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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决定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商讨办法。
可是，广大学生们已经不能等到5月7日了，就在外交协会开会的同时，
北京的学生们已经在发起和筹备5月4日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了。
5月2日，北大学生从校长蔡元培那里得到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当天
下午，学生进步组织国民社在北大召开该社各校学生代表的紧急会议，一位
叫夏秀峰的学生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与会代表非常激动。会议决
定5月3日7时在北大召开会体学生大会，并邀中等学校派人参加。
当晚，还未到约定的开会时间，北大法科礼堂内外，已经挤满了来开会
的学生，除北大1000名同学全体参加外，出席的还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
表。学生进步组织国民社、新潮社、工学社和平民教学讲团的成员，是这次
大会的组织者和骨干。张国焘、夏秀峰等在会上发言，群情激昂，痛哭流涕。
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巾，用鲜血写下了“还我青岛”
四个大字，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鼓掌声、呼喊声相继而起，全场一片
义愤填膺的气氛。
大会在激烈的掌声中一致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拒
绝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定于5月4日齐集天
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为了筹备游行，学生们当场自动进行了热烈的捐助，
银元、钞票、铜子、手表、戒指、毛巾、帽子等，都纷纷捐到台上来。大家
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点。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11点了，但是，学生们仍然不去休息。他们有的
负责联络其他学校，有的起草宣言、电报、传单，更多的人则是制作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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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等，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床单扯下来，用来作游行示威的旗帜。
5月3日夜，是一个不眠之夜，除了北大学生在积极准备外，北京高师
工学会的一部分同学也在秘密集会。会议决定用激烈的手段惩罚卖国贼曹、
章、陆，他们查明了三人的住址和门牌号，并从大栅栏的照相馆拿到了他们
的照片，以便对证；有的人准备了火柴和小瓶火油，以便相机应用；以工学
会的匡互生为首的各校激进分子20人左右作了牺牲的思想准备，有的人写好
遗书，有的人向亲朋好友托付了后事。
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爆发了。5月4日，
下午1点多，北京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在天安门广
场。
天安门前，各校学生手中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
条”、“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等等。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水桥南边竖立的一幅大白旗，上面写着这样的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悖，余孽死有头”，
落款是“北京学界同挽。”这里“曹瞒”指的是曹汝霖，“章悖”暗指章宗
祥。北大学生谢绍敏3日晚写的血书“还我青岛”也悬挂在天安门前，人们
群情激愤。
学生们在天安门汇合以后，召开了一个短暂的集会，然后，一名北大学
生宣读了事先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接着，各校学生代表在会上演讲，
揭露了曹、章、陆的卖国阴谋。学生们还散发了由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
通告》的白话文传单1万多份。《通告》中提出了全国人民的两个信条：“中
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戳，而不可
以低头！”学生运动声势浩大，当时许多北京市民群众闻讯前来围观，并深
受学生们爱国激情的感染，有不少人也加入到游行行列中来。
5月4日，下午两点半，学生们开始游行示威，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天安
门出发，学生们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当
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时，被守卫在那里的巡捕拦阻，学生们不得已之下，
派罗家伦等人为代表将事先准备好的《陈词》递交美、英、法、意各使馆，
表明中国人民收回山东主权的决心。被阻的3000名学生在烈日下整整晒了两
个小时，他们痛切地感到：“国家还没有灭亡，自己的土地就不能自由通行，
如果国家真的灭亡了，那将怎么能够忍受呢！”学生们怒火中烧，于是决定
自己找卖国贼算帐。4点半钟，学生队伍来到曹汝霖家门口。只见曹宅大门
紧闭，门前警察林立，愤怒的学生高喊道：“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
并将写着“打倒卖国贼”字样的小旗掷入院内。由于无法入内，大多数学生
预备散队回校。在这种情况下，以匡互生为首的几个预备牺牲的同学奋不顾
身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窗户打破，爬进曹宅。宅内几个全副武装的军
警吓得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学生们把大门打开。
当学生们冲进曹宅时，曹和章宗祥迅速躲了起来。找不到曹汝霖，学生
们愤怒异常，为惩办卖国贼，匡互生在曹的卧室点燃了床帐放起了火。藏在
锅炉房里的章宗祥听说起火仓皇奔出，被愤怒的学生抓到，还误以为是曹汝
霖将他痛打一顿；曹躲在一个小箱子里没被学生发现，才逃脱了学生们惩罚，
但赵家楼已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火烧赵家楼是“五四”学生示威的高潮。曹宅起火半小时后，警察总监
吴炳湘率大批军警赶到，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散去，未及走脱的学生被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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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派逮捕。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5月5日，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实行总罢
课，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一致反对北洋政府镇
压学生运动的倒行逆施。经社会各方面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释
放。
被捕学生释放以后，各校开始复课。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于5月8
日下令“慰勉”请求辞职的曹汝霖，同时传讯5月4日被捕的学生。北大校
长也在军阀政府威逼下辞职，离京出走。
于是，爱国学生同军阀政府的斗争重新尖锐起来，学生们强烈抗议军阀
政府对学生们的传讯，并要求政府明令挽留蔡元培，为了争取全国学生的支
援，扩大爱国斗争统一战线，北京学生联合会还派代表去天津、南京、上海
等地宣传联络。5月11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也正式成立，和学
生们一起参加爱国斗争。5月13日，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共同向
军阀政府提出警告，要求迅速答复学生们的爱国要求，否则，学生们将全体
罢课，教职员将全体辞职，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也在这时纷纷向军阀政府提
出辞呈。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5月14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
下达了慰留蔡元培的命令。然而，就在同一天内，北京政府也下了挽留曹、
陆的命令，还连续下了两道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一
步激怒了广大青年学生，北京学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5月19日宣布总罢
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不得签字和惩办国贼的要求。
根据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决定，5月19日罢课以后，学生们广泛地展开宣
传活动。学生演讲团以7人一组，纷纷涌上街头，向市民们宣传抗日救亡的
道理，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学生们讲到痛切处，听众们深受感动，有时甚
至“痛哭淋漓。”许多市民主动给讲演的学生送茶送水，热情支持。同时，
学生们还广泛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
“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因此，运动一
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百般地进行干涉和破坏。“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
日本驻华公使即向北京政府不断提出警告，要求取消学生的排日运动。5月
19日总罢课后，日本侵略者的干涉变本加厉。对日本侵略者一向奴颜卑膝的
皖系北京政府，顺从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对运动进行破坏。他们一方面对学
生进行武力镇压，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分化手段，宣布提前放假，同时举行高
等文官考试。在反动派的镇压和分化下，北京的学生运动一度转入低潮。一
部分学生退出运动，广大学生仍坚持罢课。到6月初，由于反动派的倒行逆
施，学生又掀起了新的斗争高潮。
6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接连发两道命令：一是公然为三个卖
国贼辩护，另一个是要求取缔学生的爱国运动，并要求学生们立即复课。
爱国有罪，卖国有功。这种对照使学生们十分气愤，他们决定从6月3
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演讲，如被逮捕，次日加倍出动，直至全部学生
被捕完为止。
6月3日，学生演讲团数百名学生上街演讲。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驱
散听讲的群众，并逮捕讲演学生178人，由于捕人过多，便把北大法科校所
临时改为拘留所。充满爱国热情的学生并未被武力镇压所吓倒，6月4日，
更多学生上街演讲。这一天，反动军警又拘禁学生700多人，致使北大法科
也收容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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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天的大逮捕，并没有使学生们屈服。6月5日，参加街头演讲的
学生增至54人，他们都背着行李，准备随时入狱。
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推动了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涨，北京学生点燃
的反帝爱国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各大城市。天津的学生首应而起，上海、济
南、长沙、武汉、南京、成都等大城市和其他各地的学生，都纷纷罢课集会
游行，就连在国外的留学生也展开了各种爱国活动，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反帝
反军阀的爱国革命洪流。
广大学生的爱国运动，唤起了民众，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
统治，充分显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先锋带头作用。但是，“六三”以前运动
还只限于学生们之中，没有工人农民参加，因而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
北京政府的“六三”大逮捕，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怒，进而掀
起了更大的革命风暴。五·四爱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一个以工
人阶级为主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爱国
运动，运动中心也由北京转到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当“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到上海时，
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人民闻讯奋起，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北京被
捕学生，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革命的烈火
燃遍了黄浦滩。
和北京一样，上海的学生也走在运动的最前列，早在一个月前，当北京
学生“五四”举行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到上海时，上海的学生就发起了声势浩
大的示威游行。以实际行动来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
由于上海社会力量比较雄厚、地位比较重要，所以，北京和许多地区学
生的代表在“五四”运动爆发后，都先后来到这里，进一步推动了上海运动
的发展。5月11日，上海学生举行总罢课。
随着运动的发展，学生们认识到，在发动学生罢课的同时，应发动商人
罢市、工人罢工，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群众运动的强大威力，
完成救国大业，因而，上海学联决定总罢课时，就确定“联络商界为后盾”
的方针。
然而，学生发动商界罢市，不是一帆风顺的。上海广大工商业者对日本
侵略者极其痛恨，但他们考虑到营业利润和经济收入，对罢市一直顾虑重重，
踌躇不决。正在这时，北京大逮捕的消息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上海各界人士，
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愤怒，使“五四”爱国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
6月4日下午，上海学生获知“六三”大逮捕消息后，纷纷走上街头。
他们拿着载有天津学联电报的传单，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到处宣传，并挨
门挨户地动员各商号自5日起一律罢市。遇到不愿罢市的商号，学生们甚至
“跪地泣求”。在学生们一再鼓动下，商界决定于6月5日宣布罢市。
上海总罢市得以实现，除学生的积极推动外，广大店员也起了重要作用，
各地店员都积极配合学生敦促商人罢市。在罢市过程中，店员不断与资本家
的动摇和妥协行为作斗争，使罢市得以坚持下去。例如，上海先施和永安两
个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罢市两天后资本家就发生动摇，店员们坚决进行抵
制，表示宁可牺牲现在职业或被扣除薪水也不复市。有的店员破指血书“学
生一日不放，本店一日不开”12个大字贴于商店门前，以表示罢市的决心。
在广大店员的影响下，中、小商人中也出现了不少爱国者。罢市所以能坚持
下去，爱国的中、小商人也是出了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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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在商界宣布罢市的同时，上海工人
为反对北京政府逮捕爱国学生，为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自觉地开始罢
工。上海商人罢市，可以说主要是学生发动起来的，罢市所以能坚持到底，
其根本原因是外有学生、内有店员的坚持和斗争。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参加
大罢工，完全是自动自愿的。上海工人罢工时，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到工厂
去劝阻他们，工人回答说，“你们比我们受了一些教育，也比我们富足一些，
你们没有想一想，我们工人难道没有良心，难道我们对卖国贼不能表示我们
的愤怒吗？”“你们稍微想一下，难道爱国精神只限于你们这些人才能表现
出来吗？”
6月5日开始的上海工人政治大罢工到6月10日达到高潮。6月5日，
首先是日本纱厂的工人宣告罢工，接着，铁厂、印刷厂、电车公司、手工业
和市政工人以至机器工人和海员工人都相继举行罢工。10日，沪宁、沪杭、
淞沪铁路工人全体罢工。
这次上海工人大罢工，为了统一的政治目标，打破了长期影响工人团结
的地区和行业的界限，实现了各区行业之间的总同盟大罢工，达到了空前的
团结，形成了空前强大的政治力量。
上海人民的爱国斗争，促成了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从上海开始的三
罢运动，不到一星期就迅速遍及全国22个省的150个城市。工人、学生以及
商人的斗争汇合起来，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潮。“五四”
爱国运动已成为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给了北京政府以沉重
的打击。特别是工人罢工，使交通中断、生产停顿，对北京政府打击最大，
而且各地继续酝酿着更大规模的罢工和罢市，使北京政府十分恐慌。在革命
高潮的震动下，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并安抚人心，北洋政府只好下令免去了曹、
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三个卖国贼被免职，是人民斗争的结果，是群众
运动的伟大胜利。“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算是达到了一个。但是山
东问题仍没有解决，因此斗争并没有结束。就在三贼被罢免不久，一场声势
浩大的拒签和约运动，又紧接着开展起来。
由于和约直接牵涉到山东问题，因此山东人民在拒签和约运动中特别积
极。为直接向北京政府表示山东各界人民反对在和约上签字的强烈要求，6
月18日，山东各界联合会决定派出请愿团进京请愿。然而，他们到了总统府
门口，总统却拒绝接见，代表们受到卫兵、军警的种种阻挠。代表们极为愤
慨，高呼：“山东之存亡，即吾辈之生死关头，今日如不得见总统要求以相
当之保证，则誓死于此，亦不归寓。”他们在新华门前坚持不走，甚至“跪
在门外，放声号哭。时适下雨，一小时后；各代表尽陷于水污泥潭之中，痛
哭失声，闻者悱恻”。最后北京政府才被迫答应“接见”代表们。
6月23日，山东代表推举6人面见大总统徐世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
山东的暴行，并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