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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2）
第二大段主要说，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的新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两条战线上与敌人作战，一个是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一个是粉碎敌人的文化“围剿”。在这两条战线上，中国共产党人都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就说到鲁迅了：
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从以上概述与引文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下的。鲁迅的业绩，是贡献给这支文化生力军、文化新军的。他是这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无论是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都是就鲁迅在这支文化新军中的贡献而言的。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说他是中国这支文化新军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将。如果说第一大段中毛的话还不太明确的话，第二大段中毛主席的话就很明确了，正是在反对敌人的文化“围剿”中，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是就中国革命历史而言的。
就鲁迅的年龄而言，不管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还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主要说的是鲁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这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点，和毛主席在《鲁迅论》中的说法是吻合的。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毛主席是清楚的。他是一个亲历者，也可说是一个参与者，办过刊物，写过文章。他是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女婿。一九二零年前后，他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职员。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发起的，当年的风云人物是哪些，他是知道的。他给胡适写过信，在自传中说，他当年最佩服的是陈独秀和胡适。鲁迅当年是个什么地位，有多大影响，他有基本判断，不会说出格的话。他对鲁迅的评价，不管多高，总是紧紧地把握在文化新军、文化革命这个范围内，总是确定在鲁迅的晚年那些年。毛主席是革命领袖，同时领导着武装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方面的革命，确定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有战略意义的。
说到这儿，还得说说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它的起止时间，它的领导人物。
中国学术界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做什么都不求甚解，不下定义，似是而非。比如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些概念，就比较含糊。还有的，一说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化运动，就更含糊了。我的看法是，五四运动包含着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又超出了五四运动的时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应当是一个概念，只是说新文化运动时省略了五四两个字。
这样我们就只说新文化运动了。我看过周策纵写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和陈万雄写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陈万雄是香港学者，他写这本书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周策纵是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他俩都认为陈独秀办《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万雄的书里还说，五四运动广义上包括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周策纵的书，是专门研究五四运动的，他把五四运动的终止，定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成立反帝大同盟。新文化运动不能说也是这时终止的。陈万雄的书，不是一本成体系的著作，是本论文集，没有确定新文化运动的终止时间。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是一个美国学者写的，叫罗杰姆B。格里德尔，书名叫《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书中对新文化运动给了个明确的起止时间，他说：“我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前后大约是十二年，即从处于政治分裂和军阀主义边缘的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年中国至少名义上重新统一在自称为早期革命继承者的国民政府之下。”止的原因他说了，始的原因，他说是因为这一年年底，袁世凯“发动一场运动复辟帝制，就任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共和被强奸，但使袁的帝制阴谋最终受挫的一个极为重要原因，是敌对军阀和野心勃勃的继任者的嫉妒。在袁世凯去世的一九一六年一年中，军阀割据，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就连他的政府行使的脆弱的管理，也随着国家的分裂而不复存在。”（该书235—238页）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的各界人士，便起来寻求救国之道，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是一九一五年还是一九一七年，差别不大，承认五四运动是它的高潮就行了。关键是，这个学者给了个终止的时间，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从此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不说新的时期了，总是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时期。这才是最重要的。可惜我们的学术界，总不愿意正视这个年头。常常是把一九二七年和以前的年头，都看作是旧中国，都看作一片黑暗。
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是十二年，这是从一九一五年算起。要是从一九一七年算起，就是十年了。从一九一七年算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陈独秀办《新青年》，一开始叫《青年杂志》，还有一个重要标志是蔡元培当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在我看来，后一个标志更重要些。
谁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呢，我也不论证了，直说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三人。陈独秀说过，五四运动应当由蔡元培、他、胡适负责。他有资格说这个话。这三个人，都是主将，他们的作用是不相同的。蔡元培是主将，也是一面大旗，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他引进北大的，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环境，才有他们后来的发展。陈独秀的作用主要在思想方面，胡适的作用主要是倡导白话文，是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先行者。中国的第一本白话诗是他写的，也写过小说和戏剧，只是这个人没有多少创作方面的才能，用他的话说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不管怎么说，白话文，新文学运动，他是当之无愧的主将。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3）
那么鲁迅是个什么角色呢，也很了不起，是一员大将，是一员健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胡适说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后，胡适曾给以热烈的赞扬，高度的评价，说他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一九二二年胡适写了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有一部分，回顾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说这一年多来，小说创作成绩最好的是鲁迅，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说数量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到了晚年，胡适还是这个看法。一九五八年，胡适已六十七岁了，这年五月，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仍然肯定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
大将、健将，跟主将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将，不说健将了，就说大将吧，大将是听命于主将的。主将是统帅，或者说是统帅之一，大将是带兵作战的，或者说是某一方面的首领。主将是号召者，大将是实施者。胡适是白话文、新文学的倡导者，鲁迅是白话文、新文学的实施者。这一点，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是心甘情愿的，也是引以为荣的。一九二二年底，鲁迅为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作序时，说了他怎样加入新文学的战阵。他说，在写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前几年，他是消沉的，绝望的，每天下了班，就是躲在绍兴会馆自己房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是他的朋友，已参与了《新青年》编辑的钱玄同来访，用话激他，才答应写东西，支持《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写小说和别的东西，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便有十余篇。还是这篇自序中，鲁迅说了这样一段话：
……有时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他本人已是一员大将了，“须听将令”，当然是听主将的令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就直接称提倡白话文，发起新文学运动者为“主将”了。
就是“转变”之后，时时跟胡适这些人过不去，鲁迅仍不改变这个看法。一九三二年编《自选集》时，他在《自序》里说：“我做小说，是开首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这一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他说，那时他所以写作，并非全是出于自己的热情，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的同感，这些战士，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于是他受到了感染，“也来喊几声助助威吧”。为了和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便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的亮色。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那时他遵奉的，“是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和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写作，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虽是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起来之后才参加进来的，因为他的写作的才气，他的旧文学的功底，很快就成为新文学写作的一个大将，一个健将，建树了卓著的功业。从教育部一个默默无闻的佥事，一跃而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对鲁迅与胡适在这方面的关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周质平，有一个很中肯的评价。他说：
胡适是创造白话文运动的英雄，而鲁迅是白话文运动创造出的一个英雄。如果没有胡适提倡白话文在先，鲁迅依旧写他的文言，那么，鲁迅是否能成为日后的“青年导师”、“文化伟人”就很值得怀疑了。在提倡白话文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胡适是比鲁迅更具“先见之明”。胡适对鲁迅也多少起了一点领导作用……（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23页）
根据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一员大将，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主将。他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胡适、蔡元培和陈独秀。
我不同意“转变说”
鲁迅后来是“转变”了，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这个转变是怎样完成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的说法是他到了上海之后，跟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接触之后，在党的指令下，创造社、太阳社停止了对他的攻击，过了不久就出任“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了。对这个转变，当时的文化界是很惊异的，陈独秀就说过这样的话：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般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4）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第一任总书记，这段话是一九三八年说的，当时他是自由之身，还没有被国民党政府羁押，他说的这些话应当说是可信的。创造社和太阳社怎样攻击鲁迅的，张梦阳编的《中国鲁迅学通史》第三编叫《索引卷》，看看一九二八年上海发表的攻击鲁迅的文章，就知道了。
这一年，全年发表的关于鲁迅的文章是四十七篇，从篇名上能看出来是攻击、批判鲁迅的有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中，发表在创造社、太阳社办的刊物上的，有十八篇。这两家办的刊物计有《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我们月刊》等，这么多刊物发起攻击鲁迅，可见火力多么猛烈了。其中最厉害的是冯乃超、李初梨、钱杏■、彭康、杜荃等人。不说内容了，看看文章的题目，就知道陈独秀的话说得对与不对了——
《死去了的阿Q时代》，钱杏■写的。
《死去的了鲁迅》，钱杏■写的。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李初梨写的。
《除掉鲁迅的“除掉”》，彭康写的。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署名石厚生，成仿吾写的。
《又一个DonQuixote的乱舞》，侍桁写的。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署名杜荃，郭沫若写的。
应当特别说一下最后这篇文章。好长时间，人们不知道这篇文章是郭沫若写的，直到郭沫若去世后，几经考证、调查，才确定是他写的。当然，还是为他作了种种解释。我们来看看，当年郭沫若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他说鲁迅的那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可怜只像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的悲诉”，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的论战，在郭沫若看来，不过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一个猩猩”。这是一篇长文章，末尾一节，郭沫若说了他的全部的看法：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接到党内的指令后，还是这些人，对鲁迅的攻击就完全停止了。很快就转为歌颂，很快就一起组织起“左翼作家联盟”，一起对着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地战斗了。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停止了的，总得有个过程。不管怎么说，到后来，还是这个郭沫若，对鲁迅的看法就完全变了。且看他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后写的一篇文章《不灭的光辉》中，对鲁迅是怎样评价的：
这遗产的接受，同时怕也就是继续鲁迅精神的最好的法门。“鲁迅精神”是早在被人宣传着的，但这精神的真谛，不就是“不妥协”的三个字吗？对于一切的恶势力，鲁迅的笔似乎不曾妥协过一次……我们民族所应受的两重的敌人，内部的封建余孽，外部的帝国主义，这是鲁迅先生至死不倦地所攻打着的东西。鲁迅先生提着笔为我们全民族在前线战死了，我们应该加倍地鼓起我们的敌忾，前仆后起地，继续着奋战。——这才是纪念鲁迅的最上的途径。而这样替我们民族“报仇”，也就完成了鲁迅替我们遗留下来的责任。
当时上海有个日本人，郭沫若说是“一位有名的集纳主义者”，不知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和鲁迅有交往，郭沫若的说法是，在上海和鲁迅喝过几次茶。这个日本人在纪念文章里，说鲁迅对他说过这样两句话，一句是“我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不曾读过一页”，一句是“苏联几次请我去，我都没点头，我倒很想到日本去游历。”郭沫若跟鲁迅连这样的交情都没有，只好说：“这话有点令人碍难相信，即使有，也怕是临场的一个烟幕。”
抗战开始后，共产党中央把郭沫若树为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之后，他对鲁迅的评价就更高了。从他写过的文章的名字上，不难看出这一点，比如《鲁迅并没有死》、《鲁迅和我们同在》、《鲁迅和王国维》等。不管是刚死了以后说继承鲁迅的精神，还是抗战中说“鲁迅和我们同在”，郭沫若的评价都是跟着毛主席的评价来的。
从郭沫若对鲁迅前后评价的不同，就可以证明陈独秀说鲁迅转变前后的话，没有说错。
先前说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连资本主义思想都没有，是二重的反革命，连人道主义者都不是，干脆是个法西斯分子，还是个不得意的法西斯分子——那就是革命的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