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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文学的高玉宝效应。
不必说什么客套话了，最后，我还要说句让众多作家泄气的话，解放后几十年来，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学，赖以支撑的，不是与时俱进的作家们，而是那些傲骨嶙峋的学者们，比如陈寅恪、俞平伯这些人。
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1）
一
写下这个题名，连我都有些惊悚。国内我连深圳、海南都没去过，国外的实景不过是多年前在黑龙江畔朝俄罗斯那边望了几眼，如今却大言不惭地说要去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凭吊。“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比那位宋代的大诗人还要狂悖，该是“世界神游，多情应笑我没钱穷忙”了。
我还是去了，我的魂魄去了，就权当我的肉身也去了。
飞机越过波罗的海海峡，平稳地降落在斯德哥尔摩国际机场。游览市容之后，驱车来到西郊的一片墓地。一块块石质的墓碑，矮矮的凸出在茵茵的草地上，有的高点，有的低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切都如同我设想的那样。不是这些。我在墓碑间的甬道上悄然走过，尽量不惊动这些异国的亡灵，我要去另一个地方，去看那些葬于此邦的我的同胞们。
果然在这里。隔着一道疏疏的林墙，还有一块小小的墓地。瑞典真是个福利国家，对这些中国的死者，和他们本国的无名死尸，给以同样细致的关爱。和那边墓地上有名有姓的墓葬相比，也看不出多少明显的差异。草地荒芜些，墓石污秽些，那是因为极少有人祭扫，不能说待遇上有什么歧视。
我的心情陡地沉重起来。墓碑上没有名字，却嵌着一帧帧照片，该是葬前所摄，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姓甚名谁。莫应丰，张弦，路遥，邹志安，刘绍棠，王润滋，徐迟，公刘……我走过去，低下头，在他们的墓碑前一一默哀行礼。这都是些中国的一流作家，他们的肉质尸首，各葬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这里乃是他们精神尸体的栖息之地。
我抬起头，侧过身，恨恨地盯着瑞典皇宫的方向。
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又一个域外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构筑起中国作家的文学美梦，同时也撩逗起他们的雄心以来，有多少优秀的，或不那么优秀却异常骁勇的中国作家，拼了全力，向着斯德哥尔摩发起长途进击。
这是一幅惨烈的征战图。没有现代的装备，没有足够的糇粮，甚至没有一双便于长途跋涉的皮靴，笔是他们唯一的利器，拐杖都是前行的赘物，就这么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上路了。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向西偏北！越过哈隆克丘陵，向西偏北！走过东欧平原，向西偏北！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看上一眼，脚步不停，继续前行。如果有人坐飞机，沿着这条路的上空飞行，临窗下望，当会看到，这里那里，倒卧着一具具的僵尸，有的已成了森森的白骨。这里那里，仍有趔趄前行的身影。不管是倒下的，还是行走着的，脸都朝着正西偏北方向。脚步可以紊乱，呼吸可以停止，心中的方位是不会乱的：在东经18度和北纬59度的交点上，有一个城市，它的名字叫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座皇宫，那儿每年一度颁发一项世界级的文学奖，用的是一个炸药制造商的存款利息，署的也是他的名字，此人名叫诺贝尔！
正因为知道自己的同胞们，有这样惨烈的远征，当上世纪的最后一年，瑞典皇家学院将这一奖项颁给一个叫高行健的法籍中国人时，我心里既悲伤又愤懑，不由得冷笑一声。这是又一个基辛格式的西方智慧，不，应当说是基辛格式的西方诡诈。“美国政府注意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上海公报》上的这句话，轻轻地就把一个严峻的对立抹平了。一个世纪了，中国人应当得到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于是给了一个法籍的中国人，你能说他不是用汉语写作吗，你能说他不是中国人吗？
不管怎样的结果，不管怎样的屈辱，我们还是要前行，要进攻，向着斯德哥尔摩，向着金光灿灿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奖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们神圣的方块字。
二
看着这一个个中国优秀作家的墓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这里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几十公里，他们为什么会穿过市区，在这儿倒下呢？
沉重，厚重，什么什么的重，就是这些重，害苦了他们，害死了他们。可悲复可怜的是，他们至死不觉，还以为自己仍不够沉重，不够厚重，不够什么什么的重。
在这些精神尸体葬于斯德哥尔摩市西郊墓地的作家中，我唯一认识的，是陕西的路遥先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一九八零年），我在北京的文学讲习所上学时，他来到我们的住处，向我和我的同学们组稿。当时他是《延河》编辑部的一名普通编辑。我给了两个短篇小说，都发表了。再后来，他写完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直接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去北京送稿。路过太原，我和我的同事们，曾在一家不错的饭店宴请他。他的弟弟陪着他，我们向路遥敬酒，都被这位憨直的弟弟挡驾了。也不说别的，一口浓重的陕北话，只是说：“厄（我）哥太累了！”又过了两年，听到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并获得茅盾文学奖不久，便听到了他去世的噩耗。他的那本《早晨从中午开始》，我没有看，内容听人说过的。说他怎样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作，晚上没有吃的，找几天前剩下的干窝窝头吃。写完《平》书最后一句，竟将钢笔掰断，从窗户扔了出去。他是累死的，他是为写作累死的，人们都这么说。
他是累死的，人们赞叹之余，怎么就不想想，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其写作的劳累，怎么就会击倒这样一位壮实的陕北汉子。
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2）
现在可以说了，他是死于一种可怕的文学观念，死于足以置任何一位中国作家于死地的这个鬼魅的纠缠。
要写就要写划时代的作品，要写就要写死了以后能当作一块砖头垫在脑袋下面的作品，多少中国作家都有着这样惊人而又远大的志向。于是写作不再是一种智力的较量，于是写作变成了一种体力的拼搏。就像农民种地，就像工人做工，一份血汗一份收获，成为他们人生的信念。再加上“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种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愚蠢的期许。下了那么大的苦，写出这么厚的书，还不能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一样矗立于世界文坛吗？
造成中国作家心理沉重，笔力沉重的，还有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沉重，厚重，这些要命的文学观念，早已灌输到作家们的头脑中去了，他们还要手提皮鞭在一旁督责。你只沉重一点吗？叭，一鞭抽过来，再沉重些！你想轻松地写吗？叭，一鞭抽过来，要沉重些！于是我们的憨朴的作家们，只有拼了命地沉重了。
用力过猛，用力过重，他们身体的劳作，已超过了诺贝尔奖需要的付出。这过重过猛的用力，使他们冲过了斯德哥尔摩市区，仆倒在该市西郊的荒野上。而智慧的迸发，还路途遥遥。
多少杰出作家的作品，多少杰出作家的写作方式，真的没有给他们一点有益的启发吗？
世上确实有苦行僧式的作家，也确实有这样的作家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是，如果你承认优秀作品不是一种简单的字数的累加，而是人类智慧的体现，那么你就应当承认，世界上便多的优秀作品，是轻松完成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愉悦，一种享受，不光是事后的，也是事中的，不光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至少至少，不是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劳作。
多年前，我曾访问过章克标先生，那时他已经是近百岁的老人了。独自一人，蜗居在海宁城东的一间小屋里，来了客人，欢喜异常，坐下起来，像猴子一样精神。不等我问，他说他已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自传，送去出版了，正在写着一部也是百万，很快就要完成了。他的自传出版后，我看到了，只有三十几万字。编辑说原书确实是九十几万字，是她删了的。这部不假，第二部也不会有假。几年天气，一位百岁老人，完成了二百万字的作品。他没有死，现在还好好地活着，已是一百零三岁的人了。
轻松不一定就写不好。写作，在更高层面上，是一种智力的付出与较量。不光写作，科学、技术、文化，各个方面，各个专业，凡称得上事业的，最终都是一种智慧的开拓与发现。其目的，就是要把人类在这方面的智慧再往前推进一步。文学艺术，尤其是这样。而轻松，绝对是智慧流淌的一种贯常的形态。你见过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聪明人吗？
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写长篇小说的，我喜欢的很有几位，老一茬的有老舍和李■人，年轻一茬的有王朔和贾平凹，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写得轻松，轻松地写出了堪称优秀的作品。《离婚》是老舍艺术上成熟的一部长篇小说，一九三二年夏天，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是不是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没黑没明地赶着写呢，也不是。且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从暑假前大考的时候写起，到七月十五日，我写得了十二万字。原定在八月十五日交卷，居然能早了一个月，这是生平最痛快的一件事。天气非常的热——济南的热法是至少可以和南京比一比的——我每天早晨七点动手，写到九点；九点以后便连喘气也费事了。平均每日两千字。”（《我怎样写》）
再看李■人。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在给好友舒新城的信中说：“去年所作小说本有数万字，但不满意，将来删节之下可得二万余字。自本月七日起继续补作，计在走时可得四万字。决计回家之后专心为之，期在十日内写出四万字。再以二十日之修饰剪裁抄录，则是在七月底可得一部十万余言之完整小说，此部小说暂名‘微澜’。”（《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选手迹》）这便是李氏的长篇名作《死水微澜》。十日内写出四万言，他是个享受型的文人，想来什么好事也误不了。
王朔和贾平凹就不多谈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写得轻松。王朔是个直率的人，虽然有时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比如《看上去很美》出来时，说他要连续写十部长篇。但他的写作心态之好，当今的中国似无出其右者。关于此人，下面还会谈到。贾平凹别看平日苦兮兮的，实际上可以想象得出，写作对此公来说，是件多么举重若轻，多么胜任愉快的惬意事儿。若非如此，以他的体质，那么大的写作量，小命早就没了。保不准，写作恰是他的养生之道呢。
道理是和诚信相联的。像我这样一个不入流的作家，道理说得再透，例子举得再多，没几个人会信。那就看看外国的大作家是怎样说的吧。
卡尔维诺，意大利小说家，被誉为“作家的作家”，可说是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了。他的三卷本的选集，正一摞一摞的摆在书店的柜台上出售。一九八五年九月前写好他的讲稿，准备去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未及前往便去世了。这年年初开始准备这些讲稿，定名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既可说是他对未来千年文学的期望，也可说是他一生写作经验的总结。书中收有他的五篇讲稿，打头一篇题名便是《轻逸》。你千万别以为他说完了轻逸，还要接着说沉重，没有，接下来的四篇是《迅速》、《确切》、《易见》和《繁复》。原拟作八次讲演，已有设想，未来得及写出的第六讲是《连贯》，第八讲是《开头和结尾》，第七讲不知道，想来也不会是沉重。往下看你就知道为什么不会是了。
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3）
一开篇，卡老先生便讲道：“写了四十年小说，探索过各种道路和做过各种实验之后，应该是我寻求自己毕生事业的总体定义的时候了。我想指出：我的写作方法一直涉及减少沉重。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首先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该书第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
接下来是周详而精湛的论述。
实际上这个道理，在中国古代的文论中，在中国现当代一些著名作者的写作谈中，都有论述。只是不及卡老先生这么郑重其事地提出罢了。比如苏轼和金圣叹就说过类似的话，比如老舍的写作谈中，就有这样的意思。他老人家也是这么做的。
唉，若是路遥这些人，在向斯德哥尔摩进军的途中，肯停下来，趁喘气的工夫，看看中外作家这些有益的告诫，琢磨琢磨其中的道理，也就不会那样卖命地写作了，不管文学成就的大小，至少命是保住了。
三
轻逸——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用轻松这个词，而改用轻逸——不是一种单纯的写作方法，诚如卡尔维诺所言，更是一种深邃而精辟的文学观念，后面他对这一层意思有更为具体的阐述。
我的心绪有点烦乱，从墓地踱开，来到林墙跟前的一个石凳旁坐下，看看远处的山峦，天际的白云，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想到了这位哥伦比亚的优秀作家。“许多年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自从这个长篇小说由翻译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后，有多人做了或精明或愚蠢的模仿。然而，又有几人意识到，这绝不是一个俏皮的语式，乃是一个全新的文学观念的标识。
米兰·昆德拉，我又想到了这位杰出的捷克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刚刚翻译过来的时候，在作家圈里，是怎样的走红。没看过这本小说吗？那你就不配称为作家。中国作家的模仿力是极强的。精明的日本企业家模仿欧美的电器，有抱负的中国作家则模仿欧美的文学，堪称世界双绝。新时期一浪高一浪的文学大潮，其动力多来自大洋彼岸欧风美雨的侵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阅读，让中国的新进作家们喜出望外。相近的社会形态，长期禁锢下的也大体相同的人性，啊，对现实社会的描绘原来也可以纯然出之以情欲。本来是一个有益的启发，经过愚蠢的大脑的过滤，竟变成了一条轻狂的捷径。多少年过去了，多少本书出来了，只见血色的肉欲，没有见一只血中飞出的凤凰。学的最到位的，是那种一见面就上床的叙述，还有那种凌乱不堪的结构。米氏的上床自有他不得不然的苦衷，其结构看似凌乱而有他内在的纹理。我们呢，上床就是上床，看似凌乱也就真的凌乱。
按照卡尔维诺的文学价值观（《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最初曾打算用《给未来千年的几种文学价值观》这个名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恰是一部轻逸的小说，那种绝对世俗化的故事，那种轻快灵动的笔调，在在显示了米兰·昆德拉举重若轻的小说艺术功力，更何况他的书名中还赫然嵌着一个轻字，而这种轻，又是难以承受的一种重。
轻逸不是轻飘，更不是轻狂。为了说明自己的这一文学观念，卡尔维诺举了一个希腊神话作例子。神人美杜萨（Medusa）有一种特别的本事，凡是她看到的一切都可化为石头。决心为民除害的英雄柏修斯（Perseus），想到了对付这恶棍的办法，他穿了长有翅膀的鞋飞来飞去，使美杜萨难以施展其魔法。他不看美杜萨的脸，只观察映入青铜盾牌的女妖形象，终于一剑砍下了美杜萨的头颅。“柏修斯依凭了万物中最轻者，即风和云，目光紧盯间接映像所示，即铜镜中的形象。我不由自主地立即把这篇神话看作是对诗人与世界关系的一个比喻，写作时可资遵循的一种方法。”不必多加阐释，最好是细细地玩味，玩味其每个细节，多加思考，却又保持住对于其形象语言的感悟。此中有道，其道在文学的叙事过程，而不在我们从旁对它添加的因素。
谢天谢地，在这篇演讲稿中卡尔维诺也提到了米兰·昆德拉，且十二分的推崇。他是这样说的：
一个小说家如果不把日常俗务变作为某种无限探索的不可企及的对象，就难以用实例表现他关于轻的观念。这正是米兰·昆德拉所做的。他做得十分明确，十分直截了当。他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是对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表现出来的一种苦涩的认可。这不仅仅存在于他的祖国命定遭受的那种极度的、无所不及的受压迫的处境之中，也存在于我们大家所处的人类的命运之中，尽管我们可能要比他们幸运十倍、百倍。对于昆德拉来说，生活的沉重主要存在于威迫，把我们裹得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