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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工程不好干，你仔细说说，我听听能干不能干。”看样子老板没兴趣。
我把天津工程的事一五一十地原封告之，老板苦笑一下，拿出份协议书。“天津的事回头再说，你先把设计院的协议签了。”
老板拿协议的时候终于把手里古铜色的东西放下了，我惊奇地发现立在桌上的特像只古香古色的烟灰缸，造型奇特，活脱脱一个三条腿的大肚子鱼。鱼的眼珠是红色的，还长着几条奇形怪状的须子，鱼背是空的。
我眼睛盯着烟灰缸，嘴里却不得不接老板的话；“公司知道和设计院签协议的事？”
“全一样。”老板又把那东西握在手心里了。
“您看，我什么时候去天津？”
“不着急，天津的事不好办，你没什么经验，先跑跑设计院吧。”老板从抽屉里又拿出个烟灰缸，让我把烟灰弹进去。
“露怯吧你！还烟灰缸呢，那是古代的油灯。”事后于仁告诉我。“那可是老板的心肝宝贝，我来公司两年多了就没怎么见他撒过手。听说是宋朝的古董，不是三条腿的鱼，据说是《山海经》里的蓍。听梅经理吹，三腿蛤蟆的眼睛是红宝石的。”
“半仙之体！你兔崽子连狗毛都能分得出长短来？”我在他面前真自卑，咱再蹲八年监狱也未必赶得上于仁。
“瞅着东西好玩儿不得回去查查？”
“老小子为什么在我跟前显摆？”我挺不理解。
“人家肚满肠肥的，听说那东西是他们家祖传的产业，秃子是告诉你，他们家祖祖辈辈都比咱们强。”于仁不屑地“呸”了一声。“你呀，你就他妈的老老实实干活儿吧你！”
“哼！”我气得肚子里直咕噜。“丫不就是个小业主吗？牛什么牛？”
“少琢磨点没用的，你最近工作有什么成效？”
我把设计院和天津工程的事告诉了于仁。
“下回再遇到这种事你先跟我商量一下，没告诉你得多长几个心眼吗？”于仁阴沉着脸，他朝地上啐了一口，跟数落孩子似的，手点着我的鼻子：“下回，就跟他说设计院的事，工程的具体情况别跟这老东西透实底。等你和甲方的人混熟了再告诉老板，老兔崽子就没招儿了。”
“为什么？”
“木头脑袋呀你？还不明白？天津的事止不定谁去了呢。”于仁脸色阴郁，气得够戗。
我觉得这件事不可理解，谁还能算计叫花子？“秃老板家趁钱，几百万也得有了吧？还能跟我计较这点零碎儿？”
“为富不仁！钱越多人越损，再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人情不给小舅子，让你去？”于仁叹口气，这种事显然他见多了。
“那我不就成纯跑腿的了吗？”
“你以为不是？公司里的事慢慢适应一下也好，将来全有用。原则就是跟谁都别掏实心眼。”
“跟你呢？”
“随你大小便。”于仁很无聊地挥了下手。“有事甭理姓梅的，直接找那个秃子就行。”
我哈哈大笑。“小舅子的部门经理，也是那个什么‘蓍’，摆设！”
“知道什么叫管理吗？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外戚企业管理模式。首先你得有个好爹，他能为你生个漂亮的姐姐或妹妹，长大后能嫁个比她大一倍的好老公。你也能成公司的部门经理。”
于仁看事非常准。他要是生在战争年代，最少也能成为一方枭雄的军师幕僚。我不明白他何以甘心委身在这样一个狗屁公司。
老板的确再未和我提起天津工程的事，而咱自然也不敢让领导太难堪。公司里一切照常，似乎天津工程不过是空穴来风。我又跑过几家设计院，这种事对业务员来说费事没效益，百分之五回扣开路，几份协议倒也能充充门面。
此时，我已经逐渐发现，每次回到公司时都会有一双妙目于暗处注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凭感觉我早就发现了，这双妙目是属于财务部小出纳张倩的。张倩的父母都是上海人，而她却生在西北边陲的沙漠深处。知青的后代非常惨，回不了上海进不了城，拼死拼活考上大学，毕业时又要给分回去，红颜一怒为出路，张倩流着眼泪，独自跑到北京闯世界，如今财务部多一半的活是她干的，工资当然最低。其实她对咱也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方路报销的单据总比别人贴得快些，我借款时她也总能先紧着“小方”给，另外我每次从财务部门口经过时，都会看到张倩有意无意地拿眼角斜着自己。
第六部分脸上热乎乎的
很多年以来，我对自己的心事一知半解，稀里糊涂，对女人的心思凭直觉就能猜出个八九。当然直觉也有失灵的时候，走一次眼的代价便是三年的牢狱之苦，从监狱出来很长时间了，我不敢太自信，恐惧像冰山时刻侵袭着我的灵魂和肉体，它庞大而无可退避，真是怕了，怕女人、怕做爱、怕谈感情，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梦见女人和做爱。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我在公司里尽量避免同张倩以及所有女同事乱搭讪。还是想办法多挣点人民币吧，总不能老让徐光、于仁他们请客。
不久，我又来到张工那家设计院闲聊。
“天津工程你怎么没动静呢？”张工对我的敬业精神产生了疑问。“年轻人不能等现成的，生意必须得自己跑。天津那边这个月就开工了，再不去菜就凉啦。”
我嘬嘬牙花子，老老实实地把公司里的情况介绍给他。
“我们的咨询费没问题吧？”张工可能是跟我混熟了，知识分子那层皮也褪得差不多了。
“跟您的事没关系。就算我给老板扛长活儿，也不能忘了设计院这帮朋友哇。”
“我们设计院的工程有的是，再给你找一个？就是小点儿。”张工对我够意思。
“白吃火烧还嫌分量轻？”我跟抽了大烟似的，立码儿来了精神。
“石家庄有个化肥厂要扩建，我们院是总承包，你们的产品估计也就用二十来万吧。我做主给你写上。”说着。张工便把石家庄化肥厂的地址和联系人写在纸上交给我。“这件事就不用通过设计室了，你心里有个数。”
“您放心。”其实我心里没数，可咱知道该去问谁。
从设计院出来后，我赶紧找个电话问于仁：“他是什么意思？”
“废物！把百分之五的回扣给他个人不就行了。记着，嘴上有个把门儿的，别让设计院其他人知道。”
“明白，明白。”
“跟老板汇报时，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于仁叮嘱我。
再次走进老板办公室时，我瞧见老板正往墙上摆弄一幅字画，我赶紧屁颠儿屁颠儿地跑过去帮着扶正。
“小方啊，瞅瞅怎么样？”老板自鸣得意地摸摸秃脑壳儿，眼睛一直盯着画面。
“唐寅的？”咱不懂字画，却也知道唐伯虎戏秋香的风流事。
“是临摹的。”老板搓搓手，多少有点气短。“七千多块买的呢。”
“这幅寒山图要是真迹的话，恐怕把咱们公司卖了也不值这张纸钱吧？”我在监狱图书馆见过唐寅画集，有意刺激他。
“哼，哼。”老板习惯性地清清嗓子。“有什么事？”
“现在石家庄有个小工程，设计院把咱们的产品写上去了，人家等我去呢。”
“什么工程？”老板用把小刷子扫了扫画面。
“化肥厂。”
“哪个？”
我从心里呸了一声。“还没去呢，我也说不准。”
“就让梅经理带你去吧。”老板慢悠悠地又把三腿蛤蟆抄了起来。
我打声哈哈，“小工程！哪用得着梅经理大驾亲临哪？再说我以前的工作单位就是施工企业，工程的事我多少也明白一点。”
“噢。”老板垂着眼皮，吸了口气，最终他颇为大度地点点头。“小方近一段时期的工作很有进步。早去早回吧，注意公司的销售费用是有比例的，别花超喽。”
我拿着老板签字的借款单，跑到财务借差旅费。张倩瞧瞧四下无人，低声叨唠着：“听说梅经理从天津回来了，签定一百多万的合同呢。”她像在自言自语，低垂的眼睛里透着几分羞怯。
“是吗？我不知道。”我瞅着办公桌上一块橡皮运气，恨不得把这脏乎乎的东西塞到老板嘴里。
“听于仁说天津业务本来是你联系的？”张倩终于面对着我说话了。
“最开始的时候是。”
“当心啊！”她马上低下头去做单据，似乎在对别人讲话。
我的手指微微动了几下，脸上热乎乎的。
用于仁教给我的办法，我只在石家庄住了四五天，就把二十来万的合同拿回来了。
于仁曾告诉我，做生意与其油腔滑调，故做高深，不如老老实实，一板一眼。有时候能装疯卖傻效果就更好了。中国人看不起弱者，却又同情弱者。在自居为强者的傻蛋们面前示示弱，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大不了让人家背后骂两句。
我就这么呆呆愣愣地把合同签定了，认了几个大哥小弟还得个实在人的雅号。然而再装傻，给回扣的时候不能装，否则就是傻到家了。国营企业里的关系盘根错节，拍板的人少，管事的人多，每个人还都想揩点油。好不容易才没把业务费花亏了，此时我也突然明白，当年司机小张为了做助理，阴招儿一箩筐地把自己挤下去的动机。屁大点的官儿都得有八个屁股等着坐。
第六部分震动地板
回到公司，咱牛哄哄的样儿可大了，在外面装孙子，回来就是大爷。老板不得不在每周一的例会表扬自己，不到一个月我就转正了。
转正的当天晚上，我就拉着徐光、于仁去蹦迪，到底得看看北京的迪厅什么样。我们去的是市内一家名气颇响的迪斯科舞厅，一进门，我就傻眼了，面前的景象让人好久没说出话来。有个脑袋像插了无数支小标枪的女子，站在楼梯的木制宽栏杆旁唱歌。她胯骨剧烈扭动着，塑料皮儿的瘦裤子挽到膝盖，扯着脖子高唱《康定情歌》，震人心肺的摇滚居然盖不住她又尖又侉的嗓子。音调拉得极长，就像站山坡上吆喝失散的牲口。
我转了半天眼珠，才定下神来。前些年在学校里，咱也算个活跃分子，可学生终归没钱，太高档的场所想都不敢想。后来参加工作就一头扎进川北的穷山沟，虽然遭遇了准富婆刘萍，可除了做爱的技巧，我只学会了如何鉴别川菜的优劣。此后掉进监狱的三年就甭提了。迪厅这种地方我还是头一次来。
舞厅里，一个闪着光的圆东西歪着脖子在房顶上乱转。花花绿绿的灯光蝙蝠似的冲击着人们的感官。舞池里放着烟，彩灯射来，阴晴变幻，闪烁无定；大厅里点了无数支小蜡烛，魑魑魅魅，人影如梦。蹦来蹦去的时髦男女们都跟慢镜头似的，一个个张牙舞爪，口歪眼斜。“邦邦邦”的架子鼓声震得我的两个耳朵“嗡嗡”直响。一种发自内心的狂热令人燥热，连于仁那么老成稳重的人都冲高处的放羊小姐吐舌头。我跑进舞池跟人群扭了十几分钟，后来累得实在跳不动了，往回走时，忽然觉得脚下的地板“突突突”地颤悠。
“地震啦！”我扯着徐光就往外跑。
徐光一把打掉我的手。“别露怯！震动地板。”
“什么？”我吊着嗓子喊。
“震动地板！”
我捧着腰回到座位，比在监狱里抡俩钟头油锤还累。一杯啤酒下肚，精神才好了些。放羊小姐估计也累了，音乐似乎也不那么刺耳。舞池非常大，幻影迷离，宛若梦境。有人喘着气离去，有人重新加入，有人像我似的在一旁观望。这时的我好像又回到了小县城，四角的吊灯，飞扬的尘土，挥霍激情的人群。有种极度的无聊和困惑，令人眼花缭乱，眩晕的感觉似乎能使人飘起来。人生如梦，迪厅也许就是一个大梦，于是有人沉湎于此，有人偶一为之。可这梦幻之城又偏偏是人为制造的。
坐了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此时我忽然发现舞台上领舞的几个青年男女，身上闪闪发光，似乎贴着金银片儿，他们本来就穿得极少，远远的已能看到身上流下来的汗了。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四肢腰胯狂扭猛跳的同时，脑袋自始至终都在拼命地摇晃着，其左右能摆出一百八十度，频率之高令人几乎分不出次数。我越看越有意思，后来竟兴趣盎然地跑进舞池，也学着他们玩命地摇晃脑袋。可没晃了一分钟，就头疼欲裂，鼻涕都快流出来了，最后我差点摊在地上。徐光张着大嘴跑过来将我拉回去，路上他已经笑得不行了。“吃多了你？”我扭脸见台上几个孩子仍在摇头摆尾，毫无倦意，亢奋得像几只发情的小野驴。真担心过一会儿会有个脑袋从台上骨碌下来。
“你吃饱了撑的？”徐光把我拉到座位上，像发现珍奇动物似的上下打量我。“再关你几年，还不得憋死？”
“他们怎么就没事？”我指着舞池里的几个孩子。“他们的脑袋不是自己的？”
“你？”这时震耳欲聋的架子鼓终于停下来，徐光使劲儿揉揉嗓子。“你消停点吧你！你学不了。”
“那这帮小丫的是怎么练出来的？”我断定，渣滓洞要是学会了这手，地下党也受不了。“吃错药了？”
“嘿！没白活，您还真说对了。”于仁一直懒得插嘴，他脑门也在冒汗呢。
“瞎掰！”
“你不信？”
“有摇脑袋的药？有晃屁股的没有？”
“晃屁股的还没听说，摇头丸，迪厅里可都有卖的。”徐光说。
“什么？什么东西？”我当然是第一回听说摇头丸的名字。“新鲜！吃了就能摇头啦？摇死了怎么办？”
于仁他们相互苦笑了一下。“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就是一种毒品。”于仁说。
“不是海洛因，可什么因吗？”咱在监狱里接受过禁毒教育。
“纯洁！你压根儿就不应该出来，人在里面呆着，最少学不了坏。”徐光无可奈何，他伸出手指头一样样儿地数。“现在毒品的花样多了，海洛因、可卡因、吗啡、冰毒全是。摇头丸是新出来的。”
“摇头丸是毒品，迪厅卖不犯法吗？”一提起犯法，我的大腿就痒得厉害。看守所里的一个多月生活给我落了点病，湿疹虽然不久便痊愈了，可一想起“犯法”这两个字，裤子里就跟钻进几只蚂蚁似的。
“怎么不犯法？当然犯法。”徐光说。
架子鼓又响起来了，临坐的人嘻嘻哈哈地涌进舞池，我则无限感慨地伸了个懒腰。出狱很长时间了，无论在心里还是生理上我都很难再把握外面纷杂错综的世界。市场上卖的牛仔裤都贴满了补丁，年轻人穿着塑料质地的夹克还自称叫“酷”？大哥大改名叫手机，挺干净的公共汽车给卫生巾的广告弄得花里胡哨，前几天看报纸说有人上网成瘾，可据我所知只有鱼才爱向网里钻，也许鱼都变成人了？没准，听说现在海边渔民的日子挺苦。今天收获更大，居然看见吸毒的半大孩子在舞厅领舞，神采飞扬！比我小时候在学校领操时还神气。
我应该感到庆幸，还好自己在监狱里只待了三年，没事也看了几本闲书，明白了点香臭，懂得了些是非。要是风风光光的在外面混，吸了毒也说不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在恶劣的环境里，戒备心理强，学起坏来并不容易，可若是在平时戒备松弛，身心懈怠，往往会顺坡下去。我知道自己就是这种人。
从迪厅出来，寒风朔朔，星月无光。真累，小腿肚子上的肌肉“噔儿噔儿”直蹦。我和徐光他们并不顺路，便叫了辆车先让他们回去。
离开迪厅，我独自在路边站了会儿，很久没这么悠闲面对夜空了。灰蒙蒙的夜色不见一颗星星，连月亮都跟几天没洗脸似的，青一块白一块。北京的天空越来越像川北云雾缭绕的小县城了。听周胖子说，工程公司两年前就从川北撤回来了。肮脏、破败的小县城也许会因为铁路的开通而热闹起来，也许铁路开通了，外出打工更方便，青壮年都走光了。刘萍呢？她会不会还在小县城？想起刘萍，我就止不住的心疼。
“方路。”有个女人踢里秃噜地从后面追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