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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无非是来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接着，毛泽东又谈起了鲁迅：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指此前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会议材料，其中编入了三十三个人们关心的问题——引者注），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很明显，这段话也是在回答“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假设，不过是以毛泽东自己提问的方式说出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悬念式的设问，最晚是1957年3月上旬就出现了，而且与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后思想文化界的活跃气氛有关，与毛泽东在1957年1、2、3月间大力推动“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反复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有关。但与稍后的反右确实没有关系。
关键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内容同《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也是迥然相异。且不说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说出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不合常理；且不说以毛泽东对鲁迅精神一以贯之的理解和推崇（1937年就说鲁迅是“圣人”，到1973年还重申鲁迅是“圣人”，而自己只是“圣人”的学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合常理；就以毛泽东谈论这个话题的背景和目的来说，他也不可能萌生出鲁迅被关进牢里或识大体不做声的设想。当时，他一心破除贯彻“双百方针”的障碍，给那些担心写批评文章让人抓着辫子挨整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打气鼓劲，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是“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如果搬出来的是一个在牢里写作的鲁迅，有多少人还愿意向鲁迅学习呢？如果搬出来的是一个“识大体不做声”的鲁迅，又有什么必要呢？显然，这两种假设当时都会同毛泽东谈论鲁迅的初衷南辕北辙。
当然，毛泽东也设想了，“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鲁迅）也会不写的”，仅此而已。谈到这个设想的用意，显然是指称那些被毛泽东视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人弄出来的气氛，诸如他当时反复提到的陈其通、马寒冰等人的文章，以及文艺界对王蒙小说的批评，特别是各级干部中比较普遍的对贯彻“双百”方针的观望犹豫等等。毛泽东提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澄清这种气氛。所以，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召集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还回忆起3月8日在北京同文艺界代表座谈时巴金和他的对话。他说：“巴金对我说杂文难写，我说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评的环境了；还有一条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
正是基于对“彻底的唯物论者”的战斗精神的期望和呼唤，毛泽东才搬出了鲁迅，并坚信在新中国成立后“大概是文联主席”的鲁迅，“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因为“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毛泽东对自己这个判断的自信，并具有那样浓厚的感情色彩，是不难体会得到的。
最后还是回到《鲁迅与我七十年》有关这个话题的叙述，因为作者周海婴在书中说，他2001年7月拜访文化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时，这位前辈告诉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所谓“这件事”，自然是指毛泽东回答“鲁迅活着会怎样”时说“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的事。
于是，笔者萌生出这样一个猜想：也许毛泽东1957年3月在北京同文艺界、新闻界的代表们谈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后，在场的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回去后有所流传，罗稷南等自然先后辗转耳闻。恰巧毛泽东的回答中也有“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这样的话，遂逐渐演变为《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的内容。随着1957年夏天的形势变化，进而把毛泽东谈论此事置换到了1957年“正值反右”的场合。
至于反右以后，人们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来回答和理解“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悬念式的设问，则是另外的话题了。
（原载《百年潮》2002年9月号，《读书文摘》摘登，2002年9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转载）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11节 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
——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秋石
海婴先生以古稀之年出了一本自传体的回忆录，因为他是鲁迅先生的儿子，故将其书名定为《鲁迅与我七十年》。早在此书还在出版社运作之中，媒体已经为此着着实实地渲染了一番。因而可以这么说，在这本书尚未面世之前，无论是长期从事鲁迅研究及相关研究的读者，还是成千上万热爱鲁迅的读者，无不翘首以待——因其十分醒目的书名，足以使人们藉此承继一些迄今为止尚未知晓的鲁迅遗产。
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海婴先生在此书中告诉了我们一些困惑和费解的内容，我觉得很有必要对这些内容作进一步的探索和澄清。（中略）
关于“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
海婴在该书370—371页以“再说几句”为题，继鲁迅死因之后又向我们惊爆了一则“秘闻”。……对于罗稷南先生的这一“孤证”，海婴先生的第一个依据“是在1996年应邀参加巴人研讨会时，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的”。“同时在场的另有一位老专家。”海婴先生的另一个依据是王元化先生“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海婴先生找“听说过”的王元化先生作证，这样做，是否过于轻率了一点？因为王元化先生既不是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在场者，也非亲聆过罗老先生临危托话的人。“听说”过类似意思的人，中国何止王元化先生一个，可以说是成千上万，比如笔者，早在“文革”中就“听说”了。
前不久，一位名叫谢泳的山西学者，在经过深入细致的考辨后，于2002年第6期《文史精华》上撰文，援引了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中的一段话（《毛泽东文集》7卷263页）。毛泽东所说的这段话是：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两天后，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次提到“假使鲁迅还在”会怎样的问题。毛泽东指出：
鲁迅的杂文是对敌人的，鲁迅对付敌人的锋芒可不可以用来对付我们自己内部呢？据我看也可以，假使鲁迅还在，他就要转过来对付我们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很好地解答了“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的敏感问题。历史地、全面地看，自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论鲁迅》的讲话，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毛泽东一直是备加敬崇鲁迅的。这可以从他逝世前一二年仍在阅读《鲁迅全集》和向身边工作人员推介鲁迅杂文中得出结论。
谢泳先生的考辨如此，而专门从事毛泽东文化思想和当代史研究的陈晋先生的考辨，则更为深入细致一些。近日，他在第9期《百年潮》杂志上撰文指出，第一，罗稷南并非毛泽东“老乡”而系云南人；第二，罗稷南逝世于1971年，而非海婴书中所云“九十年代”；第三，迄今没有任何记载表明，周谷城先生在1957年见过毛泽东；第四，罗稷南与毛泽东会面的确切时间为1957年7月7日，从两天后《文汇报》公布的全部名单看，除罗外，还有陈铭珊、漆琪生、谈家桢、赵丹等三十五位科技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但独独没有周谷城。而且，这次人数众多的座谈会还有中共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陪同在场。既然不是“老乡聊聊”，自然也不存在假设的“老乡”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这个“具有潜在的威胁性”话题的可能了。
对于历史上特别是与鲁迅生前相关联的人和事，海婴先生又是怎样描写的呢？在该书300页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1933—1934年某日，陈赓同志由冯雪峰陪同，详谈长征的反围剿斗争和事迹，直谈到晚间……谈到延安种种故事，鲁迅深为感动，他认为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史无前例的英雄伟业，远远超过《铁流》……（编者注：这是照原文抄录1966年５月27日许广平口述、周海婴记录、许广平又修改的《左联时期有关三十年代后回忆资料》一文底稿。）
在2001年成书时，海婴将他们母子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6年5月27日受江青密命而写的这份材料，原封不动地收录了进去，但在收录时仍不作任何考证。
有关此事，冯雪峰、楼适夷两位当事人都著文说明过（见《冯雪峰忆鲁迅》，写于1950年，原刊于当年《新观察》；楼适夷《鲁迅二次见陈赓》，载《鲁迅回忆录》第2集），确切时间是“1932年的夏秋之间”，而非“1933—1934年某日”。具体内容是“陈赓同志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来到上海，谈到红军在反对国民党围剿中的战斗的剧烈、艰苦和英勇的情形”。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冯、楼二人确证的“1932年的夏秋之间”，还是许广平、海婴母子所述的“1933—1934年某日”，红军都还没有开始长征。其二，书中所云“延安种种故事”更是子虚乌有的事，就连1934年10月率领红军长征的张闻天、博古、周恩来以及长征途中确立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事先也无法预测三年后将在延安安营扎寨。而且这些历史知识，新中国成立后只要上过中学的人们都能说个一清二楚。……（中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鲁迅的后代，还是万千热爱鲁迅的读者，应当说，目标是一致的。这也就是当读者掏钱买来这本近400页的“热门”书时的一种殷切企盼。
这本书，与其说是《鲁迅与我七十年》，倒莫不如取名为《我这七十年》更要贴近得多。这是因为读者所要从中汲取的精神营养实在可怜得很。
我们无意去评价《长子周令飞的婚事》一节究竟跟鲁迅的遗产、或者鲁迅生前所要提倡的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清楚，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十六岁能特招当兵意味着什么？一般人能实现这个目标吗？我们也清楚，在80年代初，不是大学毕业生，不是有专门研究课题的科技人员，有几个能“公派”出国留学的？那么，当你因了祖父鲁迅的光环实现上述目标时，是否应当想一想：我为继承祖父的精神，为祖国、为民族做了些什么？
周令飞的婚事是周家的私事，由不着哪个外人来说三道四。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周令飞擅自去台湾和屡屡发表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壮举”，又说明了什么？海婴先生花费整整24页（仅次于《记忆中的父亲》一节）的文字篇幅，用“几乎轰动全球”（该书346页）的惊人词汇向我们披露了一个又一个的“内幕新闻”。这其中，既有国内当局欲将“叛徒”周令飞“不惜采取组织措施——强行押解回国”（该书332页）的“传闻”（一个天方夜谭式的传闻！这是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还没有“强行押解”海外留学生回国的先例），又有有关方面“注意”其儿媳张纯华是“台湾方面训练有素的女特务”的“谣传”（该书346页），还有国内高层对海婴先生采取的所谓种种“高压”……
事实胜于雄辩，连海婴先生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周令飞偕妻女在两岸自由往来及经商做事，海婴本人偕老伴飞赴台湾出席学术研讨会和探亲，其亲家公亲家母来大陆探亲及在京逗留，都没有遇到官方非官方任何人为设置的障碍，他们的一切都是自由的。那么，海婴先生在书中反反复复向我们诉说的一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笔者不是共产党员，对于书中提到的周令飞擅自在东京和台湾两地机场发表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声明这一举措，却有着与海婴先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和立场。周令飞是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之时，周令飞庄严地举起右手作了宣誓，自然也十分明确表示要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党纪。那么，若要退党，又须履行什么样的手续呢？因为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听说，包括无从见到海婴这本书中有什么披露；当初，有人向周令飞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或曰政治迫害。这，完完全全是他个人要和台湾女子结婚，从而“我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而宣布退党，既不是向国内所在党组织提出申请，也不是向我驻日使馆有关方面作口头申明，却采取了在东京机场和台湾机场向媒体宣布的极端做法。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
海婴先生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不仅记起了幼小时的种种趣闻，还在书中专门向我们展示了其母亲和萧红共同服用治疗痛经的白凤丸的外包装照片（该书20页），但是为什么不向我们谈谈萧红萧军这一对抗日热血夫妻冒生命危险携带世界上最早两部反法西斯小说原稿来到鲁迅身边的故事；谈谈博大仁爱的鲁迅先生呕心沥血扶持两位东北青年登上左翼文坛一举成名的故事；谈谈你当着二萧面在饭桌上喊“冯先生”以及冯雪峰述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可歌可泣的众多细节；谈谈在鲁迅逝世前数日你当着萧军、黄源和父亲的面认出手中的木雕像是“高尔基”的可爱镜头；谈谈父亲鲁迅为祖国为民族壮壮烈烈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动人情节……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我们耳闻不断的是海婴先生关于父亲的版税官司，为此海婴先生在该书中专设《父亲的遗产》一节向世人诉说。对于精神的遗产，海婴先生在书中涉及极少，但对鲁迅“遗作的权益”，海婴先生则反复论之。就同周令飞退出中国共产党一样，鲁迅版税的继承也得有个程序问题。因为早在1949年建国前夕，许广平先生偕子海婴已书面向国家作了捐赠的要求。那么，在许广平先生逝世后，海婴先生欲讨回鲁迅遗作版税，是否应当再写一个书面报告，宣布收回以前的书面捐赠报告，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叶到21世纪的今天，境内外地区和国家，主要是台湾、日本、香港和大陆，不断有人标新立异，著文立说。说鲁迅与日本特务机关、国民党政府暗中勾结的有之，宣扬“鲁迅精神过时了”的有之，诬蔑乃至全盘否定鲁迅的人更是有之，但独独不见海婴先生站出来，给予义正词严的驳斥。
记得1994年1月，台湾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以两个版的篇幅，以极其低级庸俗的话语，刊发攻击鲁迅及萧红萧军等大陆
鲁迅与许广平、海婴合影。摄于1931年7月30日。
非党左翼作家的长篇文章，那时，我多么的希望海婴先生能够站出来与之论理啊！可是，海婴先生又一次保持了沉默。后来，在众多前辈作家的支持下，《文艺报》以大篇幅刊发了我与之对阵的长篇文章；面对南北众多报刊对拙文的转载、推介、评价，海婴先生依旧是一言不发。
在新世纪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这是笔者在第十一遍读完《鲁迅与我七十年》后掩卷深思的一个问题。著名学者杨宪益先生的夫人，有“中国文化战线上的白求恩”之誉的英籍戴乃迭女士，于临终前说了如下一段话：
现在有人叫我写一本书，写我的儿子，写我在牢狱里的经历，说这种书一定会畅销，可以拿一笔钱。我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一个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了一生的外国人，“文革”中又备受误解和折磨，尚且如此，那么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又该如何呢？鲁迅后代呢？
（原载《文艺报·理论与争鸣》第3版，2002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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