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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表现农民看重阴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该年11月7日致周扬信）
鲁迅会很重视这一意见。但他以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革命先锋”的歌颂来对照《阿Q正传》中的“土谷祠之梦”，是否就会信服地称阿Q为“革命先锋”呢，准此，他会不会认同在土地改革中把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当作依靠对象呢？他还会深入一步地从他对国民性特别是农民意识的思考楔入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分析吗？
鲁迅一个最被称许的政治表态，是他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是与他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苏联文艺政策分不开的（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卢纳察尔斯基为中介，这在后来的某些批判家那里，也会成为一个罪名）。但他对苏联这个新型社会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的。在1932年9月所写的《〈竖琴〉后记》里，他已经发现“现今的无产作家的作品，已只是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与鲁迅认为文学“撄人心”的功用颇有距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信息的增加，鲁迅对苏联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他在1936年逝世前不久，曾“故作庄重”地对冯雪峰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虽是一句玩笑话，却可能是由于他听了一些旧俄作家诗人在“新俄”的遭遇，有感而发。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9节 鲁迅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3）
假设他活到30年代末，那他必定多多少少听到有关三次莫斯科大审判的消息，更不用说纪德访苏感到失望的纪实。这都会引起鲁迅对于过去一些言论文字的反思。他会对照中俄两国的传统，两国的革命，中苏两国共产党的政治渊源和文化渊源，他会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发现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影子，发现当今世界上现代极权主义的一般本质。这样的话，如果到了1949年，毛泽东宣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之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成为基本国策，鲁迅面对着例如全党全国为斯大林祝贺七十诞辰等等景象，不鸣则已，一旦按捺不住，流露对苏联的些许不满，都会招致“反苏”的罪名，而反苏就是反共、反革命，就是托洛茨基，就是与蒋介石一个鼻孔出气，非同小可，罪不容诛。但在像这样的重大问题上，让鲁迅保持沉默，又不符合鲁迅的性格。那末，不从那时就“坐”进牢里，也将从正常的政治生活中消失，等不到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再来收拾他了。
其实，我们在这里所作的种种假设，当年鲁迅自己已经作过了。1934年4月30日，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就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这可能是设想当时被他叫作“奴隶总管”的周起应（周扬）等一朝掌权后的情景。但我们不能不佩服先生的先见之明。虽因鲁迅去世，这一谶言没有应验在他自己身上，但从50年代到60年代一路而“文化大革命”，不是货真价实的“斯文扫地”登峰造极了吗。
不过，为了继续我们的话题，还是让我们撇开鲁迅前此可能遇到的不止一劫。50年代之初，中共空前壮大的统一战线，还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连长期处于边缘的梁漱溟、张东荪也还有发言权。这时如果给鲁迅以发言机会，他说得最多的恐怕还是他思考最多的农民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以他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关切，他会为“耕者有其田”的实现而高兴，然而随后雷厉风行的“统购统销”和迅猛实现的“农业合作化”，鲁迅的观点未必能适应当局的要求。而我们早就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读到了他听到梁漱溟谈“农民生活不如工人”，一下子翻脸，挖苦有加，这样的屈辱也将降临到鲁迅的头上吗？
也许不会。因为倘是如上所述，鲁迅这个不会讨人喜欢的角色，也就不会有更多与毛泽东面对面的机会。而梁漱溟因被选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不免常要开会如仪的。我们知道鲁迅既不想望上帝特别地发给糖果，也曾讥笑过胡适做带头羊；而且他深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他的这些认识和态度是在所谓“旧社会”多年形成的，却也不会一经改元易帜，就因执掌政权者改变而幡然放弃。连郭沫若到了晚年都以不断地“送往迎来”为苦，鲁迅更不会随人俯仰，在各种场合充当只管举手凑趣的角色。
革命胜利了，社会面临大变动，不但社会经济利益资源要重新分配，而且首先是从政治标准（即对革命胜利一方的态度）出发，对人们的政治地位，相应的机会和待遇都要作大幅度的调整。建国初期，执政党在全国范围建政过程中，不但派自己的党员干部担任各种负责职务，同时对旧军政人员也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所谓“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对党外“头面人物”，则实行“统筹安排”，说得直截了当便是纳入公职系列，按照虚实职衔发给相应级别的薪金。在这方面，我相信鲁迅不会斤斤计较，更绝不会像柳亚子那样表现热中，而宁愿一如既往地以稿费收入为主，也就是坚持为写作人不变。据说许广平在从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之际，发现那里的新华书店出版了鲁迅著作但未付酬，她提出这个问题，当即受到民主人士领队的沈钧儒的批评，说解放区经济困难，不应在此时伸手要钱（大意）。这是许广平换了新环境却没放下老规矩的欠商量处；假设鲁迅在场，当不致此。但这件事也表明，鲁迅尽管也有些别的经济收入，但主要还是依靠稿费版税为生，从我们今天保护知识产权的常识看来，许广平的反应原也无可厚非。
鲁迅确如陈独秀所说，是坚持独立思想的。若干年来，人们对鲁迅自己说的“遵前驱者的将令”之“遵命”，往往误读甚或曲解，以致江青等竟以为在鲁迅晚年病中，冯雪峰就能以党员身份，把不属于鲁迅的观点强加于他，写进致徐懋庸的信里，这也太小看了鲁迅。
毛泽东极其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和斗争。50年代几次大的风浪，对《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研究》、胡适和胡风的批判，都是他亲自发动的，并在全国形成一窝蜂的局面。鲁迅从事杂文写作，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己任，但他对这样的哪怕是由最高当局发动的大批判，会像众多的文化人那样积极响应，望风景从吗？就以批判胡适为例。在30年代，鲁迅对胡适的言行都作过可称激烈的批评，并且完全认同瞿秋白在《王道诗话》中对胡适的针砭。然而在50年代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中，对胡适其人其文，不顾事实，不据文本，不讲道理，不问青红皂白的一笔骂倒的做法，显然不为鲁迅所取。到了批判胡风，一夜之间，朱笔之下，定下从反党而反革命的可杀之罪，而且势必牵连鲁迅。假设鲁迅活着，则批判胡风并涉及冯雪峰，就是“项庄舞剑”，意在“引蛇出洞”，如果鲁迅“跳出来”，正中“上怀”，如果鲁迅保持沉默，也还可以以“群众”的名义点名把他“揪出来”。就像两年后打了个“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后再冠上一个冯雪峰之名一样，这里命名“胡风反革命集团”，也不妨点出鲁迅是其“黑后台”，而改称“鲁（迅）胡（风）反革命集团”，甚至迳称“鲁迅反革命集团”了。
前有苏联20～30年代斯大林打了那么多党政军及文化界知名人士为反党反革命，后有中国50～60年代政治运动中打了党内党外、上上下下、成千上万人为敌对分子，假设鲁迅活到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打他个反革命不足为怪。如果打了胡风，却把鲁迅放过，那就是执行最高指示的过程中打了折扣，犯了右倾的严重错误，而在举国反对右倾，要把肃清反革命的斗争进行到底的高潮中，这几乎是难以想像的。
如果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的确鲁迅就不会亲历1957年的反右派了，当毛泽东回答罗稷南的提问时，鲁迅恐怕正如胡风那样在监牢里，而且，有无数过来人可以证明，“关在牢里”可就不得写了。除非后来网开一面，放鲁迅从牢里出来，给予如马寅初、班禅额尔德尼一般的待遇，那就是软禁在家，不许参与政治社会活动，不许发表文章（也无处发表文章），不许接见记者和外国人，总而言之，封杀而已矣。而这种软禁和封杀，等于变相的坐牢。
或者怀疑毛泽东会不会对鲁迅下这样的狠手，那是胶柱鼓瑟地抱定了习见的那一串崇高评价。但那是建立在鲁迅已于1936年即已逝世的基础上的。若是彭德怀死于庐山会议之前，刘少奇死于“文化大革命”之前，也许都会得到一份过得去的悼词的。
毛泽东于1937年10月19日鲁迅的周年忌辰在陕北公学作的纪念讲演（后由记录者汪大漠标题为《鲁迅论》），就是鲁迅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这样一份悼词，其中对鲁迅作了三点肯定：一是以其《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证明的政治的远见，二是看准目标，不投降不妥协，并带领文学青年“坚决斗争打先锋”的斗争精神，三是不畏威胁残害，不避锋芒的牺牲精神。嗣后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作了众所周知的一篇充满称颂之词的礼赞。
这是着重从政治角度上高度评价了鲁迅。但到了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有了对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杂文和所谓“鲁迅笔法”的那些也是众所周知的可疑的说法。令人感到，从毛泽东标榜的革命功利主义，到实际运作上的政治实用主义，似乎只有一纸之隔。
“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蒋介石国民党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首要对象时，鲁迅这一彻底反对旧制度的猛将，自然被认为是革命的友人、革命的同盟军；瞿秋白在他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里，从正面的意义上称之为同路人。如毛泽东所说，30年代，蒋介石对农村革命进行了军事“围剿”，对文化革命进行了文化“围剿”，前者针对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红区），后者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白区），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共产党的力量在“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正是赖鲁迅及其战友和学生们的支撑，使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一败涂地，有力地策应了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斗争。毛泽东说，鲁迅在这一“围剿”和反“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的伟人”，成了“在文化战线上”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鲁迅之与共产党的目标一致，表明鲁迅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也正因为鲁迅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才完成了他的丰功伟业，也才得以成为党的借助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文化战线只是其中的一条战线。对鲁迅在文化方面业绩的一切肯定，都是以设定鲁迅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
毛泽东对鲁迅性格的称颂，也没有脱离社会政治背景。他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而在毛泽东所说的“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已不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那末，“骨头是最硬的”一类“硬骨头”，岂不很可能有被视为“反骨”的危险了吗？
苏联文学界，在十月革命初期，有一批为数不少的同路人作家。后来，随着苏联国内政治斗争的白热化，党内高层的分化影响于全局的政治生活，这些同路人也分化了，犹如鲁迅目击过的，“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同路人”乃变成贬义词。在中国，“同路人”这一词语的强调提出，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声中，康生在《红旗》杂志撰文，把不能紧跟他们搞极“左”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都说成原本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只能同一段路，到社会主义站口就得分道扬镳了。这个意思，在1957年周扬总结文艺界反右派运动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中就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即运动中落马的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如冯雪峰、丁玲等人，都是只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民主派”，到社会主义阶段，便显得格格不入了。这一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审阅改定的。十几年后的“文革”当中，周扬也已被打下去了，在“批邓”声中，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外，又提出“抓民主派”的口号，部署斗争。后来因为毛泽东逝世，这一切宣告中止。
假设鲁迅不幸而活到1976年，而侥幸他得以在前此的所有关隘脱身，最后怕也还是难逃“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一谥号的：资产阶级可因世界观来划定，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或同情革命的人也都是“民主派”，其在社会主义关头合该打倒，言出法随，似乎也成了天经地义了。尽管毛泽东说过“共产主义的鲁迅”，那又怎样？彭德怀不是曾被尊为“惟我彭大将军”，刘少奇不是曾被尊为“白区工作的模范”吗？选集上白纸黑字，那怕什么，下回重印，删掉就是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圣之时者”，此之谓欤！？
2003年3月11日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50节 要继承什么样的鲁迅遗产？（1）
——黄宗江先生访谈录陈丹青记
陈丹青（以下称丹）：新世纪伊始，由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首先披露的“毛罗对话——假如鲁迅还活着”设问求答，一直成为文化人关注的话题。令妹黄宗英的《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一文，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同时发表，震动了海内外文坛。这被公认为新世纪文化界第一件大事。您是怎样看待这件大事的呢？
黄宗江（以下称黄）：本来么，这原是个史料考证的题目。1957年夏“毛罗对话”很简短，表面上似乎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小小不言的插曲。经过这么众多文化人的反复研讨，看来大有深意在焉。因为这关系到对于2０世纪两大代表人物的正确认识和评价。鲁迅与毛泽东的存在与影响，非同小可。
丹：这个“设问求答”，引发出许多深刻的反思。
黄：鲁迅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留给后人非常复杂而丰富的遗产。在中国历史上，可与儒家和道家的影响相比，而现实意义更为巨大。这两宗精神思想遗产，只要讨论20世纪中国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甚至面对21世纪的现实和瞻望未来社会时，都不能回避。
丹：我们讨论鲁迅的命运，实际上是讨论文化人自身的命运。这是有责任感的中国文化人必须认真对待的。
黄：其实，宗英妹从开始起草《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一文，数月内几易其稿的过程中，她作为一个历尽磨难的文化人，也有重重顾虑。真是难为她了！
丹：听说，您作为黄宗英的长兄，对于这篇文章的诞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黄：多年以来有云：“天下文章数舍妹，舍妹文章由我改”。不过，这一次宗英的文章全是由她独立完成的。她的担子真重啊，但果真挑起来了。
丹：此话怎讲？
黄：因为这个四十多年前的回忆，完全是由她独一份儿。兄长我无缘列席1957年7月7日在上海的那次聚会，怎能代替舍妹来回忆？不过，再三鼓励她独立完成，倒是确有其事。
丹：令妹笔端多灵气，她还有什么顾虑？
黄：怕再挨整呗。四十余年，心有余悸！不仅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66年以后的“十年浩劫”，一直到1980年10月，妹夫赵丹临终的一席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遭受的围攻，死后都不得安身，全是因为“说真话”招致没顶之灾。何况现今她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亟需最后关怀。要是别人，乐得三缄其口，何苦惹是生非！
丹：今非昔比。令妹的出场做证，博得文化人普遍的好评！在她澄清史实的基础上，论证转入了一个新阶段。
黄：可称为“向纵深发展”了。文章很多，美不胜收。其中要推荐一篇文章，秋石的《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很有意思。
丹：我也有我个人的看法。秋石论文中，“在第十一遍读完《鲁迅与我七十年》后掩卷深思”后，用排比句的笔法，一连提出四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他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鲁迅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