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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目前我们所能做的，还可以如徐复观所说：“培养大家的人格，尊重中西的文化，使每一个人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自己的知识负责，对客观问题的是非得失负责，使人人两脚站稳地下，从下向上伸长，而不要两脚倒悬，从空吊下，则人心自转，局势自变。”1005
后记及注释
后记（1）
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认为：“一件历史事件不能从它的背景下孤立出来，正如葱不能从它的外皮下脱离出来一样，因为一件事的本身就是许多背景的组合，其中没有一件将会再度发生。”他进而指出：“史实的搜集，对于发生了什么事件的证据的检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科学的，但是对于那些事件的因果的发现却并不是如此。甚至在研究一件有关的史实都比较清楚的事件（如像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史实）的时候，也不可能正确地考察二千五百万不同的人的心理状态，因为这两千五百万人——除了几百或几千人外——的生命和动机都被埋葬在为人完全遗忘的黑夜里了。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法国革命的原因作一个完整的或全部真实的叙述。”1006
美国历史学家巴恩斯在《论新史学》一文中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承认，政治舞台完全不足以建筑全部的历史大厦；而且还必须承认，任何单独一种的历史事实都不足以充当组织历史材料的基矗历史的因果律不是只用一把钥匙就能打开的。有的时候，某一个或某另一个因素可能上升到极端重要的地位，但是，没有任何单一的‘原因’或‘影响’，能够贯穿全部人类历史。”1007
因而，认识和研究历史的人与事，势必要沿着历史的河流追本溯源。仅举一个小例，不要说生于70、80年代的人，就是作为生于60年代，还算“侥幸”赶上了个“文革”尾巴的我来说，在采写恩师萧乾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的过程中，常被他所叙述的往事惊得目瞪口呆，感到难以置信。可它确实是才刚发生并不太久远的历史。例如，萧乾在提到1952年以整资本家为目的的“三反”运动时，感叹当时就已经是“只准落井下石，没有人敢或肯替谁说句话——倘若有，那就是物以类聚，一并处理。上边，不凑足数目绝不收兵。下边，存在着一种古怪的幸灾乐祸心理：从旁人的罹难中得到安全感，甚至快感。”1008
事实上，这种“国民劣根性”，也正是导致知识分子在循环往复地陷入“猫捉老鼠”游戏的根源之一。“三十多年，在阶级斗争中，人好像非猫即鼠。一匹正在张牙舞爪、不可一世的猫，只要有人喊上一声‘他是老鼠’，那人就一下子变成了缩起脖颈的老鼠。有时，老鼠也会摇身一变而成为一只气势汹汹的猫，而且比一般的猫牙呲得更长更咋呼。”在这样的生存的环境下，谁不“巴望能逃到一个无猫无鼠的世界去当一个非猫非鼠的动物。”可现实不是真空，当你正做着桃源梦，便会“突然发现自己竟变成了一只人人喊打的老鼠，大口大口的唾沫从四面八方”“啐来”，“还伴随着咒骂，有尖声尖气的，也有暴跳如雷的。”甚至你连承认自己是老鼠的资格都被剥夺了。这就涉及到了“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猫与鼠的问题。”1009
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认为，“就其实质来说，反右派斗争给极左的无限膨胀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预演，是‘文革’法西斯暴行的序幕。当时，被批斗的右派也没有被戴上纸帽子游街示众，但究其运动本质，是1966年‘文革’的起步。1010”
因而，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是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桩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巴金怎么能忘掉那“血淋淋的魔影”，“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所以，“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1011
但萧乾觉得，“不能设文革博物馆，可以理解。第一张大字报的难度就不好逾越。然而可不可以认真总结一下导致十年灾难的诸种历史因素？中国人连死都不怕，难道就怕抖落一下往日所吃之亏，所上之当？那结论对亚洲，对世界，也将是一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这方面畏畏葸葸，裹足不前，到二十一世纪又怎能阔步前进！1012
萧乾在评价巴金时说过：“巴金是一个善良人，一个诚实、不善于讲假话的人。当这样一个人为了应付环境而不得不去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时，他内心怎么能不痛苦呢？今天，他本来也可以往当时的政策推，往时代的要求推，自己满可以心安理得。因为既然旁人都处之泰然，他又何必这样把自己的内疚公开出来呢？这并不会是受欢迎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随想录》、《真话集》问世已十余年了，而且已经印了若干版，但作者至今却依然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说真话不但并未形成风气，甚至往往还有些犯忌。”1013
反思历史，单就知识分子而言，无外乎是要那段历史不被“淡忘”，更不要“重演”——“‘红学家’俞平伯，带着妻子，在河南信阳东岳镇上，为干校盖房撮麻绳。年近七旬的作家巴金，在上海文联干校运粪水。……美术家蔡若虹、华君武和美学家王朝闻，在团泊洼被大家称做‘蔡华王’（菜花王）。电影理论家钟惦棐、剧作家吴祖光、戏曲史家张庚、画家丁聪，都在团泊洼当过‘粪夫’。学者钱钟书、吴晓铃，在河南信阳烧过锅炉。……”1014
汤因比曾发过一连串的设问：“历史能给我们一些关于我们前途的信息吗？如果它能给出，它的主旨又是什么呢？它为我们指出了一个不可阻挡的消亡趋势吗？对这个我们仅仅叉起双手等待，顺从这种命运而不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而避开或改变这种命运作为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方法吗？或许它提供给我们的不是某种确定性而是某种可能性，仅仅是未来的可能性？选择二者之中的‘可能性’，对我们而言，这种现实的不同是巨大的，因为它非但不能使我们消极地等待，我们将会被唤醒而行动起来。选择二者之中的‘可能性’，历史的教训不像占星术家的占星术，它应该是航海家的地图。这个地图能够向一个有能力用它的水手提供比他盲目航行时避免沉船的更多的机会，因为它给他提供了标有岩石和暗礁的航海路线，如果他有能力和勇气使用它的话。”1015
不过，无论如何，回忆成为一种历史中的文化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它是和历史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回忆保留或使过去历历在目，以至于它对现实生活也大有帮助。它把过去当作一种体验展示出来，使当前的生活关系变得更好理解，使未来成为可以期待的。……然而，回忆总是间接地，有时也会直接地与未来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是为了将来之故，过去才会成为现实的或者说人们把它想像成现实的。历史意识是回忆的一个复合的表现。在历史意识中，回忆的经历关系会变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具有批判力，越来越可以被拓展。”1016
后记（2）
然而，若单凭一个具有唯一指向性的似乎真实可信的口述史回忆，就草率地得出结论，往往使学术研究显得异常脆弱。这里再仅举一个小例子，吴伯箫曾在1978年写过一篇《作家·教授·师友——深切怀念老舍先生》。他在描述老舍于1939年参加北路慰问团到延安时，耳闻目睹了解放区的崭新面貌，更对中国共产党倾倒折服。因此，他与毛泽东碰杯时，由衷地赞叹道：“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人民群众啊！1017要论及老舍与中国共产党的血肉联系，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记忆”依据。但仔细一分析，应明显是吴伯箫在用1978年还在使用的对毛主席的话语方式——“五湖四海”、“亿万群众”，来“遥记”1939年的“历史”。我在老舍研究中，时常有这样的困惑。正如关纪新在谈论《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一书时所分析的，它一方面是“文革”的众生相，另一个方面，它也是一个民族劫后的心态录，后者可能更重要。1018
作家是社会人，无法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环境，孤立于政治之外。热心的作家，更不可能不顾人间冷暖而只管自家吟风弄月。问题是要有良好的政治体制，能够容许所有的人都能自由地表达心愿，作家尤其要能说出他心里要说的话，而不必随着政治力量的主导而进退。作家应该有自由自主的空间，没有这一点点自由，作家也就没什么可贵了。1019其实，这不正是老舍在1957年写的《自由和作家》里提出来的吗？而那时，这样说的作家、艺术家何止老舍一人。
毫无疑问，对老舍要从多元的立体视角来审视。读老舍那些优秀的作品时，每每想到这样一位一个世纪也出不了几位的杰出作家，最后竟是这样一个悲剧终局，总禁不住潸然泪下。但又一想，老舍在“文革”初期去世或许是一个完满的人生句号呢。虽然1949年以后他写过一些批判文章，不能说保持住了“晚节”，毕竟他没有像陈寅恪那样，以“沉默”应对意识形态的一切，但却有幸避免了如果活下来可能会在“文革”中做出不堪想象的事情。即便老舍九死一生，在“文革”之后能重新拾笔，但有谁能保证老舍不会像晚年路翎一样，昔日的才华已消失在九霄云外。诚然，做这样的推想，显得过于冷酷了。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指出：“人们对艺术的认识永无止境，总有新的东西尚待发现。面对伟大的艺术作品，似乎每看一次便呈现一种面貌，它们似乎跟活生生的人一样莫测高深，难以预言。那是它自己的一个动人心弦的世界，有它自己的独特法则和它自己的奇遇异闻。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已经了解了它的一切，因为谁也没有臻于此境。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想欣赏那些作品，就必须具有一颗赤子之心，敏于捕捉每一个暗示，感受每一种内在的和谐，特别是要排除冗长的浮华辞令和现成套语的干扰。由于一知半解而引起自命不凡，那就远远不如对艺术一无所知。误入歧途的危险确实存在。”1020
对历史的认识，难道不是这样吗？！它常让我想起并深深叹佩美国汉学家保罗·柯文所睿智指出的：“在所有把过去加以神话化的具体例子中，重点都不在于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它被后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如何加以重新塑造。神话化的过程是：认定过去中某特定的主题，把它简单化，加以夸张和渲染，直至变成今人力量的源泉，足以使现在和过去强有力地相互肯定，互相印证。被利用的主题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过去的一部分，但也可能不是”。
“老舍之死”无疑是个沉重的话题，这个事件所提供的文化思想内涵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著名文人的自杀。反盛思考“老舍之死”，也不仅仅是分析老舍自杀带给人们的启迪，更重要的在于透过“老舍之死”来折射反思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思想进程中某些原生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今天的知识分子同样是重要的。采写“老舍之死”的初衷，正是想探寻挖掘一点原生态的东西出来。
记得许多年前，当然今天来看，已经是“历史”了，但愿不会有人质疑我这仅仅是历史的“文本叙事”。那是在做“老舍之死”口述史采访时，一次，去北大，在中文系的办公室里采访完钱理群，心情愉快地骑车沿未名湖无目的地瞎转悠，不想竟与在后湖畔散步的季老不期而遇，便上前拜见，征得同意，马上掏出录音机，就坐在湖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顺便对季老做了短时采访。时间不过一刻钟，却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震荡。在谈到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的选择，也即使知识分子“身体政治”的问题时，季老问：“这个你懂不懂，我不知道。”我说：“我懂，也知道。”季老凝神望着远方，以平缓而略带沉重的语调说：“你不一定全懂，你太年轻。”该懂的不懂，不光对年轻人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忘记历史可能会重蹈覆辙。这也是为什么季老希望像“文革”这样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性的闹剧，在中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但老人没有把握，他说：“如果不接受这个教训，我不敢说“文革”不再出现。野蛮的水平，不讲理的水平，随意说是说非的水平，恐怕要超过上一次。“文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一个伟大的民族干下这样的蠢事，真是难以想像的。”1021
芦苇丛生，充满野趣的太平湖填平了，旧址上建成了北京地铁总站。一代文豪老舍先生悲剧人生终点的地方，成了城市交通命脉地铁的始发站。如果“老舍之死”能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变成人们开始美好生活的起点，太平湖倒也可以安息。但每个人的心中保留哪怕一小块太平湖的芦苇，并不是有害的。老舍和太平湖已是一不可分的整体，成为历史的永恒记忆。每天乘地铁的人们，恐怕没谁想过地铁是由老舍殉难的地方首发的吧。到了苹果园当然就是终点了。这样单调的周而复始的轮回，难道还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而悲剧往往就是在麻木盲然的轮回中发生的。这样的教训还不惨痛吗？人们按照规定好的路线去挤一趟车，出了事故就是整体的悲剧。因为车一旦开起来，就会到站才停。而“文革”这趟车是到站也横冲过去，直到出了轨，车毁人亡，酿成了民族的大悲剧。车上人死得很多，有的连名姓都没留下。老舍几乎是众多文化死难者中最特殊的一个，人们记住了他。可据说直到今日，在太平湖旧址，连个老舍殉难的碑志都没有。我们切不可把自己心灵里的太平湖填平，切不可忘记“老舍之死”，至少乘坐地铁的时候，脑子里不要一片空白。采写这么个沉重的题目，我是想尽一份绵力，努力把老舍之死做成一页活的历史。
可是，英国作家卡莱尔说：“历史是一真实预言的手稿，任何人都不能充分解释。”1022我本来就不想解释什么，只想像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所说：“每一部真实的历史都必然会通过它对于事件的具有人性和生命力的表述，促使我们记起，过去既是像现在一样活生生的，又是像将来一样捉摸不定。”1023
列文森说：“企图靠详细叙述过去，或展示它的遗产来保存传统，这虽然不能使传统永恒不变，但确实使它保存了下来。当文化发生变化而成为历史意义时，历史上的文字记载就成了对健忘了东西的一种特殊记忆，现代中国历史上这种健忘是如此之多。”1024若从这个角度把我“老舍之死”的口述史采访与学术研究，看成是在以“一种特殊记忆”对“这种健忘”所做的挣扎，不为过吧。
汤因比在1973年论及中国历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于处在深浅莫测的人类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1025他还指出：“人生存在于时间的深度上；现在行动的发生不仅预示着未来，而且也依赖于过去。如果你故事忽视、不想或磨灭往事，那么你就会妨碍自己现在采取理智的行动。”1026
最后，我想套用老舍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蜕》里一段话来结束本书：历史毕竟不是梦做成的。历史是血泪的凝结，珍藏着严肃悲壮的浩气。悲剧的结局是死，死来自斗争；经过斗争，谁须死却不一定。大中华的生，大中华的死，也许能在“老舍之死”中找出点真消息。1027
注释（1）
1《一九八四》，＇英＇乔治·奥威尔著，刘子刚、许卉艳译，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2参见袁阳著《生死事大》，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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