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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想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这话不能细想，一想毛病就出来了。
凡是写作的，谁不想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若他们是杀猪的，不在屠宰行里争名次，却妄想在文坛占一席之地，那是胡闹，他们都是写作的，这样想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想想我们这些人当初是怎样走上文坛的，为了党的文学事业，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肯定都有这样高尚的追求。容我低声地问上一句，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一点点，不多，只一点点的名利之心？别硬撑着，承认吧，不丢人。在这上头，为党为国，和为自己，没有丝毫的抵牾。若你说你没有任何个人的动机，纯粹是为了党和国家才秉笔为文的，精神固然可嘉，只是要让人怀疑你有没有文学的才华。毫不相干，叫做什么就能做好什么，怕从古到今都没有这样的全才。什么都能做的，肯定不会精专，十有八九是个庸才。这么神圣的事业，怎会让一批庸才来完成。
文坛就是要靠一批批、一茬茬的优秀分子你争我抢，你上我下，来维持其繁荣的。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进步。想在文坛上一展身手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多一些优秀分子来文坛献技竞艺，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没有一点坏处。
不是不让他们来文坛上竞争，是说得拿出作品来。
对极了。反驳这个论点，我都有点胆怯。你说的拿出作品，肯定是说，得拿出有分量的作品。一个作品的分量，几斤几两，是很难称出来的。我说好的，你不一定说好，争论起来，就肯定是不好。这一手我也常用。能不能退上一步，没有作品的，可不可以说几句硬气的话，非议非议那些有作品的大作家。也就是说，能不能先发宣言，然后再说别的。
且看史实。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十二人，聚集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成立他们的文学研究会的时候，不说别人了，光说后来成了大作家的周作人、沈雁冰、叶绍钧三位，又有什么有分量的作品呢？他们成立这个会的目的，说穿了，就是要把当时甚嚣尘上的鸳鸯蝴蝶派驱逐出文坛。再看创造社吧，一九二一年六月上旬，郭沫若奔走于京都和东京之间，和郁达夫、成仿吾、田寿昌商量他们的刊物是叫《辛夷》还是叫《创造》的时候，他们又有什么有分量的作品？若说有什么的话，只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成仿吾说的：“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成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再就是，文学研究会已然成立，他们要占据一席之地，就得自立旗号。不用再举例子了，中外文学史上，先发宣言再做成事的，多着呢。
佯狂难免假成真（2）
前人没有什么作品都敢这么说，怎么轮到当今已颇有名气的几个年轻人，就要别设门槛，另眼相待呢？
有话好好说，怎么能做出这么一副无赖相。
怎么叫好好说，唱着说还是跪着说？他们是作家，写着说就是最好的说。
从中国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上看，他们的话是有不规范的地方。手边没有宣言与答卷的文本，要不我会在这儿狠狠地引述几段，让人看看他们的嘴脸的。确实不太地道。新出的《现代汉语词典》里收了那么多优美词语，不会多用上几个吗？要是我，我会捡最好听的说，而把最恶毒的意思藏在里面，让对方看了气得嗷嗷叫而说不出你什么。真要那样做了，你会说我个好字吗？
年轻人就应当有年轻人的表达。他们平日说话就那么个德性，你不能要求他们和你说话了就变成你的那种德性。谁的德性好，谁的德性坏，怕还在两可之间。
再往深里说，谁说话也不会像天平那么平平的，不偏不倚，恰如其分，不是过这面点儿，就是过那面一点儿。这种情况下，得看是往哪边过。往好的一边过，是伪善，往坏的一边过，是伪恶。伪恶与伪善相比，伪恶要好一点。记得什么古人说过，人可伪恶而不可伪善。道理很简单，伪善是没有那么好，而要让人相信他已然那么好，伪恶是没有那么坏，却要示人以那么坏，装出来的坏肯定不会多么坏。而敢示人以坏，不怕人说坏的，该是多大的气派。
准乎此，如果韩东们在打定主意要“断裂”时，不是这么直言不讳地狂呼乱叫，而是说“我们比你们更忠诚，更会来事儿”，那反而叫人恶心了。
怎么能否定那么多当代大作家，尤其是不该那么说鲁迅呀。
他们的文本中，否定的当代作家很有几个，名字就不说了。我看这也没什么。谁都有几个看不上眼的作家，不管他多大，看不上就是看不上，谁也无可奈何。韩冬们的憨厚之处在于，把他们写出来了。再说，这儿是只写他们看不上眼的，要是写他们看得上眼的，怕也会写出一大串的。
不该那么说鲁迅，这话主要是指韩东的那句“鲁迅是块老石头”。韩东们的话，有许多让我反感的，恰恰是这句，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无论字面上，还是字面里，这句话都不是评价鲁迅个人的，而是斥责那些把鲁迅当石头拿来砸人的。
这是事实。我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文革”初期两派辩论时，只有两个人的话是可以交错使用而常胜不败的，一个是毛泽东主席，一个就是原名周树人的鲁迅先生。再就是，人常说“文革”中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不说了，一个作家是浩然。这话不全面，应当是“八个样板戏两个作家”，另一个作家就是鲁迅。于此也就可知，鲁迅在“文革”中起了什么作用。然而谁都知道，可与鲁迅本人什么关系也没有。
在那些人手里，鲁迅不光是块老石头，还是块大石头，该说大老石头才准确。放下这块大老石头，他们就没辙了，难怪听了那么不高兴。
至此，我们可以放心地说，这些年轻人的断裂，不过是脐带从母体上的断裂，期盼的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不是一刀下去，要把谁砍成两截儿。
断裂事件过去快一年了，韩东们的表现如何呢？我看到的最新消息是，海天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断裂丛书，韩东主编，收有楚尘、顾前、贺亦、吴晨骏、金海曙、海力洪六人各一本小说集，《大家》开辟了朱文工作室，连续推出这位断裂派主将的新作。
不必推测他们将来的成就了，他们现在做的这些，就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敢做的，甚至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敢想的，这就足够了。若说期望的话，只能是期望他们今日的佯狂能早点成为他日的实绩。
郁达夫是我敬佩的一个作家。不光小说写得好，旧体诗也写得好。《钓台题壁》是他的名篇，且让我将全诗抄在这儿，与韩东、朱文之流共勉吧：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当年达夫先生曾将此诗题写在桐庐严子陵钓台的石壁上。若诗果真可岐释的话，在我看来，这首诗句句都像是说断裂派诸君子的，韩东们真该把它大大的写在鸡鸣寺的一面墙壁上。
酷评鲁迅
中学课本上，这样大量地选鲁迅的作品，鲁迅先生地下有知，怕也不会同意的。他知道他的作品，适宜中学生读，还是不适宜中学生读。
韩石山酷评鲁迅
对鲁迅，不能说是批评，只能说是研究，当作一门学问那样地研究。既是研究，只能说方法的对与错，材料的真与伪，不能说结论。方法是对的，材料是真的，得出什么结论就是什么结论。你不能说，只有得出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这样一个结论，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旁门左道，就是犯上作乱。那样的话，就不是研究了，只能说是命题作文，不，连命题作文都够不上，命题作文还讲究个发挥，这是连发挥都不行，只能说堪比封建时代的鸿胪传唱，遵旨行事。
解放后，鲁迅研究成了显学。研究鲁迅是要有资格的，不是谁想研究都可以研究。当然，你可以偷偷摸摸地做。比如解放初期，你是研究鲁迅的，且卓然有成，到了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再要研究鲁迅，怕就不能明目张胆地做了。不用别人说，你自己先就觉得不配。这样的显学，本来我是不想碰的。先前是不够资格，后来经得多了叫我做也没那个兴趣了。岂料，一句不经意的话，让我决定碰一碰这门显学。
二零零一年四月，中国现代文学馆邀我做次演讲，按惯例，讲完之后都有一段时间的交流，就是听讲者提出问题，演讲者即席回答。有个朋友提问，说，你对鲁迅的书和胡适的书有什么看法，这种即席回答，一定要简洁明快，我当即说：读鲁迅的书是让人长脾气的，读胡适的书是让人长学问的。演讲录在《山西文学》发表后，引起好些人的不满，有的写信斥为狂悖，有的著文大加嘲讽。我是说得简略点，但自信没有大错。后来在别的演讲中，曾就这个话题做过发挥。再后来，就提出了“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的命题。还有一个说法，也是让那些敬仰鲁迅的人大为不满的，就是我曾多次说过，几十年来，我们拿鲁迅作品对全民进行教育，没有起什么好的作用。中学课本上的鲁迅作品，选得太多了，不符合课本选文的通则，已经引起教师和学生的反感。不幸的是，过后不久，又因为一篇《鲁研界里无高手》，引起了鲁研界的严厉批评。
这样一来，我就觉得，不认真研究鲁迅不行了。于是二零零五年春天，便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全书二十余万字。有两三章在我编的《山西文学》上登载了。登载第二章时（《山西文学》二零零五年第六期），在《作者附记》中，说了这样的话：
写作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一切都必须限定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用学术的方法，得出学术的结论。所以不涉及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事，是因为我认为从那时起到去世，鲁迅完全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评价，也应当用另外一种标准评价，不属于我所关注的学术研究的范围。此前，既然说鲁迅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有待转变或正在转变中，那么就应当允许做学术上的研究与评价。
收集在这里的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是讲演录，是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讲的，两文章中，《也谈鲁迅的买书》，是多年前的一篇随笔，其时我还未介入鲁迅研究，只能说是偶有所得，就写了这么一篇。《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是《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一书的最后一节。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1）
关于鲁迅的两种评价
我来谈谈我对鲁迅的看法。不是要宣传我的观点，是想介绍我的研究方法。
我的讲题是：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
来之前，对一些说法，想找几个较为确凿的证据，翻了几本书，一下子还找不到。我是说没有找到确凿的，不是说没有找到。
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这好找，就在毛主席的著作里。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不好找，因为这已成了民间一种共识。人们说话、写文章，顺口就说了，就写了。比如王朔在他那篇《我看鲁迅》中就说，“人们加在他头上的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骨头最硬！”王朔不是学界中人，他的说法最能代表民间的看法。这种共识，不是民间自发的，是学界的人种植的，灌输的。
学界呢，毕竟是学界，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绝不会说的这样确凿。它的说法总是含糊的，但倾向性又很明确。我们看看学界的说法。
张梦阳编的那套《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是很权威的，每卷前面都有一篇《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第一卷的概述中就说：“鲁迅是中国近代史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作为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创立了奇迹般的功绩。”他在“文化新军”前面加上个“五四”，这样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混在一起了。毛主席说文化新军就是文化新军，没提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说了五四文化新军，接着再说主将，就给人造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印象。可是你要责备他却不行，他会说，我说的是“文化新军”呀。这样说，你们听不清楚区别在什么地方，下面说了毛主席的评价之后，就会明白的。这区别是很大的。
再举一个含糊的例子。王富仁在鲁研界是个大腕级的人物，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到鲁迅是这样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始终是在以鲁迅为主将的新文学先驱们所开辟的文学空间中进行创作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第108页）这话就更倾向于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说法了。新文学先驱们的主将，还不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
现在我们来看看，鲁迅究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呢，还是仅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主将，或者说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先看毛主席是怎样评价鲁迅的。毛主席评价鲁迅，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的会上说的，发表出来的文章叫《鲁迅论》。一次是在一九四零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有两大段专门谈鲁迅。
细细地看看这两篇（段）文章，就知道毛主席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了。
在《鲁迅论》里，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没有后来高，只是分三个特点，概括了鲁迅的精神。第一个特点是政治的远见，第二个是斗争精神，第三个是牺牲精神。在说这三个特点之前有个总的评价。原文是：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这段话，是很有分寸的，一是确定了评价的范围，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占的位置”，而不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更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二是确定了鲁迅的年龄的时间段，“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近年来”才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当然在文章中，毛主席还说了一些评价性的话，比如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还说，鲁迅“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革命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说鲁迅是圣人，是个比方。说鲁迅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很革命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该看作是毛主席对鲁迅的中肯的评价。
当时鲁迅去世不过两年，这样的评价就不算低了。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就高了。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共两大段。第一大段，先说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文化生力军是怎么来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下面就是那句最著名的话了：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军。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2）
第二大段主要说，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的新的革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