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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后还想处死丁谓，有大臣认为仁宗皇帝刚继位就处决大臣“影响不好”，才“从轻”发落。
丁谓“机敏有智谋，险狡过人”，沦落到这份儿上，仍然算计。当时，他家属皆在洛阳，于是，他修书一封，在信中把自己大骂一顿，称自己“深负国恩”。嘱咐家人不要埋怨“国家”。然后，他把这封信直接寄给洛阳的地方首长。这么一个大罪人有信来，洛阳的官员当然不敢亲自开启，怕惹上与丁谓“交通”的罪名，就直接上呈朝廷。刘皇后与小皇帝见信后“感恻”，就下令把丁谓移至更近些的雷州。机关算尽，数年后丁谓得以以“秘书监”的身份致仕，但再也未能“东山再起”。坏人下场，还算不赖。
刘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如同皇帝一样，要说她完全没有“想法”，也不实际。一次，她问参知政事鲁道宗：“武则天是什么样的帝王呢？”鲁道宗正派人，当然听出刘太后弦外之意，直言道：“武后，乃唐朝罪人，差点毁了社稷国家！”刘太后默然。上朝时，又有小官趁机巴结，要刘太后立刘氏七庙以显尊崇，鲁道宗反驳：“若立刘氏七庙，皇帝家该立几庙？”还有一次，刘太后、宋仁宗一同去拜佛，刘太后想安排自己的凤辇在小皇帝的仪仗之前，鲁道宗上谏：“夫在从夫，夫死从子，妇人不能在前”，刘太后顿了顿，想了想，还是依礼在宋仁宗后面礼佛。
鲁道宗直谏，但总给刘太后“面子”。秘阁校理范仲淹不然，他上书认为，宋仁宗在宫内朝拜刘太后，是行家人礼，当然可以。但是，天子与百官同到朝上向刘太后施礼，是亏欠君主礼仪。“疏入，不报。”宰相晏殊吓得够呛，他把范仲淹叫来训斥：“你这小子如此狂率邀名，这不连累我吗，后悔当初荐你为官。”范仲淹正色言道：“我正是怕别人议论您推荐我当官而不称职，才直言上疏，不料今日反以忠直得罪您！”晏殊无言以对。不久，范仲淹又上书让刘太后还政于宋仁宗，“亦不报”。刘太后不喜欢这个倔直的臣子，便把他外放为河中府通判。即使身在朝外，范仲淹仍上书，请刘太后还政于皇帝。
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先帝”宋真宗的一个普通嫔妃李氏病死。此人在真宗时只是个“婉仪”，仁宗即位后，一群“后妈”皆进位，李氏得为“顺容”。病重临死，李氏才进位“宸妃”。按理讲，皇帝嫔妃众多，死一个并非什么大事。但是，宰相吕夷简闻知此事，即刻入宫见刘太后。李氏之死之所以能惊动当朝宰相，其中还隐藏一个天大的秘密：李氏不是平常人，她是当今皇帝宋仁宗的生身之母！
李氏本是杭州人，入宫时作真宗刘皇后的侍女，地位卑贱。真宗皇帝一次性起，顺便就把刘皇后的这个俏丫环给“幸”了，一炮成功，怀上了日后的宋仁宗。这件事，古代很普通，并非现代人想象得那样男主人把小保姆睡了那么严重。孩子生下后，当时还是德妃的刘皇后“攘为已子，李（氏）不敢言，中外亦不知。”真宗皇帝自己不说，别人当然更不敢张扬，而且，刘氏当时把小孩子养为已子，实际上无形中也提高了这孩子的地位。当然，刘皇后养仁宗为子，也不是天天喂奶换尿布什么的，只是她对外宣称这孩子是自己所生，一切养护任务皆由她亲如姐妹的杨淑妃进行。李氏日后又被真宗皇帝“幸过”，生有一女，刚生下来就死掉。虽然与“真龙”有过数次云雨之欢，还育有龙子，但李氏地位微贱，无论真宗皇帝生前死后，她都“默然”处于一大堆嫔妃之中，“未尝自异”。其实，按当时人的心情，李氏心中已经非常满足，自己一个丫环出身，能得幸于天子，能为皇帝诞下龙子，已是天大的恩宠。“（时）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仁宗当皇帝十年，已经二十三岁，仍旧以为刘太后是其生母，对李氏一事全然不知。
宋仁宗不知道，身为宰相的吕夷简当然知道这个秘密。听见刘太后在内宫要以一般宫人的丧仪埋葬李氏，老吕赶忙入宫，入奏对李氏“礼宜从厚。”
刘太后一惊，忙让仁宗皇帝先下去，自己与吕宰相商议丧仪之事。宋仁宗不知就里，他本人对父皇的这位李妃根本没有印象，自然乐得清闲，出殿游玩去了。
刘太后站起身，隔帘问吕夷简：“死了一个宫人，怎么劳您宰相问此事？”
宋朝太后也垂帘（3）
吕夷简回答：“为臣乃宰相，事无内外，都应该过问。”
刘太后听出老吕话中有话，怒问道：“相公您要离间我们母子关系吗？”意思是你想通过厚葬李氏来挑破这层窗户纸吗？
吕夷简当然是厚道人，他回答：“为臣所以劝太后您厚藏李宸妃，是想日后保全您刘氏宗族啊。”
刘太后默然，仔细思之，深觉老吕说得有道理。
宫中太监为了讨好刘太后，上下都不好好为李宸妃治丧，吕夷简亲自对主管丧事的太监头说：“李宸妃是当今皇上生母，如果不以应该的礼仪埋葬，以后必有因此获罪的人，到时别怪我吕夷简没打招呼。应该以皇后的服饰和礼仪埋葬，棺中充以水银。”太监赶忙转告刘太后。此时，她也完全想明白，下诏以皇后礼下葬李氏。
李宸妃死后，刘太后心中郁郁，转年，病重其间，她服天子袞冕，到太庙行礼，平生第一次过了天下第一人的瘾。不久，刘太后病重，口不能言，数次自抚其衣向侍病的仁宗皇帝示意。大臣薛奎听宋仁宗这么说，忙解释道：“太后身服天子仪服，怕死后在地下不好见真宗皇帝。”宋仁宗大悟，下诏以皇后仪服埋葬刘太后，并以四个字“庄献明肃”来追谥。宋朝旧制，皇后皆两字谥，四字谥自刘太后始。
刘太后死不久，就有人告知宋仁宗他并非刘太后亲生，而且其生母李宸妃是“死于非命”。“帝（仁宗）号恸累日，下诏自责，追尊（李氏）为皇太后，谥庄懿”。为了查明真相，宋仁宗派人挖出生母棺木，亲自启视，见生母身着皇后服饰，加之水银灌棺保护，颜色如生，没有任何中毒等迹象。宋仁宗长叹：“怎能轻信人言呢。”转而更厚待刘太后宗族。寻找多日，仁宗知道自己还有个舅舅李用和在世，忙召入宫中，立授节度使之职，“宠赉甚渥”。
“初，（刘）太后爱帝如已出，帝亦尽孝，始终无毫发间隙。至是，帝亲庶务，言者多追诋太后时事。”此时，范仲淹又被召回朝廷。此人真乃正直之士，从前虽为刘太后贬为外任，现在反而在仁宗面前为太后说好话：“太后受先帝遗命，调护陛下者十余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仁宗也是厚道人，下诏禁止再有人追究太后垂帘时的是是非非。所以，戏曲《狸猫换太子》一事，完全是瞎掰。
刘太后此人，出身虽然低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施政方面没有什么阙失。而且，她行事有理有节，每赐刘氏宗族宫内御食，皆易以寻常器皿，“勿使皇宫器物入吾家也。”真宗皇帝二妹入见，刘太后见之亲礼，赐珍珠头帕。与太后关系不错的润王妃李氏也要求得一珠帕，刘太后立刻拒绝：“二公主，先帝之妹。你不过赵家老媳妇，怎能和皇姑相比。”最可称道的，三司使程琳谄媚，上献《武后临朝图》，刘太后掷之于地，怒斥：“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四面边声连角起（1）
――从宋仁宗到宋英宗
宋仁宗在刘太后死后，终于真正当上了皇帝，开始亲政。没过几年，西夏的元昊称帝，宋夏战争轰轰烈烈展开，最终双方都大伤元气，特别是宋朝，除向辽朝给“岁币”外，又要每年向西夏“赐”岁币，凭添了经济负担。不仅边事吃紧，宋朝国内又爆发大小不一的“起义”，沂州的王伦和商州的张海等人揭竿而起，很让北宋君臣伤脑筋。内忧外患之下，范仲淹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宋仁宗开始了“庆历新政”的改革，中心点在于整顿吏治。但折腾了不到一年，范仲淹、韩琦等人悉被罢出朝廷，最后以“朋党之争”的定论结局。
无论如何，宋仁宗统治时代，北宋名臣辈出，仁宗皇帝本人也“恭俭仁恕”，非刻薄寡恩之君，所以其统治时代涌现出各种类型的忠直之臣，当然，作为搞政治的臣子们，秉性脾气不尽相同，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缺欠和道德“瑕疵”，但大体上还是良臣多，奸臣少，范仲淹、韩琦、吕夷简、晏殊、薛奎、杜洐、包拯、文彦博、富弼、狄青、欧阳修等等，或文或武，皆一时人杰。此外，文学、哲学以及科技方面，柳永、宋庠、梅尧臣、苏洵、蔡襄、周敦颐、二程兄弟、沈括、毕开等等，皆是生活于宋仁宗时代，真可用“灿若群星”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各类人才。
历史的真实，总出现“好人无好报”的现象。宋仁宗如此一个仁君，在位四十二年，竟然一个儿子也没有。继承人问题是帝国最最重要的事务，在大臣韩琦、司马光等人的坚持下，宋仁宋只能立其堂兄濮安懿王的儿子赵宗实为太子，改名赵曙。转年，公元1064年，宋仁宋病死，其堂侄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
宋英宗身体很差，精神上也有遗传毛病，他在位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类似明朝“大礼仪之争”，即英宗想把他死去的生父濮安懿王也升格为“皇帝”，朝臣们为此大打出嘴，争执不休。最后，宋英宗还是未敢追尊其生父为“皇帝”，只是把老爸的坟园称为“陵”。比起明朝嘉靖皇帝为此事杖死十来位大臣的王八蛋行为，宋英宗要仁义得多。英宗皇帝仅在位四年即病死，其长子颍王赵顼继位，是位宋神宗。
此时，宋朝的国力已大不如前，方方面面都呈江河日下之态。首先，宋朝对“士人”太好，“恩赏”太厚，整个官僚机构臃肿得不行。宋朝帝王仍比较“厚道”，从来不怎么想“消肿”机构，总是慷慨地赠予大臣金银珠宝，“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到宋真宗咸平年间，已经有具体数字，天下“冗吏”多达十九万五千余人，而且，那些带有“使相节度”荣衔的大官，光薪俸支出就大的惊人。以三班院为例（供奉官，左殿直，右殿直），宋初只有官吏僚员300人，宋真宗时已有四千多，宋仁宗时已经过万。宋仁宗统治时代，开科取士，进士加诸科就近一万人。这一万人看似数字不大，但都是官员之选，而宋朝一般官员的薪俸都可让诸朝士人眼红。不仅如此，还有那些皇族、外戚、功臣等等的后代，在“恩萌法”的庇佑下，一大群人生下来就有“级别”，有“级别”就要有俸禄，这帮人有钱有闲有精神，更有时间“制造”人，呈几何级数上升。不讲皇族，仅以大臣王旦为例，“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除服，又各进一官。”宋仁宗自己生不出儿子，皇亲国戚们的生殖力却一个胜似一个。即使皇帝驾崩，“遗赐大臣各值百余万”，“厚道”得太过份。宋代文臣武将，生活极其优裕，只要不犯“谋逆”罪，干出天大的坏事，最重的处罚就是远流偏僻地方做小官，“过海”和“过岭”几乎就是最重的责罚。“过海”指被罚至海南，“过岭”指被罚过梅岭到岭南。制度如此宽容，知识分子们又爱风花雪月，而风花雪月最费钱。
北宋历史上以正直著称的名臣，也都是“豪侈”的主儿。寇准在家，天天在庭院燃巨烛，耀如白昼，“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吕蒙正，是酷嗜“鸡舌汤”的大美食家，每餐必喝此汤，当然不是冰冻鸡舌，吕家厨房一天要杀成百上千只鸡，才能供吕宰相一汤之用；宋祁大文士，天天“体验生活”，夜夜拥歌妓饮美酒，无日不醉。其兄宋庠捎话让他检点些，相劝道：“不要总这么骇人听闻地花钱吗，还记得从前我兄弟俩在州学内天天吃粗饭咽咸菜的事吗？”宋祁大笑回复：“请回禀兄长，当年寒灯苦读，吃糠咽菜，不就是为了现在能活到这份儿上吗！”翰林学士蒲宗孟“性犹侈”，其家每天吃饭最少要十只猪十只羊，消耗三百只巨烛用以照明。就连洗脸洗脚洗屁股这样的小事，蒲夫子都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其）他奉养率称是。”连苏东坡都写信劝他要“慈俭”。这位蒲爷还有个故事很出名，一次，他接见一位一百多岁老道人，问对方养生之法。老道说，要清心寡欲，戒酒，戒色，戒贪，戒纵乐。蒲学生低头想了想，说：“如果这样，即使活上一千岁，又有屁用！”――上述例子，举的还都是世人眼中的“好人”，有德有功的大臣，可以想见，贪官污吏的好日子，肯定会更加耸人听闻。
除支撑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外，北宋还要供养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宋太祖赵匡胤时，精练禁军，为宋朝军队精锐，人数只有二十万不到。宋太宗时，禁军已有三十五万，宋真宗时，数目又达四十三万。到了宋仁宗时期，禁军数目竟达八十三万。所以，《水浒传》虽内容百分之九十为虚构，但豹子头林冲“八十万禁军教头”，绝非虚拟，宋仁宗时期确实已经有八十多万禁军。除此以外，加上厢兵等其他正规军和“后备役”，仁宗皇帝时期宋朝就有近一百三十万的兵要靠国家养活，政府岁入的五分之四都要做军费支出。西夏战事起，宋朝禁军虽多，但昔日的英雄们早已老死、病死，仁宗一朝的禁军都是花架式，特别是京城禁兵，鲜衣骏马，只知领取俸禄，连出操等简单操练都极其罕有。更过份的是，这些人每月关领俸粮，自己都扛不动，要雇挑夫帮他们扛。这样的士兵，派到西北与虎狼一般的党项人对阵，后果不说就可明白。花费巨亿，宋朝养就了这么多“造粪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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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边声连角起（2）
所以，到了宋英宗时代，宋太祖、宋太宗时期数目“骇人耳目”的封桩库、左藏库等昔日金帛山积的国库，完全空空如也，连耗子都不见一只。以宋英宗治平二年为例，这一年宋朝岁入虽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宋朝对盐、茶、矿产皆实行“官卖”的垄断制度，商税极高（甚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收入不可谓不厚。但开源而不节流，任凭是哪个人当家作主也禁不住这么糟蹋，最终使国力一步一步走向匮乏。
自宋真宗开始，宋朝上层其实早已注意到日用渐亏的事实，不少大臣都上书言事，想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和“方案”――真宗朝王禹 言“五事”，仁宗朝宋祁提出“三冗三费”问题，范仲淹“庆历新政”，文彦博要求“省兵”，甚至当时刚刚中进士不久年方二十出头的王安石也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三札”，大都是讲开源节流，减冗兵，裁冗吏，抑兼并，细理财，起起落落，最终也没有收到任何明显的实效。
宋神宗继位没几天，向主管财政的三司使韩绛问起“国用”，才知道国库中什么都没有，“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只乘下档案文件一般的帐本了。血气方刚正年青的神宗皇帝想富国强民打胜仗，一听没钱，立感泄气，所以，有病乱投医，谁能给政府弄来白花花的银子，谁肯定会得到重用。
至此，王安石终于登上了中国历史的大舞台。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1）
――吊起来卖的青年王安石
“安石不出，奈苍生何！”这句话，本来是讲东晋宰相谢安的，谢安，字安石。当时这位谢公也是吊起来卖，就是不出来做官祸害老百姓，于是当时人士都叹惋。王安石年青时，也是如此，可叹的是，“安石一出，苍生奈何！”
王安石，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好读书，善属文”，是个学问大家，这一点今人古人皆无异议。“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阅读他的文章后很佩服，拿给大文学家欧阳修看，“（欧阳）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授淮南判官。”可见，曾巩、欧阳修两位大家，对王安石皆有荐拔之恩。依宋朝官制，王安石干满判官的一届，就可以上呈文表“求试馆职”，但王安石一反常态，不削尖脑袋往中央钻，反而去鄞县当知县。“起隄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为地方干了不少好事，广为人所赞。朝中大臣文彦博很欣赏王安石这种安于基层的作风，就要把他破格调入中央，岂料小王仍然“不就”。欧阳修大异，深觉此种人才不可多得，推荐王安石当谏官，小王又以祖母年高为由推辞。好家伙，小伙安心基层，专心本职，又一心孝养，欧阳修感动坏了，在朝中不停赞扬这位“又红又专”的好干部，并要给他安排俸水丰厚的“群牧判官”，王安石照样推却，只求外补。无奈，朝廷委任他为常州知州。知州任上，王安石又得与大儒周敦颐（写《爱莲说》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