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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见一下阳光，出去散散步，洗一个热水澡。”
胖子警察听了这番话后，嘴里“哼”了一声，说话的声音也比先前大了许多：“小姐你告诉他，我们并没有请他来，是他自己要来的。以后别老是敲门，没事找事。就因为你是中国人，要不然对你早就不客气啦！”也许是因为赵铁在这里的原因，周坤的眼圈红了。……
警察把费武带走了。周坤起身离去，没有和胖子警察道别。在罗马尼亚无论是生人还是朋友，见了面和分手都要打招呼，如果不这样做，在他们看来，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周坤上大学学罗语时，就知道他们的这个习惯，来这里后也是这么做的，今天就显得有些失礼了。她听完费武和胖子警察的对话，脑子里乱糟糟的，除了想怎么才能让赵铁他们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外，其它什么也记不起来了。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以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委曲、心酸过，也从未因一个男人而如此牵肠挂肚，可能自己是真的爱上赵铁了。
胖子警察见周坤出了门，得意地吹起了口哨，其旋律是德国作曲家 F。 舒伯特的著名歌曲《春天的信念》。随着哨声，引来了两个同事。“胖子”看来是这里的小头目，他“做主”把周坤送来的五包食品，分给这两个警察每人一包，又拿出两包放进自己的抽屉里。他将剩下的那包很随便地分了五份，叫其中的一个警察给中国人送去。……
“纠纠”分区警察局局长的大办公室里，房屋中间放了一张喷有黑色烤漆的“老板桌”，它后面是一把“老板椅”。正对着门的墙上悬挂了一面很大的罗马尼亚国旗，它与墙壁间隔 20 公分。在罗马尼亚比较正规的办公室都有挂国旗的习惯，通常是“贴”在墙上。墨色写字台的两旁分别摆放着一个约有半米高、四腿木制花盆支架，上面都放了一盘枝繁叶茂的植物，罗马尼亚人叫它：“老不死”。进门的右手墙边放了几把木椅子，周坤坐在了最靠门的那张椅子上。警察局长没有坐在“局座”上，他搬了把椅子，坐在了“老不死”的旁边，脸冲着周坤，笑容可掬：“周小姐今天请你来，主要想告诉你，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已经撤回公诉。今天那五个中国人就获得自由了！”
周坤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事情发展得太突然了，出乎自己的预料。她为赵铁五人的事，“奔波”了两个多星期，直到昨天还没有一点进展。今天怎么就要放人了？不大可能吧！她又追问了一句：“什么时候？”
局长今天的态度和前几次见周坤时判若两人。那时和周坤讲话给人的感觉像是对待犯人；今天像是对待下属，不是，更像是对待亲友：“就现在，过几分钟他们就能与你一起走了。我想知道，你是通过什么人，使得我们警察总局的领导都过问此事了？”
周坤听他这么说，茅塞顿开。一定是吴玉托的那人起了作用，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尽管十几天来，自己为赵铁他们尽快能够得到自由，做了各种努力，但是实际上没有取得一点成效。要不是因为自己“无力回天”，几天前还不会硬着头皮给吴玉打电话请求帮忙。昨天上午打电话还催过此事，电话里吴玉说最近几天不舒服，还没有联系，等身体好点肯定会想办法，保证记着这件事。放下电话后自己还哭了，认为对方在找借口、托辞，内心不想帮忙。吴玉真是神通广大，一蹴而就。
警察局长见周坤半天没说话，以为她不便讲真情，赶紧加上一句：“没有关系，我随便问问！”“其实无可讳言，事实上他们的确是无辜的，还平白无故地被你们关押了那么多天！”“请你来，就是要向这几个中国人转达我们对他们的歉意！”
五个中国人分别被押了进来。赵铁是第一个进屋的，由于视力的原因，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个身穿红色上衣的女孩子，就是他这些日子白天、夜里最想见的那个人。周坤见到赵铁后，眼里不知不觉地充满了酸楚的“液体”。
于一心进办公室时，一眼看见了周坤，冲她笑了一下。由于带着手铐，他两手向上举了一下，就算是打招呼了。五人陆续都到齐了，他们中间数费武的样子最为可怜。对于费武而言，在“纠纠”近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是他有生以来最“黑暗”、最痛苦的日子。他一向认为：认认真真地听党的话、老老实实地做党的人、踏踏实实地为党工作，监狱这个词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很遥远。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来罗马尼亚还会有这段经历。
待五人坐稳后，警察局长刚想要讲些什么，周坤抢先用标准的布加勒斯特口音说：“局长先生，在您讲话之前，能否先把这几个中国人的手铐松开？”
听到周坤的声音，赵铁才知道自己的心上人也在这里，他冲周坤那个方向笑了笑。局长给身旁的警察做了个手势，马上五个中国人的手铐就被陆续打开了。费武忙用左、右手，相互揉搓手腕。他以前听人家说过，中国有一位著名画家，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由于在监狱里长期带手铐，待这位画家被平反昭雪、重获新生后，手已经不能拿画笔了。当然，费武不会做画，不过当领导总得要签个字、批个条子吧！
局长从桌上拿起一份打印好的“文件”，像模像样地开始宣读。由周坤翻译：“于一心、李振、赵铁、王伟达、费武五人于 1995 年 3月12日闯入我边境军事禁区，身带巨额外汇，被我边防军抓获，送我局。经查实，没有犯罪动机，现宣布五人恢复自由！”
于一心并没有露出高兴的样子：“我们白白坐了这么多天的牢房，凭你这‘一纸公文’就完事了吗？”王伟达好像更关心他们的钱：“我们的货款呢？”局长没有回答他俩的提问。
给中国人开手铐的警察拎来一个大包，放在写字台上并打开。除了五个人的衣物外，还有一个被里面的“物品”撑得方方正正的塑料袋。周坤小声提醒同伴：“你们别再说什么了，先拿回钱，到家我再告诉你们其中的细节！”
警察局长让手下人把每个人的衣物返还给主人。他解开那个塑料袋，拿出里面的钞票，按从每个人身上搜出的钱数分别返还给本人。他让中国人接到钱后进行核实，并说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就在收款单的下方签上自己的名字。于一心、王伟达、赵铁、李振都没点钱，接过美元就签了字。只有费武一个人，跟真事儿似的，一张张地点了起来。在经过认真校对后，他拿出几张美元对周坤说：“多了十张一百元的！”
警察局长听完周坤的翻译，马上加了一句：“那是利息！”周坤笑过之后，忙解释为什么乐。办公室里原本比较严肃的气氛，一下子被“局长”的幽默打破，大家都笑了。于一心走过去帮费武整理美元：“您老还不赶紧签字，去换衣服。没听小周说，咱们得尽快离开这里！”
待费武签完字，警察局长起身和每个中国人一一握手。之后，他一人先离开了办公室……
第五章“婆婆”身上的大将风度
周坤为了方便“救”赵铁等人，就地租了处小单元楼房。在她的这个“纠纠”临时“新家”里，他们五人洗过澡，梳理完毕，心情一下子爽快了许多。吃完周坤做的饭菜，几个人坐在那里谈“心得”。费武似乎“惊吓期”还没有过去，不停地揉搓着他那两只手腕。于一心见他那副模样，心中好笑：“费总，还在想里面的事吧？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大家现在不是都挺好吗！小周是救咱们的第一功臣，您还是想想怎么谢人家吧！”费武勉强笑了一下：“噢，对，对！”
大家都想听他打算怎么谢法，可是除了“对”就没下文了，后面的话他又不讲了。周坤用一种局外人的口气说道：“这次是吴玉帮了你们的大忙，是她托人找到罗马尼亚警察总局的一个大头目。‘纠纠’警察局长正好是这个人的老部下，其实他就接了‘上司’的一个电话，事情便迎刃而解了。据那个法官说，依照他们国家的法律，个人外汇携带量超出一万美元后，每多三千列伊的外汇，就要加刑一年！”
李振听周坤这么讲，又拿费武说事：“我说费总怎么不愿意多拿钱呢！在军营的那个大屋子里，哭着喊着非要把那一万给于子……”“净瞎说，谁哭、谁喊了？再说当时我并不知道多带钱要被判刑呀！”
李振接着说：“咱们这几名‘战士’在‘敌人’的白色恐怖、黑色枪口下，各有各的特点。于一心同志不屈不挠、据理力争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优……，哎！于子你还没入党呢吧？得，那我就不往下说了。赵铁小将在大是大非面前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眼不见心不烦！”
王伟达看了一眼周坤：“他也得看得见呀！不过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当着周坤大救命恩人的面，你敢说赵铁的不是？”
李振忙转话题：“我错了。提起咱们‘敬爱’的费总，不妨得多奉承几句：‘党和人民的儿子’费武领导面对手持‘棒棒糖’的‘敌人’，那才是顶天没沾地、临危特别惧，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有艰险越后退，响噗噗的男子汉大豆腐！”
费武具备做官的某种素质，比较能吃话。当李振拿他开心时，脸从不“改色”：“荒诞无稽，其实我还是挺沉着的！不过说真的，别说是灌辣椒水，就是一天不给饭吃，我就得招！胖人一顿吃不饱，心里还发慌呢。”李振忙问：“我倒想知道您先供出谁？”“我先‘出卖’你，谁让你总跟我过不去！”
李振假装语重心长：“不是跟您过不去，在那里面看着您那副可怜的模样，凡是有一点同情心的革命战友，都会为您的不幸感到无比揪心。从今往后我就更加地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了，怎么能给我们这么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吓成那个样子！”
周坤听李振这么说都想笑。心想：你还没见到更可怜的样子呢，如果再把那天见费武的表现告诉李振，他指不定还能说出什么呢。
王伟达尽管平时内心反感费武，可是他毕竟是自己的领导，在公共场合还是得维护他的脸面。“不过他们这里的法律条文儿，也应随着列伊的贬值做适当调整！”
甭管怎么说，这次是靠李振的学生吴玉帮了大忙，几个人才得以“获救”。李振的话不说完心中不快，他仍往费武那引：“可不是！三千列伊才合一个半美元就要被加刑一年。咱们几个人中间费总身上的钱最少，不到一万二千。细算起来也得被判八百八十多年刑呢！您身体再硬朗，仍难有出头之日呀！”
王伟达知道李振就是过过嘴瘾，并没有什么恶意：“其实也没法儿改，货币一年贬一半，宪法就得十二个月订一次？”李振故意说：“‘国家根本大法’里直接写美元不就行了吗！”于一心笑道：“没听说过！其实那有这事呀！一定是法官吓唬咱们，无非是想多敲诈点钱。要不是吴玉出面，这些货款还真‘危’啦！”
一句话提醒了周坤：“我还忘了一件事。你们得给吴玉 2500 美元。因为她和人家说好了，事成之后，送那个警察总局的头头……”费武脱口而出：“这么多？”李振听费武这么说，气不打一处来：“多？这次没把‘银两’全给扣了就算万幸！这里中国人手里的钱一旦落入警察之手，有几个能回来？再说，您那八百多年的徒刑不是也免了吗！这是出来了，您口又正了！根据您在里面‘大义凛然’的上佳表现，谁都会相信，当时如果得知货款一分不要全部献给‘敌人’就能保全性命，您肯定会毫不犹豫、大大方方、跪地拱手听命、恭敬献出！”
周坤听费总说钱多，也有点不大高兴。于一心察觉到了她对费武的不满：“要不然，咱们按每个人被扣美元的比例来摊这笔钱？”
费武这人虽然说话不招人待见，可是他也有可“爱”的一面，喜欢装大个儿，如果赶上“好天”，愿意拿国家的钱收买人心：“算了，我们单位来出这笔钱吧！公司再不行也比你们个人强。小周你别生气，我这不是想给国家省几个吗！”
王伟达心想：翻手覆手话都让你说了！他也觉得费武刚才有点过分。吴玉别管以前怎样，在这件事上真是出了大力。换了旁人别说是两千五，就是事先说好，拿出五万美元再给办这件事，否则免谈。你又能怎么样，不是也得给吗！再看费武您在里面那两下子，虽说没达到李振“艺术加工”的程度，但人家绝非无中生有，用屁滚尿流来形容还是恰如其分。吴玉要是贪心，要五万，花二千五铲事，余下的四万多装进自己的腰包，也应算‘正当防卫’。王伟达碍于费武的面子，不便表态出这笔钱。最后听费武说单位掏 2500 美元，才放了心。本来吗，所“没收”的十万美元里有九万多是海丰公司的钱，咱不出谁出！这不是在“军营”里往于一心手里塞钱的时候了！他对费武说：“其实吴玉和小周咱们公司也应适当酬谢，要不然还不定会怎么样呢！”
周坤听王伟达这么一说，反倒不好意思了。许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一句话的事，只要说到了，心里就平衡了，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累也就算过去了。周坤刚才还有点忌恨费武，仅听王伟达说了这么一句感谢之辞，好像就满足了。她忙摆手：“我就不必了，正好借此事下决心跳出‘中国城’。我和赵铁先在这个地方住下，将来我们跑外地卖货时，能到你们那儿拉点便宜货就行了！”“拉我们的货肯定是没问题，这事不用请示费总，我都能做主，今天的事该谢也得谢！”
费武来劲了，接过话：“小周、吴玉都要适当的奖励，事就这么定了。给罗马尼亚人钱我心疼，给你们多少我都高兴！”
李振的嘴还没到闲的时候：“你瞧咱们领导就是有水平，爱憎分明。说给你，你就拿着。说不定哪天咱们费总睡醒了，又反悔了！”
王伟达明白，费武虽然一贯的“工作作风”是说大话使小钱，轻诺寡信，但是偶尔也有“拔毛”的时候。他连忙加上一句：“不会，我们费总的为人我最了解，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费武双手回到了他在会上讲话时常放的那个“位置”上：“对嘛，言必信，行必果。”
李振脸冲着周坤说道：“如果费总给你‘奖金’，就痛痛快快地接着，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你理当得到的。当然也别报太大的希望，不会给你多少，‘仨瓜俩枣’顶天了。小周你今天算是走运，碰上费总高兴说要奖励你，你哪知道我们费总常常是不怎么高兴。那要是让你赶上了，你这一片‘玉心’不就在‘冰壶’了吗？”
于一心觉得李振有时说话太损，过于尖酸刻薄，要是看不上谁，往死里挖苦。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对待朋友应宽大为怀，相互之间取长补短。谁身上都有弱点，不能揪住人家的短处没完没了。像刚才李振说费武的话尽是刺，未免有点过分，不说他两句，心中不快： “话出自你的口，听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表扬人和骂人用的是同一个‘间架结构’；听你‘歌功颂德’的感觉也和被刨了祖坟似的……”
“要是早三十年！你……”“费总您别往下说了，我知道您下面的内容。您想说非把我打成反革命不可，是吧？现在您老应该清楚了，什么原因使中国逐步走向强大？那就是如今的环境能使我们这些敢想敢说的人，放心大胆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用再被那些既没头脑、又没能力、只知道学报纸上《社论》的领导摆弄了！”
于一心不屑一顾：“算了吧！现在没有人管你了，我看你也没干出个什么名堂！都是嘴上的功夫！”“我个人微不足道，只要大多数的中国人能在这种气氛下工作，那就是我们民族的幸事！设想一下，再过数年，像费总这样搞经济没两下、‘修理’人十来下的领导都告老还乡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就会更快喽！”
“我得揍你的屁股！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搞经济？”“您别急，我真不是和您过不去。像您这样年龄段的‘革命干部’受毒害太深，的确不是您的过，是时代的错！”费武自己不这么看：“你怎么就认准我的思想跟不上呢？”
于一心看问题比较客观，不像李振那么偏激：“其实我们都跟不上。给你们举个例子，我有个表哥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81年他们同宿舍的几个同学就开始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