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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蒜子临朝之初，有官员提出，既然太后陛下生母谢夫人已为封君，褚裒早死的荀、卞二夫人也应追封。按礼制，这二人也是皇太后的母辈。但是，褚蒜子没有答应。此时，又有人建议，已在去年坚决辞去中书令之职的皇太后之父褚裒，应让他参综朝政，出任录尚书事。褚裒仍是坚辞不拜，固请就藩，于是仍令其出镇京口（今江苏镇江）。不久，太常卿殷融又提出，对于褚裒，应有特殊礼遇，在宫廷中他自当尽臣子之敬，若皇太后归宁省亲，当如家人之礼。褚蒜子对此仍很慎重，下诏让廷臣详议。征西将军庾翼等人都认为“父尊尽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无有不可”，这样，皇太后褚蒜子方才下诏：“褚裒见太后，在公共场合当如臣礼，在私家则如严父。”从此，朝野上下，都对褚裒敬重三分。但褚裒以为皇室近戚，惧获讥嫌，所以处处谦让恭顺，并不愿插手朝政。因此，在褚蒜子临朝时期，并没有发生历史上常出现的外戚专权的局面。显然，褚后临朝称制，既不曾骄恣任情、忘乎所以，又未曾放纵亲族，而且，她的亲族也自知收敛。这一情形的奥秘在于，褚后虽然临朝称制，但其行动常常要受到门阀政治的控制。
从永和元年起，褚蒜子开始了她长达十二年的临朝生涯。然而，这还只是她一生中四度临朝的第一次。
受制桓温的当权者
这段时期里，东晋朝廷面临的内外形势已相当严峻。北方递相更替的割据者与之经常发生战争磨擦，东晋建国后，将军祖逖等人虽曾有过北伐，但因东晋内部矛盾重重，最终未能奏效。世家豪族荫占土地，自耕农大量破产，社会上流民充斥，危机重重。永和元年（345年）九月，褚蒜子以皇太后名义颁布了一道诏书：“方今百姓劳敝，为人君者当思有所赈恤。特诏告天下，从今以后，每年租赋征调非军国急要之外，一并停省之。”褚蒜子虽有体恤百姓之心，无奈公家弱、私家强，国家用度开支难以削减，这种恩诏无异于一纸空文。
此时，出身于谯国桓氏的大士族桓温，在政治上崭露锋芒。
桓温是晋元帝的驸马，其父为桓彝。永和元年任荆州刺史，成为继庾氏之后控制长江上游的军事势力。永和三年，桓温率兵平灭了成都的成汉政权，更是威名大振，朝野惧惮。为了遏制其势力的膨胀，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的辅政大臣会稽王司马昱提出，让皇太后褚蒜子征扬州刺史殷浩，令其参综朝政。桓温对此愤忿不已，遂自专荆、梁等八州之地，物资调赋不交国库。
桓温是位颇有进取之心，又怀政治野心的人。他曾屡次奏言北伐，都未得到朝廷许可。后来，他借口后赵石虎已死，在永和七年（351年）自作主张，率兵五万顺江而下，进驻武昌（今武汉），引起朝廷惊慌。这一时期，殷浩奉命北伐数年，但进攻屡遭失败，桓温借机上表朝廷，请以误国罪将殷浩罢职。褚蒜子无奈，只得依言将殷浩废为庶人。殷浩自幼与桓温齐名，二人互不服气。殷浩被免职以后，更觉得愁闷不解，常用手对空画写“咄咄怪事”四字，一脸的惆怅茫然。
桓温要挟朝廷除去殷浩以后，更是权势日盛。
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北伐前秦。他兵分水陆两路，曾攻入关中，转战灞上（今西安东），威震三辅地区。桓温的北伐，真实用意在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威服朝廷中的对手，而根本无意灭掉前秦，所以根本不想进攻长安（今西安），结果因前秦“坚壁清野”，大军粮草匮乏，不得不退兵。到永和十二年（356年），他从江陵（今湖北江陵）出兵，再次北伐，收复了洛阳。桓温上表请东晋朝廷迁都，但朝廷上下安于现状，偏安江东，无意北归，世家大族又怕被桓温左右，都纷纷反对。不久，洛阳被前燕慕容氏攻占。此次北伐仍是终无成效。但桓温两次用兵，远胜于殷浩等人的惨败，这不仅增长了他的信心，更使他的野心膨胀。东晋朝廷也已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桓温的压力。
身不由己：东晋康帝献皇后褚蒜子（3）
临朝称制的皇太后褚蒜子，也是左右为难。她不仅要遭受桓温嚣张气焰的熏烤，而且还要处处受到朝廷辅政大臣的支配。十几年来，褚蒜子越来越感受到生活的沉重。终于盼到升平元年（357年），14岁的儿子穆帝始加元服。按时俗，就算成人了，她立即归政，令穆帝亲临国政，决断万机。褚蒜子终于离开了垂着白纱帷帐的太极殿，回到了崇德宫。为了郑重其事，表示对朝廷有所交代，她又亲自手诏群臣。诏文说：“当年皇帝冲幼，事有无奈，我受众卿之请，暂代临朝。十几年来，仰赖众志成城，使王室不坏。现在皇帝既已成年，我理当还政。但四海未一，江山板荡，中原遭五胡凭凌，豺狼当路，费役日兴，百姓困苦，还望众卿一如既往，竭尽忠心，辅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褚蒜子自称）永归别宫，以终余年。”
褚蒜子退居后宫，自享清静。说起来，这大概还略胜于受人摆布的临朝生涯。然而，天不遂人之愿，这种貌似清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升平五年（361年）五月，19岁的穆帝死于宫中显阳殿。因为无子承嗣皇位，朝廷又搬出了褚蒜子，让她下令，选立了琅玡王司马丕，是为东晋哀帝。他的弟弟东海王司马奕改封为琅玡王。桓温被封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假黄钺，但朝廷最终不敢让桓温入朝。东晋陶女佣
哀帝因为笃信方士之言，饵食长生不老药，渐渐发展到“断谷”（绝食）的程度。到兴宁二年（364年）春天，他已经无法亲理政事。褚蒜子第二次被请出临朝摄政。此刻，桓温的权势急剧上升，他又一次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请求北伐。哀帝却因食丹药毒发，于兴宁三年（365年）二月死于太极殿西堂，终年25岁。桓温的北伐因哀帝的死也告停止。
哀帝死后，褚蒜子下诏迎立了司马奕，是为晋废帝（海西公）。
东晋王室遭遇两个短命的皇帝，把褚蒜子再一次从后宫推上了前朝，所谓“及哀帝、海西公（即废帝）之世，太后复临朝称制”。但是，随着桓温权威和野心的进一步增长，临朝的褚蒜子越来越感觉到身不由己，越来越成为受其操纵的当权者。
心如刀割的未亡人
晋废帝时，门阀政治的土壤已将桓温这棵大树培育得枝繁叶茂。桓温野心勃勃，踌躇满志，渐渐地，竟然动了篡位之心。桓温曾说过一句大为有名的话：“大丈夫纵然不能流芳后世，也应当遗臭万年！岂可人生一世，平平碌碌！”可谓明证。
桓温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于太和四年（369年）再次率兵北伐。但这次北伐运气不佳，他在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被前燕击败，只得后退。经此一败，桓温反落得声威顿减，名誉扫地。为了扳回面子，确保自己的权威，他竟然想到废掉皇帝、另立新君的手段。主意一定，桓温便与参军郗超密谋策划。但是，皇帝平日倒也谨慎，并无恶行，若径直靠武力擅行废立，势必招至天下非议。桓温考虑到，宫门九重，外人对皇帝隐私尤其是私生活真假莫辨，不如从这里下手做点文章。于是，桓温诬称：“皇帝当年做琅玡王时，就患阳痿，不能生育。他嬖宠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人，参侍内寝，竟与他的妃子田氏、孟氏生了三个儿子。听说那年长者还要立为储君，这不是倾移晋朝皇家基业吗？”然后，桓温秘密派人将这番话在民间传播。人们不知虚实，一时之间谣言四起，皇帝的隐私成为建康百姓聚会闲聊的话题。以皇帝的私生活和外人不能洞悉的内廷隐私来设计发动皇帝的废立，桓温也真是将政治斗争的把戏玩出了花样。
民间的议论对于东晋朝廷的政治态势带来了影响。很快，朝野上下就对当今皇帝的隐私议论纷纷了。桓温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他急不可待地从镇所直奔建康，并上奏皇太后，请废黜当今皇帝司马奕，另立会稽王司马昱为新君，把早已按褚蒜子口吻写好的诏草也呈上。正在宫中佛屋中烧香的褚蒜子接到奏章，便起身向佛屋外走去。当走到门槛处，她已浏览了数行，只见上写着：“王室艰难，穆、哀短寿，国嗣不育，储宫靡立。琅玡王（废帝）司马奕亲则母弟，故令承大统，然其昏浊溃乱，动违礼度。所生三个孽种，不知究竟是谁人之子。人伦道丧，丑声遐布……”褚蒜子心里已明白几分，这是桓温要借自己之手行废立之事。但她面对此情此景无可奈何，只自言自语地说：“我本来就对此疑惑。”但不知她的疑惑是指废帝的隐私还是桓温的野心。接着，她又观览桓温的奏章：“司马奕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庙，那几位孽种也已成人，尚欲立为皇储、封为藩王，实是诬罔祖宗，亵渎神灵，是可忍，孰不可忍！”褚蒜子只读了一半，便不忍再看下去，满脸的悲伤与无奈。桓温的意图明明白白，毫无遮掩，褚蒜子只得让人拿来笔墨，按照桓温草拟诏令的口气批道：
身不由己：东晋康帝献皇后褚蒜子（4）
未亡人（褚蒜子自称）不幸，又遭此忧患，感念存没，心如刀割。社稷大计，岂可儿戏，当此情景，怎可心软！桓温所奏，宜即敕准。临纸悲塞，如何可言。
桓温本来对皇太后褚氏会不会合作颇有些担心，在宫外候旨时，竟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慌，额头上冒出了汗珠。褚蒜子的批诏传出，桓温才长长地吐了口气，心中大喜。
第二天，桓温召集百官到太极殿，拿着皇太后的诏书，宣布废司马奕为东海王，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事后，桓温又想把司马奕废为庶人，褚蒜子实在于心不忍，便下诏劝止，于是改封司马奕为海西公。这就是晋废帝被称为海西公的由来。
桓温一手操纵另立简文帝后，褚蒜子被尊为崇德太后。
简文帝是东晋元帝的儿子，按辈分还是康帝的皇叔。简文帝辅政多年，颇有政治经验，褚蒜子终于又一次结束了临朝听政，回到了崇德宫，继续焚香礼佛，善修正果。
谢安操纵的崇德后
简文帝即位以后，惧怕遭到海西公同样的下场，便逢事拱手，沉默寡言，全凭桓温定夺，他曾泪流满面地吟咏庾阐的一句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这种忧惧紧张的皇帝生涯不到两年，简文帝便一命归西了。
谢安像简文帝的死，再一次戏剧性地把年近半百的褚蒜子推到了临朝称制的位置上。
桓温本来以为简文帝会禅位给他，谁知，朝廷又搬出了崇德太后褚蒜子，以她的名义，立简文帝三子年方11岁的司马昌明即位，是为晋孝武帝，只令桓温入朝居摄，辅弼幼主。桓温对此十分愤怒，他谢辞入朝，以大司马身份镇于姑孰。
宁康元年（373年）七月，桓温病死，其弟桓冲代他镇守姑孰。出身于陈郡谢氏的宰相谢安提出：“天子幼冲，元辅新丧，应请崇德太后临朝。”同僚王彪之认为：“前世天子幼在襁褓，皇太后因母子一体，可以临朝，不过太后却不可决事，凡事皆须顾问大臣。但现在皇上已经10岁，转眼就可以加冠成人，崇德太后虽然数度临朝，但与皇上是叔嫂名分，若令其临朝，恐有碍于圣德光大。您一定要她临朝，我也没有办法，只是怕有失大体。”谢安听了，只微微一笑，并不放在心上。原来，谢安自有打算。他担心桓冲继桓温之后东山再起，所以有心遏制其发展。若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让褚太后临朝称制，自己专于献替裁决，独揽大权。因此，谢安率朝廷众臣启奏皇太后褚氏，请她以社稷为重，再次抚综万机，厘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这年八月间，褚蒜子又一次临朝摄政。显然，她这次临朝，又是朝廷上士族门阀权力斗争的结果，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操纵者而已。
这次临朝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宁康二年（374年）四月，褚蒜子特降恩诏，对三吴及会稽一带旱涝灾区，减免半年到一年的租布，并令地方赈贷济民。这也许可以说明，褚蒜子尚怀体恤天下之心。但是，她的这种恩典，老百姓能否得到实惠就很难说了。
太元元年（376年）的新春佳节，年满14岁的孝武帝加元服，褚蒜子正式下诏，归政皇帝。从这一年开始，地震、暴风、雨雹接连不断。但退回后宫的褚蒜子似乎对这些已经不再关注了。她又一次复称崇德太后，想要颐养天年。也许有人会说，褚蒜子是个不贪恋权位的太后。她两次主动归政皇帝，在历史上确属罕见，但其中的苦衷显然又是不待明言的。
太元八年（383年），东晋在谢安的主持下，同前秦苻坚的九十万大军决战，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辉煌胜利，并乘胜北伐，收复了洛阳等地。次年六月，褚蒜子在宫中死去，终年61岁。四十余年寡居的寂寞、苦闷，几番临朝的浮沉与饱受操纵的难言之隐，一切一切都化为了昨日云烟，无声无息地随风逝去了。
然而，东晋朝廷上士族门阀之间的斗争并未有片刻停息。淝水之战后，谢安遭到排挤，于太元十年（385年）病死，终年66岁，谥号“文靖”。继之执掌朝政的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专事聚敛，大肆搜刮，激发了孙恩、卢循领导的大起义，桓温的儿子桓玄乘机而起，发动叛乱。东晋政权左右交困，遂如夕阳西下，奄奄一息。可以说，士族门阀政治不仅决定了褚蒜子一生的活动，而且也最终葬送了东晋政权。
第六部分
铁腕柔肠：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1）
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皇后冯氏，在中国历史上常常被习惯地称为“文明太后”。“文明”，是她以太皇太后身份死后被加的谥号。冯太后临朝执政期间的大胆改革，为北魏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她不仅因此成为北魏历史上的成功政治家，而且赢得了后继者孝文帝的敬重。她的一生，既品尝过成功的快乐，也体验到探索的艰辛；既享受过人际天伦的温馨，也经历了血雨腥风的考验。
少年：国亡父丧
冯后是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她的祖父冯文通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的国君，这样说起来，冯后乃出身于名望之家。
西晋末年，战乱不息，北方的游牧民族乘虚而起，各显神通。匈奴、鲜卑、氐、羯、羌，纷纷越过北方草原进入中原地区，形成所谓“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冯氏的北燕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崛起的一方诸侯。按照冯家的说法，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魏国国君的始祖毕万。毕万在晋献公时因功封为魏（今山西芮城）地大夫，毕万即以魏为姓氏。魏国被秦国吞并后，魏氏的一支流落到山西境内的冯乡，遂改为冯氏。此后冯氏宗族历经世变，几经流徙，在三晋之地苦苦支撑。后来，冯后的曾祖因军功渐渐发达，他的两个儿子冯跋、冯弘（字文通）竟先后做了北燕的国主。只是没多久，北魏太武帝进逼北燕，冯弘被迫逃往高丽，并最终死在那里。但他的几个儿子，以冯后之父冯朗为首，加上冯崇、冯邈，为防遭后母慕容氏谮陷，联手出逃辽西，投降了北魏。冯朗被加封为西城郡公，领秦（治今甘肃天水）、雍（今陕西西安）二州刺史。此时，冯后尚未出世。
冯后的母亲王氏，乐浪（今朝鲜平壤）人，是冯朗在北燕时所娶。二人能够成亲，主要得益于北燕地邻高丽，再者冯跋与高丽国王的远房亲戚慕容云是至交。
因多年动荡不安，直到随夫任官长安后，生活暂时得以安定下来，王氏夫人才给冯朗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冯熙，就是冯后的同母兄长。到了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年），王氏夫人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冯后。冯后出生之时，距祖上建立的北燕灭亡已有六七年的光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也已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并与南朝形成了对峙之势。身为北燕国主后裔的冯氏家族，在这种南北对峙的大局下，能否享受安逸的生活，实在难说。
冯后出生后不久，哥哥冯熙就因叔叔冯邈战入蠕蠕（柔然，居于阴山一带的少数民族），被人带着逃到氐、羌中生活，多年以后才找回。接着，冯家突然遭遇了飞来横祸：不知是朝廷对冯后那位曾为北燕王子的父亲心存疑虑，还是冯朗果真有什么不轨之举，总之是冯朗因受一桩大案株连被太武帝下令诛杀了。按照惯例，冯氏因为年幼又是女孩，就被没入宫中，成了拓跋氏的婢女。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冯氏在宫中得到了姑母冯昭仪的多方照应。
原来，冯朗兄弟逃出北燕投降北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