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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是风的关系。”
“它真捣乱。”
这时候，帕格把运动衣甩掉，接回了儿子的几次扣杀。他喘过气来，呼吸正常了。“哎呀！我得走了。上地勤学校去。”华伦嚷道，用毛巾擦脸。“爸爸，您的球还是打得那么好。”
“噢，我们挺运气，在柏林住的房子有网球场。你也打得比过去好了。”
华伦走到球网旁边。他还在出汗，眼睛明亮，看上去精力充沛，欢欢喜喜。“您睡得不错吧。”
“那个杰妮丝倒是个不错的姑娘。”
“她挺有头脑，爸爸。她对历史可懂得不少。”父亲带着询问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噗嗤一声两人一同大笑起来。“反正一样，这是实话。她懂得历史。”
“你们昨天晚上讨论什么来着？百年战争？”华伦哈哈大笑起来，使劲地挥动着球拍。帕格说：“她父亲可指望把你培养成个木材商啊。”
“他喜欢开玩笑。我三月份就出海，可能是这样。”
地勤学校大楼外边，一个木制布告板几乎被一群激动地吵吵嚷嚷的学员们完全围住了。华伦说了声“分配名单”，就钻到他们里边去了。一会儿工夫，只见他那只穿着白运动衣的胳膊举过了大家的头。“太棒了！”华伦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跑回单身军官宿舍。他被分到第五飞行中队，而几个最好的飞行学员却没能进去。尽管那次着陆翻了跟头，他还是干得不错。父亲听着他说，不时微笑着点头，回想起在安纳波利斯自己第一次到战列舰上服役的那一天。
最后他说，“你曾经在华盛顿对你妈妈说过，你适合做的是另外的什么工作啊。”
儿子有点不好意思了，然后又笑起来。“那时候我还没飞过呢，爸爸。什么也比不上飞行。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能和飞行相比。绝对没有！”
“好了，咱们都得去洗洗了，我看还是在这儿说再见吧。”他们正站在单身军官宿舍阴暗的正方门厅里。
华伦看了看表说：“天哪，已经到了？只好再见了。好吧，请您从柏林写信来把勃拉尼的情况告诉我，好吗？一得到确实的消息就来信。”
“好的。”
“爸爸，不要为梅德琳担心。她在纽约一切都会很好。”
“我还没决定让她呆在纽约。”
“当然，这我知道。”华伦狡猾地笑了笑。他显然以为他父亲已经把这一点忘记了。
他们握了握手。接着华伦突然做了件使两个人都很不好意思的事儿。他用胳膊搂住父亲的肩膀，说：“我真难受极了，我太舍不得您走了，我还从来没感到这样幸福过。”
“不要太激动了，”帕格说，“那个姑娘挺不错，但是木材贸易可千万干不得。海军需要军官。”
保尔孟森头天晚上和几个在彭萨科拉参谋部供职的老朋友大喝了一通，刚清醒过来，他没怎么说话，就把飞机升上天空，开始水平飞行，越过佐治亚州朝东北方向飞去。“喂，”他对着面前的扩音器喊着，声音比发动机的轰轰响声还高。“这次空军人员分配，你儿子分到哪儿？”
帕格伸出五个指头。
孟森拍了拍他的肩膀。“真了不起，我儿子去年从那里给刷下来了，那个学校很严格。你不是还有个儿子吗？他怎么样？”
“他是海军预备役军官。”
“是吗？说不定哪天就会把他召走。我想他也要上天吧？”
维克多亨利朝机窗外望去，下面是一片绿色的田野，远处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黄色河流。
“他是下不了那样苦功夫的。”
从德国人的观点看，对波兰的入侵是快活地进行的。军用地图上的箭头和小针，从四面八方，一天一天地向华沙和拜伦亨利逼近。
在全波兰的土地上，一队队头戴钢盔、满身尘土的德国兵，几英里几英里地连续不断，步行着，或者乘汽车，或者骑马。坦克和自动火炮跟他们一起轧轧地行驶，或者装在火车上在附近隆隆地过去。这一切都缓慢地、沉闷地前进，总的说来是太平无事的。这一大群人的户外冒险，尽管不能明确地说是一场野餐旅行——一路上有一万个德国兵被杀死——但也远不是完全不使人心旷神怡的。每天向前走了一天之后，这一大群人就在野地里或路边吃饭，在星空下宿营，或者在大雨中搭帐篷；他们怨恨生活不舒服，然而享受着平平常常的好东西：剧烈的运动、新鲜的空气、好吃好喝、赌博胡闹、友谊以及甜蜜的睡眠。
当然，波兰人不断对他们射击。这是在意料中的。德国人回击，按照地图上的座标进行有计划的炮轰。于是霍维兹大炮发出令人满意的吼声，炮口闪着火光，炮身向后倒坐。每一个人都很快地动作，满身大汗地干着；军官喊着命令，鼓动士气。有几个人被杀或者受伤，但是大部分没有。树木在燃烧，村屋被炸毁。过了一会儿之后，射击停止了，侵略军又沉重地向前进。
前线，就是一道移动着的政治界限；德国人正在把他们的民族意志强加于波兰人。就像在气象中的锋线一样，剧烈的飑线处在天气变化的边缘。一阵破坏一切的狂风猛扫绿油油的平地，后面留下一溜乱七八糟的东西。即使这样，即使在这个战斗的区域，战线上还是太平的时间多。战斗一小时之后，便有许多小时的宿营、机械修理以及穿过绿色田野和烧毁了的村庄的行军。然而等到这条波浪形的战线变成圆圈，向着华沙城收紧的时候，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目标缩小了，火力也就更加猛烈，更加频繁，更加集中。
这些侵略者，是德国兵的新的一代，他们从来没有面对过敌人的子弹，尽管他们有些高级军官曾经参加过上一次大战。在每一个入侵开始的地方，只不过是几百个战战兢兢的年轻德国人，冲过边境，等着被人射击。但是在他们背后，是成群的、更多的武装青年，按照精确的布置在德国的大路上向波兰挺进，而知道这一点是能鼓舞人心的。在黎明的灰暗光线中把波兰边境的防栅推倒，打败那几个守兵，踩上他们在军用望远镜里观察过的外国道路，这一切都是使人兴奋的。但是一旦波兰边防军开了火，他们就犹疑不决，惊慌失措，回头逃跑，在困惑中进退不得。德国人还是运气较好，因为波兰人甚至更加惊慌，更加狼狈，再加上措手不及，就更无法采取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种乱七八糟、浑浑噩噩的状况下开始的。不过在德国人方面，就个人来说不管多么害怕，至少还是按照计划行动的。他们在关键地点有更多的大炮，更多的弹药，而且头脑清楚，知道在什么时候向什么地方开火。事实上，他们是进行了偷袭。
如果两个男人站着友好地聊天，其中一个突然拳打另一个的肚子，脚踢他的小腹，其结果是即使另一个醒悟过来进行自卫，他也会遭到惨败，因为第一个人进行了偷袭。没有一本关于战争艺术的书不鼓吹它的好处。它看起来可能有点不正派，但是这和战争艺术毫无关系。从德国人的公开威胁和战争准备看，也许波兰人不应该受到偷袭，但是他们受到了。他们的政治领袖也许希望德国人的威胁不过是吓唬人。他们的将军也许以为他们自己的军队已经作好准备。一大堆错误的猜测会和一场战争的开始同时产生。
德国人征服波兰的计划，叫作“白色方案”，提供了后来发生的全部情节。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方案，例如“绿色方案”，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他们一直没有用）；“黄色方案”，是对法国的进攻。以色彩作代号的击溃别的国家的全面计划，远在跟他们发生任何争吵之前就制订好了，这是德国人的现代战争新发明。所有的先进国家，都模仿起这个原理来了。例如美国，在一九三九年就有一个“橙色计划”，是对日本作战的，甚至还有一个“红色计划”，是对英国作战的；而美国最后参战，是按照“长虹五号计划”。
历史家们在争论——而且还要继续争论——德国总参谋部的来历，它开创了人类事务中行为的新方针。有人说，德国的天才们创造了这个总参谋部，是对拿破仑强加于他们的耻辱的反应；另一些人则断言，一个平坦的国家，周围与许多敌国接壤，在这个工业时代，只能发展这种计谋以求生存。无论如何，无疑是德国人首先掌握了工业战争，而且教会了其他国家：全面战争——事先把铁路、工厂、现代化的通信联络以及全国的全体居民，集中到一个中央控制的体系之下，以摧毁邻国，如果出现这种必要或冲动的话。
这个德国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很好的考验；在地理方面，他们向前冲了很远，然后再撤退。在许多条战线上和强大的军队作战四年之后，他们要求停战，那时候他们在每一处地方都深入敌境很远。只是他们规模巨大的一九一八年进攻失败了，他们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从此以后，尽管他们投降了，而且经历了所有这些政治变动，他们还继续在制订这些“方案”。二十一年以后，白色方案兑现了，很快地吓坏了一个有四千万人口、有一支一百五十万或者更多的军队的国家，叫它乖乖地听命于德国人。这个，按照拿破仑的说法，就是战争的一切——威吓敌人，叫它服从你的意志。
德国人在入侵波兰的时候犯了错误，他们有时候在炮火之下散开了乱跑，他们不服从命令，他们对着顽强的阵地拒绝前进，他们谎报战果，他们夸大遭遇的火力以借口退却。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之中还是有很好的领导者和顽强的家伙，而且德国人是一个服从的、意志坚决的民族。波兰人也干了所有这些错事，而且火力的优势、偷袭、人数的优势以及白色方案，都在德国人这边，因此这场侵略进行得很顺利。
第二部第6节 华沙美国大使馆
不久，新的坦克中队，就是后来变得那么有名的德国装甲部队，开始在战线前面很远冒险插入敌方纵深。这是古典的军事错误。敌人在一个冒险离开战线太远的中队后面包围过来，把它围困，然后把它消灭。这恰恰就是几年之后俄国人对付有名的装甲部队的方法，从此以后，它的名声就消失了。可是现在它们还是令人吃惊的。它们初次出场，在良好的天气下在平坦的原野上，对付一个受惊的、组织不好的、较小较弱的敌人，就大为逞能。它们缓慢地前进，每小时只走五英里或十英里；它们不像通俗书籍和杂志里的地图上画的那种飞快的红色箭头，而像一长串移动着的巨大的铁甲虫。可是它们在波兰兵士和老百姓眼里看起来很可怕，而且的确是足以致人死命的。这些绿色机器爬上大路，爬出森林，压坏成熟的谷物，打出巨大的炮弹。在九月明净的天空里，一种飞得很慢的叫作“斯杜加”的笨拙小飞机，不停地俯冲，向兵士们，或者儿童，或者牲口，或者妇女，或者不管路上逢到的什么，进行扫射，增加了流血和恐怖的喧闹。坦克和斯杜加杀死了许多波兰人，吓唬了他们大量的人群放弃这场看来毫无用处的战斗。
这就是所谓闪击战。它到了华沙城下停止了。这个事实在当时并没有十分强调。德国人不得不用老式的、马拉的、拿破仑式的炮轰来打击这个城市，因为这些装甲机械化部队的机器瘸着腿进了修理工厂，汽油用完了，许多坦克打坏了。它们已经完成任务。波兰军队已经被切碎，吓成了齑粉。盟国和美国的报纸对闪击战作着可怕的描述，“这是战争的新方式”。
可是德国装甲部队是九月九日到达华沙的。十日，德国最高统帅就在他的战斗日记里写下：战争已经结束。到十七日，华沙依然屹立着。德国空军所有能调动的飞机，都在这个城市上空不遇抵抗地飞过，扔下炸弹，然后急忙飞回德国去再装。无数的马匹从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拉来更多更多的榴弹炮，围住城市，把炮弹打进去。可是华沙广播电台仍然在播送波兰舞曲。
现在主管华沙美国大使馆少数几个剩余人员的，是莱斯里斯鲁特。他是一个能干的、特别机灵的人，但是在这当口他却不能发挥他的长处了，因为他是一个懦夫。但是他的外表或者他的行为却不像。在耶鲁大学，他参加田径运动——这是他有意选择的，因为他知道罗兹奖学金的要求——这项男子汉气概的象征，加上他在大学报纸的工作，他的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会员资格，以及他和某些很有用处的教授的友谊，使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项奖学金。到了牛津大学，他又成为那里很出风头的几个美国人之一；后来进了外交部，人们又说他是他那一辈里的一个杰出官员。他对自己的问题颇有自知之明，他要是知道这个环境需要行动上的勇敢，他就决不会自告奋勇。他对自己性格上的这个弱点思考很多，而且还有一套理论，中心要点是由于母亲对他的过分关心和童年时期的几个意外事件。这种理论不能改变任何东西，然而它却可以用来在他的头脑里容忍这个弱点，把它看作一个软骨病瘸子的不幸，而不是看作损伤他自尊心的草木枯萎症。斯鲁特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未来，都自视很高。可是现在，倒霉的坏运气却把他弄到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他的渊博的政治知识、他的分析能力、他的幽默、他的外语，统统一无用处，只要有简单的胆量就行。这个他却偏偏没有。
他在内心斗争中把这个缺陷隐藏了起来，表面上显露出来的只是神不守舍，不断头痛，急躁易怒，和一种毫无理由就发笑的倾向。大使临走时叫他留下，他竟哈哈大笑。自从德国人打过来的消息一来，特别是自从第一颗炸弹在华沙落下，他就惊慌异常，焦急地等待他和其他美国人能够离开的命令。他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太厉害，只得把好几个指头包了起来。可是这个大使竟然要他在这样的恐怖中留下来！这阵尖锐的笑声倒是发自他的内心。大使用挖苦的眼光望着他，没有理他。在华沙的大多数人对空袭的反应态度很好，只要第一批炸弹落下来没有把他们杀死，他们就变得心情轻松，坚忍而有决心。但是对于斯鲁特，这个地狱却深不见底。只要空袭警报一响，就剥夺了他的思考能力。他和所有的人一起，冲下大使馆的厚墙地下室，而且总是冲在头里，一直在下面呆到空袭警报完全解除。由于他是负责人，倒帮了他的忙。他名正言顺地从公寓里搬出来，搬进大使馆，住在那里，成了坚决遵守空袭警报规定的榜样。没有人猜得到他的苦恼。
九月十七日黎明，他坐在一张大写字桌前面，嘴里叼着一只烟斗，正在仔细地重新起草他给国务院的最新报告，讲的是关于大使馆和一百来个被围在华沙城里的美国人的情况。他一面去掉他个人神经质的激动的痕迹，一面力图保持这个消息的紧急性和严重性。这是千钧一发之时，尤其是由于那么些报告去了没有答复。他没法说美国政府对它在波兰首都的国民的困境是否有所了解。
“进来。”他听见敲门声说。
“外面是大白天了，”拜伦亨利走进来，粗嗄地说，“要不要拉开窗帘？”
“外面有什么事没有？”斯鲁特揉着眼睛说。
“没什么特别的事。”
“好吧，来点儿亮光吧，”斯鲁特笑了。他们一起把厚重的黑窗帘拉开，淡淡的阳光透过窗户上斜钉的木条变成破碎的小块照了进来。“水怎么样了，拜伦？”
“我弄来了。”
窗帘一拉开，就能听到德国大炮的遥远沉浊的隆隆声。斯鲁特宁可让这厚窗帘多关闭一会儿，挡掉这灰暗、破碎、燃烧的华沙的这些白日喧闹。拉上了黑窗帘的安静的房间，点着一盏台灯，也许会产生幻觉，引起安逸的学生时代的遐想，可以使他感到安慰。他从窗格子里望出去。“那么多烟！有那么多地方着火了吗？”
“天哪，是的。天空可怕极了，直到天亮。你没看见？你往哪里看都是一片通红，烟雾腾腾。简直是但丁的地狱。还有那些大大的桔红色发亮的大炮弹，到处轰轰地响，它们飞得很高，然后慢慢地飘飘荡荡地落下来。真好看！在瓦莱夫斯基路那边他们还在用铁锨和沙子设法扑灭两处大火。水的问题更叫他们毫无办法。”
“他们昨天应该接受德国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