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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等典籍中，找到了一些关于“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中庸》）
之类记载，用来证明中国古代早已有“上帝”的观念，“上帝”与“天主”
是同义语。
利玛窦于1601年1月24日（万历28年12月21日）进京，向万历皇帝
贡献了礼物。贡品中有绘制精美的耶稣像、圣母玛利亚像、《圣经》，还有
珍珠镶嵌的耶稣受难十字架一座，《万国图志》一册。
万历皇帝见了很高兴，把那座十字架放在案前；那架自鸣钟尤其受到皇
帝的喜爱，看到钟的时分针能随着滴答的声音移动，准时叮当报鸣，视为天
下奇物，就下令安置在殿内，还派了两名太监看管。刚开始，太监不懂定时
要上发条，走了一段时间后，时钟停摆，以为是被弄坏了，引起了一场虚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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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们怕自鸣钟坏了不会修，万一皇帝发怒，将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千方
百计地要留住利玛窦。然而，礼部官员因利玛窦自称“大西洋国人”，而查
《会典》中没有大西洋国名，怀疑利玛窦的来历，而且又因他是通过走太监
的内线送礼物给皇帝的，自然对利玛窦有反感，几次想把他打发回澳门，可
是，没有成功。毕竟太监们神通广大，最后万历皇帝下令，每月给利玛窦一
定数量俸钱，并可在京城居住。最初，利玛窦住在四夷馆，皇帝赐宅后，住
在京城西南方向的宣武门内东边，不久以后在住宅旁又修筑了教堂。
利玛窦在罗马神学院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曾将拉丁文本加以注释
说明，题为《欧几里得原本》。利玛窦与徐光启翻译时所用的本子，就是克
拉维上课时所用的讲义。
利玛窦踏上中国国土后，不久就发现中国人对数学，特别是对几何学，
有兴趣者很多。假如介绍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同介绍西方的各种科学仪器一
样，容易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兴趣，有利于传教。然而当时还没有汉文版，所
以，在讲授时碰到了许多困难，影响有志学习者的深造。十几年前，还在广
东韶州传教时，利玛窦就有过翻译此书的念头。一个名叫翟太素的文人，曾
决心翻译此书，然而失败了。为翻译这部书，利玛窦曾三进三止，深知其中
的甘苦。
当徐光启提出要翻译此书时，利玛窦详细陈述了翻译的困难和几次失败
经过。他告诉徐光启：中国和西方语法不同，词汇不同，第一次翻译拉丁文
的数学书，许多专用名词，汉语中都没有现成的，无成规可循。利玛窦的汉
文底子虽不错，照本宣讲，了然于口，还可以做到，但是要逐字句地翻译，
就非常艰涩，他人也不易理解，因此认为恐难胜任。利玛窦对翻译此书的兴
趣，不象过去那样浓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北京已站住了脚，因为，
博得了万历皇帝的欢心，而名闻京师。士大夫们以与利玛窦交往为荣，利玛
窦也热衷于与政界和学术界的社会名流进行广泛接触，忙得不亦乐乎。本来，
利玛窦到中国，主要是为了传教，科学只是他用来打进士大夫圈子的一块敲
门砖，现在门已敲开，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情便自然减退了。徐光启在中
进士那一年写的 《跋二十五言》中，称利玛窦“自来京师，论著复少。”徐
光启劝他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书，做一件千古大快人心的好事。当问他是否
愿意时，利玛窦既不拒绝，也未爽快答应，只是推托说：“现在忙得很，没
有空闲，还是等一等吧！”
经过几次商讨、辩论，利玛窦最后同意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翻译西
方科技书籍。
1606年 （万历34年）秋，他们正式合作译书，冬去春来，时光荏苒。
第二年春，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译完了前6卷。后来由于利玛窦忙于传教，
而使余下部分未能译出。1608年 （万历36年）春，利玛窦将已刻成的《几
何原本》作一次校正后寄给徐光启，并建议若南方有人有兴趣，可再版重刻。
1610年5月11日（万历38年）这一天，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享年59
岁。教徒们请了一位画家，替去世的利玛窦画了一幅像。工部员外郎李之藻
上疏，奏请万历皇帝赐茔地，让利玛窦在北京安葬。这时，几年前在南京与
利玛窦有过交往的叶向高，已任东阁大学士，也从旁协助，最终促成万历皇
帝批准了这个请求。徐光启返京后，正赶上参加利玛窦的安葬仪式。对于利
玛窦的逝世，徐光启十分悲痛。
利玛窦以掌握中文汉学，传播西方学识为手段，从而达到其传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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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他在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大受限制，这是因为传
教活动和天主教世界观是与他带来的文艺复兴的科学文化背道而驰的。所以
近人曾经假设，假设传入这些科学文化的，不是狂热的耶稣会士，而是“另
一批具有近代头脑的人”，使中国文化界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近代科学
体系直接接触，其后果当会积极得多。然而就事论事，我们仍应肯定他作为
介绍西方文化于中国、又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于西方的第一位近代人的功绩。
他在晚年曾写下扎记，准备向会友介绍中国情况和传教事迹，死后由另一来
华教士金尼阁编成《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史》一书，在17世纪初即风靡欧洲，
不胫而走，先后有法、德、西、意、英文译本 （利氏扎记原用意大利文，金
尼阁编译为拉丁文）。后来利玛窦的原稿也存于耶稣会罗马档案馆，1910年
以《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集》之名刊布，近年来我国已将其中扎记部分译
出。利氏总结他在中国活动和了解情况优于前人之处说：
“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30年，并曾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
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有了交往，我们
会说这个国家的本土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习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
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这些优点
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
所以，他对中国情况的介绍，比起马可波罗等人，就更为真实、具体，
也更为全面。除了中国地大物博，繁荣昌盛，无与伦比这个总情况，他还较
多地谈及工艺技术、汉字结构、人文科学等，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把孔子和儒
家学说介绍于西方的人。因为他在罗马已受过较高深的教育，在数理之学方
面掌握了文艺复兴以来的基本学识，随身又带有天文仪器、自鸣钟表、地图
眼镜以及洋书洋画之类，所以，他也确实以这些西学法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
的重视，尽管他以用基督教远征中国自命，然而实际上中国学术界感谢他的，
却不是他的传教活动，而是他介绍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万国
舆图》等书。据说他逝世后，对他是否应得到官赐墓地一事，朝廷曾经有过
争论，而肯定他的功绩的一位中国官员说：“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
一书，便宜赐葬地矣。”这句话是很有代表性的。
利玛窦不仅博学多才，善于辞令，娴于交际，而且又对儒学孔教等中国
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等表示尊重，所以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很受欢迎。这固
然为他的传教事业开辟了新局面，可是，也为中国知识界接受西方文化提供
了一个窗口——尽管是不甚理想的窗口，通过和利玛窦的接触，中国知识界
有不少先进人士“领洗入教”，同时也得以吸取西学中有用的部份，为我国
学术的发展带来新鲜空气。这些人中知名之士有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
冯应京、张焘等，尤以徐光启贡献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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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
明朝宣德十年（1435年），38岁的宣宗朱瞻基病死。他9岁的儿子朱祁
镇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正统。他就是英宗皇帝。他在位的时期，是明朝几个
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
英宗当太子时，有个名叫王振的太监在东宫伴他读书，即位后，他便把
王振提为司礼监太监。
当初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曾禁止宦官干预朝政；后来明成祖违犯了这
一规定，开设内廷二十四衙门，都由宦官把持。司礼监是24个宦官衙门中最
重要的一个。它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等杂役，更重要的是替皇帝管
理内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复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皇帝口述的命令，
也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根据皇帝的旨意交内阁撰写诏书，然
后颁布下去。司礼监的宦官成天在皇帝周围，往往善于迎合皇帝的旨意，取
得皇帝的宠任，利用皇帝和外廷官员接触少的弱点，蒙蔽和驾空一些昏庸的
皇帝。他们在代皇帝批复奏章和传达皇帝的命令时，常常是私下加以歪曲篡
改，以此来控制、威慑百官，造成皇权旁落，宦官专权。王振掌握了这样重
要的机构，他便利用来为自己夺权争利，把朝政搞得一团糟。
自从明代建国以后，直到宣宗时期，宦官都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作用。
王振是明代第一个专权的大宦官。他是山西蔚州 （今山西省蔚县）人，早年
是个流氓，后来自己净身之后就进宫当宦官，认识不少字，善于揣摩皇帝的
心意，所以得到了明宣宗的赏识。明宣宗的儿子朱祁镇被立为太子后，王振
被派去侍奉，并教太子读书认字。王振平常十分严肃，朱祁镇有点怕他。王
振又很会逗朱祁镇玩，所以朱祁镇又有点离不开他。
明英家当皇帝的时候，才9岁。皇帝年幼无知，贴身宦官王振因为教他
识字，身份突然显赫起来，权势也就不断地膨胀，小皇帝称他为先生，对他
非常尊重。
王振虽受宠任，权势很大，但在开始的几年还不敢过于放肆，因为这时
的太皇太后张氏还掌管着朝政，她把政事委托于“三杨”等元老重臣，三杨
即杨土奇、杨荣、杨溥，有些大事还亲自过问。她见王振为人奸诈险僻，就
派人把王振召来，令他跪在地上，严厉地训斥他：“你侍候皇帝不按规矩，
应当赐死。”王振吓得直打哆嗦。这时，英宗和诸大臣都跪下为他求情。张
太后才改变颜色说：“皇帝年少，不懂得宦官掌权后造成的危害。我看在你
们的面上，饶了王振。但是，此后不许他干预国事。”每隔几天，太后就派
人到内阁，查问办了些什么事情，如果发现有不通过内阁而由王振自己决定
办的事情，她就把王振叫来，痛责一番。王振虽然受到这样的制约，但由于
他的地位重要，大权在握，一些阿谀谄媚、趋炎附势的官员争着投靠到他门
下，因而，权势日重。渐渐地，连张太后也约束不了他了。
正统七年 （1442年），张太后病故。“三杨”中，杨士奇、杨荣先后病
故，仅杨溥在朝，但年老多病，其他阁臣恰又是一些资历较浅的官员。于是，
王振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朝中的大臣们谁要不买他的帐，王振就千方百
计地整他。侍讲刘球在奏章中得罪了他，王振怂恿明英宗把刘球关进监狱，
派心腹把他杀了；御史李铎遇见王振不下跪，便被降职并调到铁岭卫 （今辽
宁省铁岭县）；驸马都尉石璟骂了王振家的阉宦，王振认为这样辱骂宦官就
是轻视他，被王振逮捕下狱，几乎送掉性命。凡是对王振不礼貌的大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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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了他的陷害和打击。而那些对王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官员，却步步
高升。例如工部侍郎王佑，不长胡须，王振问他：“你为什么没有胡子？”
王佑讨好地说：“爷不长胡须，儿怎么敢长呢！”王佑因此得到了王振的欢
心，从此官运亨通。像王佑这样堂堂的侍郎 （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竟然
这样不知羞耻地讨好王振，可见王振的权势有多么大！
王振如此专横奸险，昏庸的英宗却反以为忠诚，即使是后来长大成人了，
也仍然执迷不悟。正统十一年（1446年），英宗赏给王振白金等物，并特赐
敕一道，内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由此可见英宗是昏庸透顶的，
像他这样的昏君不出大乱子就怪了。
果然，在王振这帮奸党的扰乱下，大明帝国北面的边防受到严重削弱。
首先是军屯制度开始破坏。当时分驻各边镇的亲王、太监和将官，往往侵占
军士的屯田为私家庄田，并役使士兵替他们耕种。军士失去屯田后，官吏照
样逼取额粮和税收，军士受不了这样的剥削和虐待，只好逃亡。王振为了满
足其贪婪的欲望，还不惜勾结蒙古贵族，进行大量走私。王振叫他的私党、
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每年私造箭镞数十瓮送给蒙古族的瓦刺部落，瓦刺就
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边防力量日益衰弱，而瓦刺又对明朝虎视眈眈。
鉴于这种形势，有的官员建议在要害处增筑城堡，整饬边防，防御瓦刺入侵。
但是宦官专权，朝廷黑暗，没有人敢积极主张，这个正确的建议也就被束之
高阁，从此边防力量更加薄弱。
与腐败透顶的明朝正相反，当时蒙古族的瓦刺部落十分强盛，它的首领
脱欢死后，他的儿子也先继了王位，总想和内地多做一些买卖，以满足本族
人的需要，但常常遭到守边将领的限制。也先对此十分不满。正统14年的春
天，也先派两千多人向朝廷贡马（实际是交易的一种形式），为了多得赏赐，
谎报是300O人。王振因此恼怒，说是欺骗朝廷，仅给马价的五分之二，并叫
礼部不要给多余的人饭吃，这一来就伤了和气。也先还想与明朝通婚，也遭
到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也先策划率兵内侵。
紧急的边报接二连三地飞向北京，王振想乘机挟持英宗亲征，自己趁机
立一大功，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发出英宗亲征的命令，限令两天后出发。举
朝上下听说皇帝要亲征，而且又如此仓猝，都非常震惊，纷纷谏止。但英宗
听信王振的话，一定要亲征，命自己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他于7月
16日和王振率50万军队匆匆从北京出发。
当时，也先的兵马战斗力很强，而且他们是早就有所准备。王振却轻视
敌人，他以为大兵一出，即可马到成功，待到凯旋的时候，邀皇帝路过他的
家乡，自己也可炫耀权势，光宗耀祖，这番如意算盘竟害得全国上下不得安
宁。
由于是临时决定出发，军队上下都来不及做更多的准备。许多士兵连武
器和军装都未带齐。王振不管这些，只顾命令士兵们日夜兼程。这样仓促的
出发，接着又遇到大风暴雨，没有走几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兵士们又饿又
冷，还没有碰上瓦刺兵，已经叫苦连天。到了大同附近，兵士们看到郊外的
田野里，到处都横着冻饿而死的明军兵士的尸体，更加人心惶惶。有个大臣
发现士气低落，劝英宗退兵，被王振臭骂一顿，还罚跪了一天。
过了几天，王振派出的明军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刺军杀得全军覆没，各
路明军纷纷溃退下来。王振感到情况危急，下令退兵回北京。退兵本来是越
快越好，但是王振却根本不懂军事常识，想到他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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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到蔚州去住几天。几十万将士离开大同，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王振
又转念一想，这么多的兵马到蔚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岂不要遭到损失，故
又匆匆忙忙下命令往回走。这样一折腾，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英宗迂回周折，
13日才逃到士木堡。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正确的指挥应当是进城驻守。
但王振因为自己装载财物的车辆千余部未到，不愿进城，就留英宗驻扎在土
木堡。兵部尚书邝埜见形势十分危急，力请英宗迅速入关，留重兵殿后。王
振拒不采纳，而且斥骂说：“腐儒哪里懂得军事，再胡说就砍你的脑袋！”
喝令士兵把邝埜拉出去。14日，敌军追至土木堡被重重包围。土木堡地势高，
挖井二丈多深还取不到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