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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跃上长篇的台阶。当代的名家如孙犁，如林斤澜，虽有长篇或勉强可称为长篇的作品在（林的《矮凳桥风情》自认为属长篇一系），但他们也难逃此厄运。不错，现在我们每年有数百部长篇出产，可你能说长篇仅仅是个长的篇幅？果真如此，交响乐该是许多小调的合奏。
心病还须心药医。王元化的话是对的，既然传统文化抑制感情的奔放和宣泄，使我们的文学只善于出产那种精巧的小玩艺儿，要出产长篇小说这种大玩艺儿，其解救之道，只能是破除传统文化的阻障，实现感情的酣畅淋漓的宣泄。
还得说到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纵然有那么多的缺憾，平心而论，它还要算作当代颇有现代意识的长篇制作，至少他以他的巨大的才华，在作品的主要部分，达到了酣畅淋漓的境界。这对当代的作家，不能说不是有益的示范和启发。
中西文化的不同，使彼此在文学艺术上各有优长和短缺。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文学，创作有现代意义的长篇小说，应当继承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如意境，如纯情，而摒弃它的消极的一面，如人物和事件的繁复，如“从盘古以来说到而今的倾向”。还应当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的优长，如感情的宣泄，如个性的强烈，如结构的宏大，作为改造和发展我们文学的利器。不必忸怩，人家比我们强，至少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6）
不克服文化观念上的阻隔，我们的长篇小说只能在低层次上徘徊不前。
只有克服了这种阻隔，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才能有长足的发展，产生惊世或传世之作。
这两句怎么不对味儿，像是什么大报告的小尾巴。看我都说了些什么！
酷评刘心武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大人物，经常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或许是当过多年的中学教员吧，他似乎有种“教师情结”，总想教导别人点什么，而所教导的，又每每出乎常识之外，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之外。不知他真的就这么蠢，还是要装得这么蠢，一时真还弄不清楚。
韩石山酷评刘心武
这里本来该放两篇文章的，一篇是此文，一篇是此文中提到的《文学自由谈》上的那篇文章，名叫《何日看遍长安花》，收入我的随笔集《黑沉中的亮丽》，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一是那篇文章较长，谈到的不止刘心武一人，再是谈刘心武的部分此文中大略说到了，就不收了。
刘心武无疑是新时期作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当年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还当过《人民文学》的主编，那可是个重要的“文学的位置”。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大人物，经常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或许是当过多年的中学教员吧，他似乎有种“教师情结”，总想教导别人点什么，而所教导的，又每每出乎常识之外，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之外。不知他真的就这么蠢，还是要装得这么蠢，一时真还弄不清楚。像《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这样的文章，只要稍微想一下就知道是怎样的荒唐，怎样的下流，也就不会写了。可他偏要写，还写得那么有滋有味，理直气壮，直让人疑心那一忽儿脑子是不是灌了水。就这样低级错误的文章提出批评，我也疑心自己的脑子是不是也灌了水。
刘心武的心态（1）
以在文坛的资历说，我只是个老兵，刘心武先生算得上将帅一流的人物。学识上就更不能比了，我只是个村学究，刘心武先生则称得上学贯中西，博大精深。不是挖苦，看他这几年的随笔，没有他不知道的，没有他不敢谈论的。然而，若把韩愈那句“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颠倒过来用——其意就成了“我教学生是不管他比我大还是比我小”——我说我可以当刘先生的老师，也是说得过去的。
前些年我就教过刘先生一次，可惜他悟性太差，不会举一反三，于是又有了这次更低级的错误。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的《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上，登了刘的一篇文章叫《他们都哪里去了？》，后来我在《文学自由谈》某期上撰文说，此文乍看是悼念亡友，实则不然，乃是一篇极为阴暗的泄私愤之作。
文中写了几个刚刚去世的人，有的曾是他的朋友（张暖昕），有的是他的同事（王朝垠），有的是他的司机（杨师傅），生前都和他有些过节。比如写到杨师傅，说他初来《人民文学》上班，杨给他开车，“那时不论坐车的我，还是开车的他，心理上都有障碍”，有回到了下班时间，有人冲着杨说：“得，你该送他回府啦！”老杨面子上下不来，便说：“他呀，叫他‘咏叹调’去吧！”每写完一个人的死事，都要惋惜地反问上一句：某某到哪里去了呢？
看完全文，给人的印象是，凡是和刘心武闹过别扭的人，都不得好死。
在《文学自由谈》上的文章里我说，这是新时期以来，最下作的一篇文章。
这样下作的文章，写上一篇都是了不起的贡献，没想到刘先生又来了一篇。
这便是登在二○○○年第二期《文学自由谈》上的《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其中第一条是：
要十分珍惜你的童贞。千万不要因为读了某些文字，便以为自己尚未解除童贞是落伍、保守、不懂得享受生活或丧失了个人自由。要把童贞献给真正的爱情与健康的欲望。我特别不希望你为“开放”而“开放”，糊里糊涂地在某一刻丧失了你的童贞。须知你的生命只有一次，你的童贞一旦丧失便不可能有第二个“初夜”。
第二条和第一条的意思差不多，不过又往前推了一步，劝他的侄孙女不要“乱伦”，不要多人“乱交”。因为“乱伦的性行为至少是不正当的、病态的。多人乱交的性行为至少是丑恶的、变态的”。总之一句话：不要随便和人上床。
我不知道刘先生的这位侄孙女有没有父母，若有，她的父母看了这位堂祖父对自己的女儿的这些忠告，会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处置。最低限度他们该想到，你刘心武把我们的女儿看成什么人了，把我们这个家庭看成什么家庭了。你有这样的责任心，该去管教你自己的女儿，别在我们的女儿身上发泄这样丑恶的、毒汁四溅的性欲。如果这个女孩子没有父母，归刘先生教养，那么这事儿就更蹊跷了。
别的不说，就说乱伦吧，普通词典上的解释，指在法律或风俗习惯不允许的情况下近亲属之间发生的性行为。若这女孩子有父亲，那么这个最易发生乱伦的人便是她的父亲，若这女孩子没了父亲，归刘心武教养，那么最易发生乱伦的人便只有刘心武这个堂祖父了。这样一来，教导这女孩子别乱伦，岂不等于是劝告她的父亲别奸污自己的女儿，告诫自己别打侄孙女的主意吗？
有些愚腐的人或许会说，纵然用词不妥，刘先生总是好意呀。
我不这样看。有些话是长辈该说的，有些话是长辈不该说的，有些话是该女性长辈说的，男性长辈说了总让人觉得别扭。这是一回事。只是个妥当不妥当的问题。比如女孩子应当讲究经期卫生，若母亲在，自然由母亲指导为宜，若没了母亲，跟前又没有合适的人可以借重，当父亲的指导一下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然而，刘先生给侄孙女的忠告，绝不能作如是观。
从《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里，可以看出，时序虽然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而我们的思想文化界在对女性的认识上，仍停留在上个世纪初的水准上。几乎可以说，一百年来没有什么长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除了对科学的提倡之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女性的发现。在这方面，倡导最为有力，论述最为翔实的是周作人。他的那些论述就不必细说了，且看这样几句话：
我固然不喜欢像古代教徒之说女人是恶魔，但尤不喜欢有些女性崇拜家，硬颂扬女性是圣母，这实在与老流氓之要求贞女有同样的可恶……我们要知道，人生有一点恶魔性，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正如有一点神性之同样地重要，对于妇女的狂荡之攻击与圣洁之要求，结果都是老流氓（Roue）的变态心理的表现，实在是很要不得的……从前的人硬把女子看作两面，或是礼拜，或是诅咒，现在才知道原只是一个，而且是好的，现代与从前的知识道德之不同就只是这一点，而这一点却是极大的……（《北沟沿通讯》）
对刘心武这样的读书人，周作人早就看了个透辟。在《“半春”》一文中说：“中国多数读书人几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见女字便会眼角挂落，现出兽相，这正是讲道学的自然的结果，没有什么奇怪。”
刘心武的心态（2）
这样的读书人，也就是道学家。在《爱的创作》一文，周作人有过毫不留情的剖析：道学家本来多是“神经变质的”（Neurotic）；他的特征是自己觉得下劣脆弱；他们反对两性的解放，便因为自己如没有传统的迫压他必要放纵不能自制，如恋爱上有了自由竞争他必没有侥幸的希望。
在这上头，鲁迅、胡适、陈独秀，都有过近似的论述。
说到这里，我怀疑刘心武有没有这样一个侄孙女，极有可能的是，刘先生不过是虚拟了这么个侄孙女，借以教诲（实则是污辱）中国所有正在长大成人的女孩子。
如果说那篇《他们都哪里去了？》是新时期以来最下作的一篇文章，这篇《给侄孙女的七条忠告》则可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下流的文章了。
酷评余秋雨
说白了，是余秋雨的散文原本就不是什么创造，不过是一个也还有些才气的读书人的精心编撰。时间一长，就陷人自己制造的模式之中，难以摆脱，也就难以为继。
韩石山酷评余秋雨
中国文化界，对余秋雨的散文提出批评，我算比较早的。这里收集的三篇，第一篇《余秋雨散文的缺憾》，写于一九九五年，其时他的《文化苦旅》刚出版不久，还不像后来那么火。不是专门写的，是从我的一篇谈散文的文章中抽出来的。那几年，我常把写得长些的文章拆开来零售。那篇文章叫《散文的热与冷》，记得是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的，后来收入我的随笔集《黑沉中的亮丽》。
在《余秋雨散文的缺憾》中，我对余氏散文的批评，主要是指出，他犯了散文写作的大忌，把散文当小说写了，误导读者，欺哄读者。再就是，他的散文，是一种盛世文章，言下之意是品质不那么高。对余氏散文的品质，多年后在为《山西文学》写的一则编者按中，就说的更为明确了：
建国五十年多年来，堪称一代文雄者，仅有两人，一为杨朔，一为余秋雨。杨朔可代表“文革”前的文风，余秋雨可代表改革开放以来的文风。杨文能无视当年社会上的各种疾苦与灾难，而以清纯真挚的语言，显示中国社会欣欣向荣之象，中国人民丰衣足食之态，功莫大焉。至今仍为一些青年学生所仿效。余文能无视当今社会上的种种弊端与疾患，以沉郁雄健的笔致，显示我中华民族悠久之历史，灿烂之文化，进取之精神，伟岸之品格，亦功莫大焉……此二子者，都是论功可上凌烟阁，论德可配享孔庙的大作家。（《山西文学》二零零三年第七期）
第二篇《余光中是杆秤吗》，是前一篇发表后，有读者提出反批评，我作的答复。对余光中的散文，我也是看不上眼的。因为要与余秋雨的散文作对比，也就说了一些过头的话。第三篇是为余秋雨辩护的。批评不光是挑毛病，该为作家说话的时候也要说。
余秋雨散文的缺憾
这两年，余秋雨的散文很走红，真可说是到了谈散文不谈余秋雨就是不识货的地步。他最初的散文集子叫《文化苦旅》，说的大都是他趁讲学之便，去各地作文化古迹考察，以及考察中生发的种种感慨。或许正是因了这书名和这内容，人们给他的散文起了个高贵的名目，叫“文化散文”。似乎先前的散文都是没有文化的，独有这一家的是有文化的。实际上，过去这类散文另有个名字，叫学者散文。比如文化大革命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就是一边写自己的游踪，一边对眼前所见到的古迹作历史考察或考证。只能说余秋雨的散文，更偏重于文化意义上的考察与阐述，因而也更能激起对这种文体感到新鲜，对古代文化知之甚少的年轻读者的兴趣。
他最著名的一篇该是《道士塔》了。写的是当年看守莫高窟的道土王圆■将大量经卷卖给外国探险者的事。作者的描画很细，感慨也很深。比如，说到当时政府的腐败，绝不可能保护这些经卷，也绝不可能开展敦煌学的研究，几乎是呼天抢地地说——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这义愤是很有感染力的。但和《内蒙访古》相比，我们就会发现，后辈人更会写文章了。比如对王道士用白灰涂佛像一事，作者是这样写的——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来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究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证，断然不敢这样下笔。因为那些洞窟里的雕像，固然有被涂了石灰水的，可你凭什么说就是王道士做的？为什么不会是多年后一个李道士，或者说是当时政府为了保护雕像不被风蚀而特意涂上去的。——是想象，是推测，也得说在明处，别把什么都说成是真的，就像亲眼见过似的。
这篇文章布局很精巧，共四段，每段都不太长，行文也自然有致，该描述的地方描述，该议论的地方议论，没有化不开的痞块，也没有过多地游离于主题之外的笔墨。然而，读过之后，我的感觉是，作者写这样的文章肯定不轻松。这一点，从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也不难看出。他说，好些年以前他写过一些史论专著，曾有记者撰文说他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自己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到岁月陡增。而他的这些散文，就是当作史论写的，比写史论更难的是，他还得编造莫须有的情节，还得使整个文章像艺术的创造。这该有多难，怎么能轻松得了。记得不久前看一则报道，说是余秋雨对人说，他今后不再写这类文化散文了。往后再也看不到这么有文化的散文了，这该多么让人伤心，看来那句“圣人不出，其如苍生何？”应当改为“圣人隐去，其如苍生何！”
我却只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为我们的文坛悲哀，为我们的年轻读者悲哀。哪有作家风头正健时，突然宣布搁笔的道理？急流勇退，是有这种说法，可那说的多是官场，文坛又不是官场，怎么将官场的运作方式搬到文坛上来了？——莫非真的意识到，再写下去会有什么凶险？笑话，这样的盛世文章，谁敢说有什么违碍的地方？
说白了，是余秋雨的散文原本就不是什么创造，不过是一个也还有些才气的读书人的精心编撰。时间一长，就陷人自己制造的模式之中，难以摆脱，也就难以为继。宜布搁笔，算是一种最体面的逃遁。
余光中是杆秤吗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华读书报》的《家园》版上，有篇李秀生先生的文章，对我谈及余秋雨散文的一篇文章提出批评。其中说，“不管论者是何等的狂妄乃至不可一世……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值一驳，因为其中牵涉到的许多方面都是常识性的东西”，在列举了几个人对余氏散文的评价后，又反问道：“韩先生真的懂了吗？”
我只能说，你还是驳了，我还是不懂。
对余秋雨的散文，我已对某人说过，再不作评价，虽说没多少道理，既已说过，总得恪守不渝。
令我不敢苟同的是，李先生的论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