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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问题主要和首先在于那个“大气压”。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到上海。在一次聚会中，毛的老友翻译家罗稷南问道：要是今天鲁迅还在，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情节，大影星黄宗英已加以证实。那是在夏天，当时她也在场，同在一桌，亲见亲闻。毛泽东这样直言无隐，真率坦荡，毫不掩饰顾忌，果然不愧为一世之雄。他何以要说这句话？可不可以说，他这话是有意给人们指一条明路，那就是：如果不想进监牢，只要“不做声”也行，关键在于“识大体”！“识大体”的学问大矣哉！可惜有些大学者、大教授、大知识分子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偏偏“识”不得这个“大体”！不过，邓拓、田家英、傅雷、老舍那几位自裁了的非常可敬的人物，以及那位不知所终的著名政论家储安平，他们永远不做声了，算不算得“识大体”？……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从另一角度说，我国还有一些卓越人物，顾准、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等等文化人，算不算得“识大体”？这两种人都非常了不起，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令人肃然起敬。可惜这样眼明如镜、志坚似铁的人物不多。可见“识大体”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过去，还严重地存在，说起来实在叫人痛心！
本来，我们中华民族同别的民族一样，也看重文化知识、尊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同样也尊敬老师、尊敬老人。这些，被普遍肯定是传统的美德。1949年解放之前家家厅堂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那种封建的迷信的东西，解放以后当然要扫除掉。可惜替代的东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带着把敬爱父母、尊敬老师也一起扫掉了。还有那个“士农工商”的排列，“士”居四民之首，等级的味道很浓，是个很大的缺点；但是也还含有尊重知识的意思。不料知识分子文化人在新社会成了“臭老九”，等级的味道更浓了；知识呢，不仅变得毫无价值，而且成了“原罪”。说到等级观念，一个国家存在着“人民”与“国民”之别，等级观念的泛滥便是必然之事。何况我们的政权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军队里必须等级森严。流风所及，官位高低越来越重要，“师道尊严”越来越被人们淡忘，当然毫不足怪。所以，何谓“大体”，何谓“识大体”？这个问题很不简单。
“关在牢里”还能写什么？
关于“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这件事很值得注意，很值得加以探讨。
“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任何“革命组织”都可以设立公堂和监狱（就是班房），这也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创造，也是由来已久，斑斑可考。任何一所学校或者任何一个部门的“造反派”普遍地、为所欲为地私设公堂、监狱，可以任意捕人、打人、骂人，可以任意侵犯他人（特别是文化人）的一切自由、一切权利和尊严，这些看起来也是“创新”、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事物。其实不然。早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间，任何“单位”可以随时这样做，那时叫做“隔离审查”。试问这两者之间（所谓“挨整就是坐班房”），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文化大革命”中只不过范围更广、声势更大、更公开而无所隐晦，如此而已。再说得稍微远一点，“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那些基本动作，1943年延安“审干运动”、1952年的“三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早已做过了！ 还可以上溯到那个世纪20年代湖南的农民运动。那篇著名的雄文中的“语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念得最多，而且是句句照办的。
这些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从来无视人权。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那种无所顾忌、调侃而又简明的风格把这种情况一语道破，他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中国没有的是这种法制与人权，那么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是专制主义，是个人崇拜。这至少是中国封建传统的重要内容。
斯大林的盖子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以后，毛泽东非常正确地指出，斯大林这样的问题，在西方英美那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中说，苏联那样的人民只配有那样的领袖，我认为也说得很对。所谓那样的人民，意思就是拥有那种专制传统的人民。同样的道理，我国1952年的所谓“院系调整”中那样顺利地照搬了斯大林那一套，照单全收，略无窒碍，也是由于我们拥有同属于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国式“文化专制”传统之故。……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但是大革文化命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破坏文化、破坏教育，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超过了对经济的破坏，这笔账必须算一算。
现在大家公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国的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沿，这是丝毫也不夸张的。那么教育呢？文化呢？人民的道德水平、知识智慧和素质呢？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中外历史上没有过，战争时期没有过，无论抗日战争中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没有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创举。可见真如廖沫沙所说，这“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可是这“大革文化命”，却并不是等到“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
就高等教育而言，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革文化命”。它的内容是从体制到教材全部照搬苏联斯大林统治下那一套。改革开放至今，全国高等院校逐渐把那一套抛弃了。那一套的要点是：取消综合大学，重理工、轻人文科学。取消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些学系，根本不承认马列主义之外还有什么社会科学。所谓重理工，也是只重技术而轻基础理论。技术的各个学系内部又细分为各个狭小的专业，学生毕业出来，对于自己专业范围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例如北京大学，原来是一所拥有文、理、法、医、工、农六个学院的完整的综合大学，院系调整把它变成了一所破碎的文理科大学。那种高等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既精通某项技术、又习惯于服从命令勤勤恳恳干活的专家，不要能独立思考、善于动脑筋创新的文化人才。这种不要文化人只要专家的斯大林教育体制，在当时当然很合理，很符合需要。全国有一个领袖的脑袋在思考，他还有一个计划机构把一切人的生老病死都安排好了，一切人的任务只有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埋头干活。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6节 鲁迅和文化人的命运（2）
中小学当然也要“由工农兵领导”，至于怎样贯彻执行，这里只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农村看见的。在乡的辖区内或人民公社时期大队辖区内的中小学，就归那一级的党政机关领导，校长们和教师们那些“文化人”统统是他们的属下。这一级的领导人员大都是土地改革的积极分子，贫下中农出身，多半没进过学校、没念过书，入党以后才扫盲。但是他们有权随时命令学校停课，叫老师们甚至全体师生一起来完成某项工作任务。所以，至少是农村的中小学，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常常“停课闹革命”了。
大中小学这种“停课闹革命”的损失，也许还是看得见的。更大的损害是全国文化人的地位、处境和遭遇。知识分子文化人是社会的头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道德、智慧和传统的载体。建国以来我们的文化人长期受歧视、受凌辱和受迫害，超过了七八百年前十分落后的蒙古游牧民族统治的元朝。这在中国固然史无前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这样地对待文化人、这样地对待教育，是整个愚民政策的体现。这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多大多严重，这笔账很难算，简直算不清。我认为它的危害之恶劣、遗祸之深远，大大超过了对经济的破坏，因此这笔账尽管算不清、却更应当深入地算。
关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大家都知道至少要花几十年的努力才补得起来。不过据说在经济这方面，后来者反而有后来者的特殊的优势，所以花几十年的功夫还有可能迎头赶上。但是人民思想的僵化窒息和民族生机的斫伤、文化教育方面的损失、道德的沦丧、良好民风的彻底败坏、人民素质的普遍跌落，难道是几十年能够恢复和挽救得过来的吗？我想这决不是几十年的问题而是一百年甚至两百年的问题；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的问题！我恳切希望有关专家们好好算一算，为的是让我们大家接受经验教训，清醒起来，努力争取尽可能快些了结和偿还这笔账。
人类最宝贵的是经验教训。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经验教训的积累，特别是从自己的错误中能收益最多。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顽固的头脑不愿意接受经验教训，由于种种近视眼的原因，
尤其不敢正视自己的或自己那个小集团的错误，拒绝总结和接受那些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然后自己和后人再重复那些错误，招致更大的灾难。唐代的大作家和政论家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说得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为何要那样对待知识分子文化人？
鲁迅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化人的首席代表。所以，历年来提出“假如鲁迅活着”这样的问题，都是现代文化人对于自身命运的“天问”。
“文革”中那种虐待狂、那种折磨文化人的恶欲，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或者培养起来的？为什么特别要那么凌辱知识分子文化人？这样破坏教育和文化，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有多大多严重？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句来源于两千年前孟老夫子的话，千百年来人们常常挂在口边。这几十年我们很少讲这句话了，恐怕是由于它有“人性论”之嫌。我们新中国过去只讲阶级性，认为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性，只有剥削阶级才讲人性，认为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货色，是反动的东西。拿恻隐之心来说，难道对阶级敌人可以存恻隐之心吗？须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所以我们不“施仁政”，如此等等。几十年来，伟大领袖谆谆教导，已经深入人心。剥削阶级子弟参加革命，必须跟家庭划清界线。大义灭亲，古已有之；六亲不认，于今为烈。土地改革中发生过地主子弟批斗父母、甚至打父母耳光之类的事，虽然舆论并不一定赞同，也不论是自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不是真心的，反正
是正儿八经的革命行动。“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亲不亲，阶级分。当然是越残忍越革命，越暴虐越光荣，越野蛮立场越坚定。何况他们是某某的“红卫兵”、某某的“红小兵”，还是血气方刚的小年轻呢。
至于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文化人，我曾经这样问过我的一位亡友杨国宇。他原来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部下，我在刘邓大军跟他相熟，他最后的岗位是新中国海军副司令。双方都退下来以后往来甚密，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四方面军那么歧视知识分子文化人？不料他反问道：你说说哪个方面军不歧视知识分子文化人？我无言以对。我虽然不是红军、没到过延安，但是在地下党参加了整风，认真学习过《整风文献》，对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当头棒喝，至今记忆犹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中说：“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读了这些话，知识分子只能自惭形秽。能自惭形秽就好，表明你有了一点进步，这正是提高革命觉悟的开始。再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叫知识分子必须觉悟到自己连灵魂也不如工农。《讲话》说：“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农兵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农兵在一起了，……我才根本地变化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与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1936年10月8日，鲁迅在“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上与青年木刻家们座谈，时距逝世仅十一天。
那么，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何以知识分子文化人就不干净呢？ 毛老人家把答案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知识分子读了书、从书本上得来了知识，工农没有这些，双方的差别就是这一点。换言之，读了书就有罪，有知识就有罪，如同基督教所说的人人有“原罪”一样。毛老人家承认自己也有这个“原罪”。他说“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这是他那“原罪”的根源。又明白无误地再加阐释，说他那肮脏的思想感情是那些“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
“文革”时期的学生子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多半不知道延安时期那些事。但是，建国以后，早在1952年春天的“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就得出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内部主要矛盾的结论。这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朋友”而成了“敌人”。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肯定了他那个结论。到了1966年5月，“文革”前奏之一的毛泽东“五七指示”又昭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革命小将、革命中将和革命老将们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样对待文化人、那样对待自己的老师，都是贯彻执行最高指示。他们那样野蛮、那样暴虐、那样残忍，都是有来由的，对阶级敌人能心慈手软吗？
2002年8月12日
（原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10期，节录时略有删补）
［附注］：据作者意见，本文中所用的“文化人”这一称呼，指的是“专门从事文化职业”的、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即现代化精神文明的积极建设者；“文化人”有别于旧式文人，也有别于一般所谓“知识分子”，更有别于封建专制传统下钻营“仕途”的知识分子官吏、职业官僚等。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7节 鲁迅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1）
——也谈假如鲁迅还活着邵燕祥
历史不容假设，这是说熟了的一句话。
因为历史的第一义，是指在这世界上确实发生过的人和事，铁板钉钉，不容抹杀和篡改的。没有发生过的，托之于假设，似乎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但有人设问：如果鲁迅活到1957年，会怎么样？却也不是要求“戏说”。
军中无戏言。政治人物没有戏言。如说刘少奇像只蚂蚁，用一个手指就可以捻死他；后来果如其言，而且似乎不费举手之劳。
涉及人的命运，自然会有许多偶然因素，比如暗杀而没有打死；但基本上取决于人的性格和际遇。性格可以被环境改变，不过有其主导的不变的方面；而人的际遇是变数较大的，遇到什么人、什么事、什么大环境、小处境，结果往往不同，这又是必然中的偶然了。
1990年初，我因《推背图》的流行，想到我们还没有《动物农场》、《1948年》那样的政治幻想小说（寓言或预言），从而想到一些重要政治人物的生死出处虽属偶然却能对历史发生不小的影响，曾作过一些历史的假设，如：
假设l976年1月周恩来没有病逝，自然就没有4月以悼念周恩来为标志的天安门事件，没有随后借口天安门事件撤销邓小平职务和任命华国锋代之的两个决议；而再假设毛泽东先于周恩来去世，那末中国政坛上的事态将如何发展？
假设1971年9月，不是林彪死于非命，而是如所公布的林彪集团刺杀毛泽东的密谋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