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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了。他们呼吁作某些改革，以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样，在万历年间，
张居正发起了社会改革运动。但是，由于张居正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缓和
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解决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巩固明朝的统治。所
以农民的赋役负担并没有得到减轻。而且由于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大官僚
大地主一些眼前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1582年 （万历10年）
张居正病死后，他们立即群起攻讦，抄没了张居正的家产。改革措施逐渐被
破坏，明朝的社会危机也随之愈来愈严重了。
从14世纪末到16世纪初，也就是明朝初期与中期时，中西方人员往来
和文化交流一度比较沉寂。可是这段时间双方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历史变化，
待到16世纪中期再度恢复接触时，形势就和200年前的元朝大不相同了。就
中国而言，蒙古的统治已由汉族的明朝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更大的重视
与恢复，中国文化界和外人的接触不再存在以前的民族壁障。就意大利与欧
洲而言，这两百年正是文艺复兴由萌生而繁荣之时，西方已有较高文化水平，
不但在吸收和恢复古典文化方面有了青出于蓝的成就，而且在科学发展方面
已开始形成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就比起中国来前进了一大步。这两方面
的变化，当然会为新恢复的中意文化交流促成丰硕的成果，特别是我国明朝
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发展阶段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相仿，正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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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走向近代社会的发展并
不顺利，日后终于形成中国落后的局面，然而这些新的发展情况却为明末清
初的中意文化交流添了异彩。
15世纪以前的东西方经济交流多系地方产品的小规模交换，而文化交流
往往具有某种贵族的宗教的性质。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流，归根到底只
是与极少数特权阶层有关的事。可是，在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等，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作为后盾，强制地进入美洲大陆和亚非腹地，剥削和奴役那里的土著居民，
强制传播欧洲的宗教，推行欧洲的文化，改变那里的生活方式。
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16世纪，西方历史上掀
起了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为了对抗宗教改革，罗马天主教发动了一场反
改革运动。1534年成立的耶稣会，就是反对宗教改革的中坚，后来又是远东
传教士的主要派遣者。自从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东来。当时，
传教士与商人是相辅而行的。最早派人东来的葡萄牙，在罗马教皇支持下，
实行一种派遣传教士随着船队航行的制度。对中国，他们最初也想采用在非
洲和亚洲一些地区曾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手拿《圣经》，一手握剑打进中国。
从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
殖民者相继来到东方，抢占殖民地，开始了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遭到中国
人民的坚决抵抗。
1511年 （正德6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满刺加 （今马六甲）后，随即
到中国沿海骚扰，剽劫行旅，抄掠人口，贩运违禁物品。1517年 （正德12
年）9月，葡萄牙舰队炮轰广州。对于这种海盗行为，中国军民给予了有力
的回击。1521年 （正德16年），明军在广州附近的屯门岛驱逐了葡萄牙殖
民者。随后，又在广东新会县的西草湾打退了葡萄牙殖民者，并缴获了它的
佛郎机大炮。由于中国军民的有力抵抗，葡萄牙殖民者用武力在中国沿海建
立侵略据点的企图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葡萄牙海盗商人在广东失败后，窜犯浙江、福建，侵占宁波的双屿、漳
州的月港和泉州的浯屿，继续在沿海地方骚扰，先后被中国军民击败。1553
年（嘉靖32年），葡萄牙人又贿赂明朝官吏，借口要到澳门岸上曝晒水浸货
物，以每年纳租银2万两作为条件，请求上岸居住。得逞以后，他们便在澳
门扩大居住地区，建筑城墙、炮台，自设官吏，使澳门成为西方殖民者入侵
中国的据点。
跟随在葡萄牙后面来到中国的是西班牙人。1571年（隆庆5年），西班
牙殖民者占领吕宋 （菲律宾），并盗用吕宋的名义，对中国进行掠夺财货的
欺骗贸易，阻碍中国和吕宋的正常经济文化交流。1626年（天启6年），西
班牙殖民者又悍然侵占了我国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
与西方殖民者侵略我国的同时，西方传教士也陆续来华从事宗教活动。
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满刺加（今马六甲）后就把中国作为下一个战
略目标。1514年，他们曾经一度占领了广东珠江口的屯门岛。1521年（正德
十六年）明朝将领汪鋐率水师大败葡萄牙入侵者，缴获佛郎机铳大小 20余
枝，并把他们从屯门岛驱逐出境。在被击毙的入侵者中，就有一名叫梅尔古
劳的传教士。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16世纪最早来华的传教士的名字。
16世纪初，葡萄牙人经新航道至印度，继而至马六甲，1517年开始有葡
人商船至广州，1557年葡人霸占澳门，西方与中国接触渐趋频繁。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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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西班牙与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大力搞“反宗教改革”的罗马教会，
认为和东方恢复接触是传教扩张的好机会，尤其是当时新建立的耶稣会雄心
勃勃，极想使地大物博而又兼古代文明大国的中国“皈依圣教”，因而促成
了一批又一批耶稣会派的天主教士来到中国。耶稣会虽然为西班牙人罗耀拉
所创，可是其中心仍在罗马，会规且强调绝对忠于罗马教皇，会士多为意大
利人，来华者亦以意人贡献为著。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些意大利传教士
客观上仍起了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作用。《明史·意大里亚传》总结这些传
教士带来的影响说：“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
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看来这还是比较
公允的评价。
1552年10月，由罗马教皇派遣的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到达广
东省南部沿海一个叫上川的小岛，试图偷渡进入中国传教，然而没有成功，
不久因病在该岛上去世。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又通过行贿，取得在澳门居留
和贸易的合法地位，同时在澳门传教，招收中国人信仰天主教。可是规定中
国入教者，必须取葡萄牙的姓名，学讲葡萄牙的语言，连生活方式也要模仿
西方。所以直到16世纪 70年代，传教活动毫无进展。耶稣会士范礼安在
1578年被派到澳门，主持耶稣会远东传教事务。他提出，既然对中国不可能
用武力征服，在传教过程中，也不能采取强迫东方民族改变信仰的办法，主
张去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应该首先中国化，学习中国的语言风俗，进入中国后
先争取站住脚，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然后再求发展教务。从此，天主教组
织开始在中国展开活动。范礼安本人未进入中国内地。
最早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是罗明坚 （MichelRuggieri，1543—1607
年）。他于 1579年抵达澳门，先在澳门学习了两年中文，然后于1581年到
广州，第二年得到广东政府的许可，在肇庆一带从事传教活动。
紧随罗明坚之后的就是著名的利玛窦（1552—1610年），他是意大利马
塞拉塔城人，先在印度居留数年，后来决心来华传教。
罗明坚感到一个人势孤力单，要求范礼安派正在印度的利玛窦，来中国
协助传教。
利玛窦在26岁时，与罗明坚一起，过去曾到印度传教。当时，亚洲的传
教中心在印度的果阿（葡萄牙殖民地）。1582年，31岁的利玛窦应罗明坚的
请求，到了澳门。这时的利玛窦，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传教士。他和罗
明坚两人，起初学沙勿略当年在日本的作法，剃光头，穿僧服，自称是来自
印度之西的僧人，声称一向钦慕中国，申请在中国内地定居。1583年（万历
11年），他与罗明坚一起，获得了地方官批准，在肇庆定居。从此，利玛窦
和罗明坚一起在这里活动了将近10年时间。
他在这段时间充分掌握了中文、汉语以及有关学识，这一切为他进一步
接触中国上层人士打下基础。利玛窦明确认识到，要在中国站住脚必须和明
朝中央政府接触，在上层人士中传教。这样，经过多次努力，并通过在韶州、
南昌和南京的广泛活动，他最后终于得以获准进入北京，并在北京活动了10
年，直到1601年逝世为止。他的墓现犹存于阜成门外二里沟（今北京市委党
校内）。
1588年，罗明坚回罗马去了。不久，利玛窦在肇庆的西式住屋被新到任
的地方官占居。1590年，利玛窦从肇庆迁居韶州，在城外西市南安桥附近建
筑了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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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韶州建堂后，利玛窦就开始了传教活动。他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以“西
方学者”的姿态，跻身于中国的儒林。与此同时，他也为基督教教义披上了
儒家的外衣，写下了著名的《天学实义》。这就使士大夫阶层误以为基督教
教义的某些内容，乃至基督教所奉行的神，在中国的儒家经典中早已有记载。
因为，天主教披上了儒家的外衣，改变了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服务的形象，从
此以后，利玛窦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传教过程中，利玛窦把注意力放在士大夫阶层。利玛窦的成功之处是，
能利用西欧地理大发现以来实验科学的一些成就，为传教服务。耶稣会传教
士的政治背景和传教目的，从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欧洲最新科学成就系统
地介绍到中国来。科学，只是传教的敲门砖。然而应该承认，在介绍西方科
学知识方面，利玛窦比起其他传教士来，要热情得多。利玛窦从欧洲带来了
大小钟表、天文算术仪器、三棱镜、西洋乐器及欧洲各大城市建筑的图画等，
在住处陈列展览。以此引起来访者的好奇心，然后再由这好奇心引发对天主
教信仰的兴趣。利玛窦深信，如果求知心切的中国士大夫，接受了西欧近代
科学知识，也将比较容易接受西方宗教观。这样，他就把介绍西方科学和中
世纪的神学，结合起来了。
1595年4月，利玛窦由韶州北上，去江西南昌，所以，徐光启到韶州时，
只见到郭居静而未遇到利玛窦。利玛窦的目标逐步向北发展，以便最后到达
北京，然后就等待机会，请求明朝皇帝明令准予居留。当利玛窦第一次到达
南京，试图再北上时，当时正值日本丰臣秀吉进攻朝鲜，中国派兵往救，中
日之间进行着战争，南京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一个西洋人，很容易被人误
认为“日本奸细”，所以没有人敢接待他。利玛窦不得不又退回南昌。1597
年，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第一任会长。1599年丰臣秀吉死，
明军在朝鲜大破日军，形势趋向缓和，利玛窦的传教活动又活跃起来。从1595
年到1600年，利玛窦除二次回南昌，一次赴北京，有过短期外出外，大部分
时间住在南京。他利用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科学仪器，广泛结交社会名流，
如礼部尚书叶向高、国子监祭酒郭明龙，以及焦竑、李贽等人。
利玛窦与焦竑、李贽的交往，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南京的领袖人
物们交结利玛窦神父》一章中，有所记载：“当时，在南京城里住着一位显
贵的公民，他原来得过学位中的最高级别。中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很高的荣
誉。后来，他被罢官免职，闲居在家，养尊处优，可是人们还是非常尊敬他。”
“他家里还住着一位有名的和尚，此人放弃官职，削发为僧，由一名儒生变
成一名拜偶象的僧侣，这在中国有教养的人中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他70
岁了，熟悉中国的事情，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利玛窦中国札记》里
所说的显贵公民，指的是状元焦竑，和尚，就是李贽。书中还记录了李贽赠
给利玛窦折扇和短诗一事。
徐光启从焦竑、李贽处，得悉利玛窦正在南京。他在韶州已知道有利玛
窦其人，但印象并不深。他是看到了由赵可怀和吴中明翻刻的世界地图，才
知道利玛窦并决心要拜访他的。
徐光启见到的那张世界地图，原来，称为《山海舆地图》，是1584年（万
历十二年）利玛窦在肇庆为岭西按察司副使王泮绘制的，后由王泮刊印，馈
赠要人。这张地图以后收在明人编的《图书编》一书中，又称《舆地山海全
图》，它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引进中国的新型世界地图。大约在1594年至
1598年间，驻应天巡抚赵可怀在苏州将利玛窦的地图摹刻于石。1600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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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窦应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之请，将此图重新修订，并翻刻于南京。这张地
图在南京出现后，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震动，自然也使徐光启产生了极大
兴趣。
利玛窦绘制的这幅世界地图，是根据意大利米兰安布洛兹图书馆所藏的
世界地图为底本译绘的。这幅地图明确标明地球是圆的，图中刻有经纬度、
赤道、五带，而且正式介绍了世界五大洲的轮廓，地名均汉译，还酌附有关
地文、物产等方面的说明。这张图告诉了中国人这样一个全新的观念：地球
是球形的，悬在空中，上下各方都有人。欧洲在西域之西，称为“泰西”。
从欧洲向西渡过大西洋，是美洲。从美洲渡过太平洋也可到中国。当时，距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已80年，从欧洲绕地球一周的人，为数已不少。然而，中
国传统的说法是“天圆地方”，中国是“天朝大国”，位于中央，尽管也有
过一种传统说法，天体犹如蛋壳，大地如蛋黄，蛋黄当然也是圆的了。然而
这不过是一种朦胧的猜测，缺乏科学证明。《山海舆地图》用明确无误的事
实，改变了人们关于大地是方形的传统观念。利玛窦绘制的这张地图，最初
把中国放在地图的极东一角。王泮看了大怒。后来利玛窦把福岛零度经纬线
移位，放在图中央，中国也移居图之中央。利玛窦改绘的这幅图特地把中国
放在中央位置，这样就很能符合中国人的“老大”心理。同时，他还能用各
种仪器，把这些观念解释得头头是道。在当时，拒不承认地球是圆的的顽固
派还有不少，但许多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都比较容易接受。看了这张图，
徐光启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对五大洲的分布有了清楚了解，从而激发了他
放眼世界、了解西方、寻求科学真理的愿望。
徐光启特地去利玛窦处拜访。利玛窦当时已49岁，比徐光启大10岁，
两人却一见如故。
一般说来，到利玛窦处去的人，也是首先被他那五花八门的科学仪器所
吸引的。他们两人从天文到地理，从日、月蚀到经纬度，从欧几里得《几何
原本》到绘制地图和测绘学，谈得十分投机。可是利玛窦则三句不离本行，
在不知不觉中又把话题转入传教的正题。利玛窦到中国来，目的是宣传天主
教教义，科学只是他的进身之阶。第一次谈话，并未使徐光启立即下入教的
决心。然而，天主教的教义，几年前已在韶州听郭居静说过，因而这次留给
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3年后，徐光启又一次到南京去拜访利玛窦，但此时利玛窦已上北京，
接待他的是罗如望。从罗如望处，他得到了利玛窦写的两本书：《天学实义》
和 《天学十诫》。《天学实义》是利玛窦平日讲道及与中国士大夫争论探讨
的记录，用汉文写成。利玛窦从中国的《诗》、《书》、《礼》、《易》和
《中庸》等典籍中，找到了一些关于“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中庸》）
之类记载，用来证明中国古代早已有“上帝”的观念，“上帝”与“天主”
是同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