马上治之乎”,提出夺天下与守天下的方式是不同的。陆贾又向汉高祖剖
析秦亡的原因是“任刑法不变”,不能“行仁义,法先圣”,因此要“文武
并用”,才能做到江山永固,国泰民安。叔孙通更明确地向汉高祖指出:“夫
②
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 他援用儒家礼仪,为汉高祖建立了正规的朝
会制度。在行朝仪时,百官“莫不振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使高
祖大为赞赏:“吾乃今日知皇帝之为贵也。”陆贾、叔孙通等人的主张为儒
② 《韩非子·五蠹》。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 《汉书·儒林传》。
② 《史记·叔孙通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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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登上政治舞台初步奠定了基础。惠帝时,“除挟书之律”,吕后除“妖言
③
令”,在法律上又为儒家发展扫清了障碍,使“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
文景之世,以黄老思想为基础,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社会
经济日渐恢复,同时,文化教育也提上了日程。文帝时,贾山首先提出“定
明堂,造太学”建议。尽管未被采纳,但文帝征集诸子传说,设置了《诗》、
《书》博士。博士开始授徒讲学,儒家学说以此为契机开始复兴。同时,文
帝下诏举士,亲自策问,授予官职,开汉代选士之源。在当时,诸侯王中也
兴起尊儒的倾向。如楚元王刘交好《诗》,令弟子皆读诗,并拜穆生、白生、
申公三位名儒为中大夫。河间献王刘德则兴修礼乐,收集先秦旧书,为《毛
氏传》、《左传》立博士。与朝廷的推崇黄老,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汉武帝时,经济上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政治上出现平息
七国之乱后的统一局面,天下太平。汉王朝面临的迫切问题则是如何巩固政
权,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为统治政权服务。汉武帝总结前朝以及汉初
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倾向于儒学。于是,任儒士窦婴为丞相,田■为太尉,
赵绾为御史大夫。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04年)又下令三公、诸侯王等推荐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网罗人才。在廷试中儒士董仲舒提出了“天
人三策”,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于是举起了表彰
儒术,兴办太学的大旗。蛰伏了数百年的儒学,在汉武帝时期终于破土而出,
应运复苏。
正当汉武帝踌躇满志,想大干一番时,却遭到了黄老之徒、其祖母窦太
皇太后 (文帝的皇后)的强烈反对。她借赵绾的过失,迫使武帝将其下狱,
将窦婴、田■罢官。武帝迫于无奈,只得忍痛割爱。但过了四年,窦太皇太
后寿终正寝。建元五年,田■复相,至此,儒学稳坐了正统思想的宝座,成
为东方世界的统治思想。
②“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实施。设置五经博士,重定选士标准,尊孔
读经,这是两汉“独尊儒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举措。
汉武帝在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之后,把原有的诸子传记的几十个
博士都罢免,对凡在对策中讲黄老、刑名、纵横的人一概罢黜。此时,“所
举贤良,或治申 (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
①
皆罢”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令置“五经博士”,这是“独尊儒术”
的最突出的措施。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著作被推为“经”,自
此开始。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个政策,丞相公孙弘奏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得到
武帝批准。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于长安城南为博士弟子员筑校舍,官
办太学诞生,经学被钦定为政府的官学。从此,攻读儒术成为为官取禄的必
由之路。“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
③ 《隋书·经籍志》。
① 《汉书·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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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五
①
千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在朝廷的劝导下,经学繁荣起来。
除在学校对经学进行学习研究之外,两汉一些皇帝为表示提倡儒学并藉
以统一对经学的注释,也往往召集一些经学家进行讨论,以达到统一思想的
目的。最重要的两次经学会议,第一次是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
召集诸儒论五经异同于石渠阁;第二次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
的白虎观讨论。在白虎观会议上,经学家们制定了有关经学的标准答案,将
三纲(君臣、父子、夫妇)、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
法典化,最后编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这
两次都是今文经学的讨论,后来今文经学朝着烦琐和迷信的方向发展。西汉
末年,谶讳之学盛行,到东汉尤加提倡,使之成为思想领域的主流,更利于
统治思想。
所谓今文经,是以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而由教师口授的儒家经典。而
古文经则是用先秦的籀文写成的儒家经典,汉时籀文已废,故称之为古文。
在汉初,古文经已陆续发现,虽有传本,但藏于秘府,未立博士,不列于学
官。哀帝时,刘歆在校阅群书时,发现了用古文写的《春秋左氏传》、《毛
诗》、《逸礼》、《古文尚书》,于是欣然上书,要求朝廷在太学中设置古
文经学官。这样在学术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导致第一次今古文之争。当刘
歆与博士们 讨论时,遭到博士们一致反对,刘歆就指责博士们“专守残,
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致博士们的反对浪潮更加汹涌。光
禄大夫龚胜以辞职表示抗议,刘歆只好离开京师,古文经没有被立为官学。
到平帝时,王莽辅政,刘歆回到京师,任京兆尹,封红休侯。此后他再次提
倡古文经, 《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遂被立为官
学。古文经学才得以广泛传播。
其实,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文字上的差异,而是它
们对于五经的解说不同。今文经学以五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书,崇奉孔子为
哲学家、政治家。而古文经学则认为五经皆史,崇奉的是周公,认为孔子是
史学家。另外今文经学的迷信色彩较重,在释经上常常穿凿附会,曲意奉承,
随意解说。而古文经学则迷信少,更注重于名物训诂和考证,比较朴实。光
武中兴,复废古文,但古文经已步入学者的书案,在学术界极为流行。汉末,
郑玄等人又提倡古文经,势力很盛。从魏晋至隋唐的儒家都站在古文经学的
立场上,经过宋元明的理学时代,直至清代复兴的汉学,都属于古文经学,
也促进了清代考证学、文字学的发展。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是章太炎。
今文经学自东汉末年衰落以后,传之后世的,只有何休的《公羊训诂》,其
他的均已失传。清道光帝之后,今文经学曾一度死灰复燃,今文经学的最后
一位大师是康有为。两位大师死后,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就划上了句
① 《汉书·儒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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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独尊儒术”政策表现在取士制度方面是重定选士标准,选举中考试经
术的成分逐渐加强,走为官之道必须学经术。汉武帝即位后诏举贤良方正,
直言极谏之士,要亲自策问。其间又有孝廉、秀才的察举。西汉的孝廉不必
考试,而到东汉实行“诸生试章句,文吏试牋笺奏”的考试制度,孝廉便要
考经术了。西汉已有明经一科,但到东汉章帝元和二年 (公元85年)令郡
国岁贡明经之后,明经始盛,这更明显表现了以经术取士的倾向。但总的说
来,汉代实行的仍是一种察举制度。
另外,“独尊儒术”政策实施的另一重大举措则是尊孔。汉高祖十二年
到山东,以太牢祭祀孔子。以后,两汉皇帝常常亲自至山东祭祀孔子。自元
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起,以后各代皇帝都封孔子后代为奉祀孔子的
专官,代代相传。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
追封孔子爵位的开始。到明帝水平二年 (公元59年),开始在太学及郡国
学校举行祭孔仪式。以后祭孔成了传统的活动。读经与尊孔结合在一起,对
中国社会影响极大,这种传统势力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遭到冲击
而动摇。
2。两汉的学校
(1)汉代的官学
汉代的官学分为两种,中央直接办的官学有太学和特殊性质的“鸿都门
学”与“宫邸学”。地方政府办的官学是“郡国学”,另外还有“校”、“庠”、
“序”等学校。
汉代的官学,经过汉初学者的提倡,到汉武帝后开始建立,东汉以后才
得到初步发展。刘邦称帝之初,陆贾建议“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
①
之仪,明父子之义” ,文帝时,贾山上书建议“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
②
之道” 。以后贾谊、晁错都提出兴学的建议,当时虽未实行,但对汉武帝
推行官学,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太学。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齐土之大者,莫大乎太学,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
①
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开办太学,设在长安。自武帝以后,西汉各帝均重视太学,博士弟子的名额
不断增加,据《三辅旧事》载:“汉太学中有市有狱,在长安门东,书社门
立五经博士弟子万余人。”足可见其规模宏大,为汉时最高学府。
① 《道基篇》。
② 《汉书·贾山传》。
① 《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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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迁都洛阳后,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洛阳开阳门
外重建太学。《后汉书·翟酺传》载:“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大学博士
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 (公元58—75年),亦
尊师重教,昌明经学,永平二年(公元59年),明帝亲临太学讲学,“冠
②
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以万计” ,形成空前的盛况,甚至匈奴
也派遣子弟入京求学。汉代的教育至此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东汉和帝之
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以致太学命运不济。安帝时(公元106—125年),
学舍颓废破败,博士不讲学,学生自由散漫。太学校舍荒废,一片杂草丛生,
成了放牧的地方。顺帝永建六年 (公元131年),由于翟酺、庄雄的建议,
重修校舍,并扩建240栋,共1850间。另外扩大生源,除太常、郡国官吏
继续选送外,又增加公卿子弟及明经下第两种,并增加太学生的俸禄。这样,
太学才又兴旺起来。
在太学中教授学生,讲授经书的是“博士”。“博士”最早见于战国,
是对学者的泛称,并不是官名。战国末期,各国为求贤辅政,设立了博士官,
参与议政,博士就由学者变成了官职名称。秦王朝时,博士为奉常的属官,
备咨询,为朝廷的文化官吏。汉初承秦制,博士不限于经学,任博士者也不
限儒家。博士的选用,或由征聘,或由荐举,或由选试,或以诸科始进,或
由他官迁升。文帝时设置传经博士,如申公、韩婴为《诗》博士,晁错、欧
阳生因通《尚书》而立为博士。另外,《论语》、《孝经》、《孟子》、《尔
雅》皆设置博士。贾谊因长于文学,通诸子百家之书,也被任为博士。同时,
儒家也可兼学儒学之外的学说。如晁错既学申、商刑名之学,后又跟伏业学
习《尚书》。景帝时,辕固生以治《诗》而立为博士,胡母生、董仲舒立为
《春秋》博士。此一时期,博士的选择、弟子的推选都尚无定制。
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后,“五经”为“法定”的经典,儒家便垄断
了博士职。到太学开办时,博士的职责是“作经师”,以传授经学为业。博
士之长,秦时称仆射,东汉时改为祭酒。博士很易升迁,内迁可任太常、侍
中,外迁可为郡国守相、诸王的太傅或刺史、州牧。许多人由此而得高官。
西汉博士官的选择和任用,是用征拜或荐举的办法,不用考试,以名流
充当。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定了选用标准:“古之立太学,将
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
①
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 东汉时,对博士的选择更加注意,举荐
者必须写“保举状”,被荐者还要考试,量才录用。它规定被荐者要具有一
定道德,通晓《论语》、《孝经》、《尚书》、《易》,有广博的知识;没
有什么疾病,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行为合乎四科标准(指东汉选拔人才的
淳厚、质朴、谦逊、节俭四种品德);年龄要在五十岁以上。一般来说,汉
② 《后汉书·儒林列传》。
① 《汉书·成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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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博士都要求专长一门经学,并且是当时的名流学者。
汉代博士传经,有一定的师承关系,必须遵守师法和家法。在博士传授
时,只凭口授,但口耳相传,难免有误,想有所凭借,就不得不遵从大师所
讲的经说,这便成了“师法”。然而学者仅限于“师法”的传授,难免拘于
一见,对新的见解,不能发挥,于是又另立一家之学,称为“家法”。皮锡
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先有师法,而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
者衍其流。”即先有师法,然后才有家法,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如《春秋》
经有颜安乐、严彭祖被立为博士,那么其学说可称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
子更为章句,发展有“颜氏公羊”、“严氏公羊”,这便是家法。因此,“师
法”重传授,明本源,“家法”重立说,争派别。所谓遵守师法和家法,就
是传经者绝对不能更改老师的学说,掺杂异说。否则,就成不了博士,即算
当上后也会被取消。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后改师法,便被取消入博士
的资格。又如张玄任公羊颜氏博士,讲授时,兼讲了公羊严氏、公羊宣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