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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生活简朴，源于他出自亦耕亦读的农民家庭，深受良好家风的熏陶。曾国藩父亲曾麟书有意效法林则徐之父，将林父家训中“粗衣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由儿任之”的名联略作改动，变为曾氏家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曾国藩成名后，继承父亲的治家经验，亦将林则徐作为榜样。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道：“昔年林文忠公有三个儿子，分家时各人仅得钱六千串。林公身膺督抚要职二十余年，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风劲节，实不可及。我辈兄弟实在应向林公学习。”
曾国藩为官的过人之处一方面来自个人品高清廉，另一方面来自勤于任事。曾国藩中进士后任职京官七年，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全无望我归省之意，则我亦不敢轻举妄动”。可见，曾国藩不回乡自有不得已的苦衷。曾国藩归结不能归省有“三难”：“现在京寓欠帐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帐，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一难也；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二难也；我一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三难也。”
从中不难看出，曾国藩所谓“三难”，均与其经济拮据有关。前两难犯愁的是盘缠无从筹措，后者则是若赋闲京师则失去经济来源。当时曾国藩已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四个月后又升授礼部侍郎，可算居京官高位。然他连回家省亲的盘缠都难以筹措，清廉程度可见一斑。清代官员俸禄非常微薄，品级最高的正一品大学士年薪不过银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如此低廉的俸禄显然不能维持官员的基本开销，贪污之风自然蔓延。雍正、乾隆两帝致力惩贪，推出地方官“养廉银”和京官“恩俸”、“双俸”制度。“养廉银”制即“耗羡归公”，此项数目巨大，可谓开高薪养廉之滥觞，一般来讲，督抚一级的地方最高长官养廉银超出正俸近一百倍，最低一级的知县亦超出正俸几十倍。相比之下，京官则要低许多。“恩俸”只发给“六部堂官”，即各部尚书和侍郎。“双俸”发给大学士、“六部堂官”双俸双米，其余京官双俸单米。“正俸”、“双俸”之外，京官的合法收入还有差事和科考、捐纳的“印结费”。然京官若想过富足生活，便得索收地方官的礼物银钱，如冬天的“炭敬”、夏天的“冰敬”等。可见，清代官员想要保持清廉的操守着实不易。曾国藩为扭转官场积重难返的贪污纳贿之风，曾在三十岁时立誓，终身保持清廉之身。他誓云：“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曾国藩临终前仍不忘此誓，留下遗嘱：“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勤政自律”为法（1）
曾国藩为官要诀，在乎一“勤”字。曾国藩早年戎马，书生治军，全靠一“勤”字诀。“公之在营也，未明即起，出巡营垒，阅操练，日中清理文卷，接见宾僚，以其余时披览书史，不使身心有顷刻之暇。尝称时局艰难，惟劳动心力者可以补救。前后数十年，治军治官，虽当困苦危险之际，以至功成名遂之时，不改其度焉”。曾国藩认为，为官者应有五勤，“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矣”。
“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迹通。”
纵观曾氏一生，“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是对其最好的评价。曾国藩办事认真，心思缜密，后期更是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他仅活了六十一岁，这与其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有很大关系。曾国藩晚年右目失明，仍不愿假手他人，坚持亲手批阅公文，递折奏事。他还有写日记的习惯，一直记到临死前一天才罢笔，而此前的一周他已深受病痛折磨，舌头僵硬，口不能语。
曾国藩以“勤”为生命之快乐体验，指出“习劳则神钦”。“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干；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为把“勤”字诀传之后人，曾国藩将居住之所命名为“八本堂”，教育后人要戒骄戒惰。这八句话是：
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曾国藩教导子弟“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他多次提到：“吾家子侄辈，总以谦勤二字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可忘竹山凹施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什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
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声誉鹊起，成为其时第一名臣，连同治帝都不得不承认：“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亦实难其选。”此种形势下，曾国藩益求自律，遵从一“谨”字。平定金陵后，湘军军纪大坏。加之曾国藩功高震主，遭清廷猜忌。咸丰曾下旨，取金陵者封王位，但等曾氏兄弟攻取金陵后，只得到侯爵封赏。曾国藩审时度势，果断下令裁撤湘军。湘军裁撤后，许多士兵加入秘密会社哥老会。湘乡乃湘军首倡之处，哥老会成员也众多。曾国藩兄弟发达后，他十分忧虑家人骄横，屡次写信回家，告诫族人万不可依仗权势，横行乡里。但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时在家中主事的是他的四弟曾国潢。曾国潢藉大哥、九弟威望，对镇压哥老会“会匪”一事颇为热心。保护地方本无可厚非，然曾国潢往往借剿匪之名打击异己，将平素“憎恶”之人以“匪徒”名义交官治罪。湘乡县令熊某哪敢得罪，曾国潢交代的事他一一照办。有一次曾国潢送来五十余人，要求全部杀头，熊某只好依从。熊某笃信佛学，不忍心杀人，故每次见到曾国潢时都垂泪不已。有人问他何故，他答曰：“曾四爷又要藉我的手杀人了！”有一次，湘乡县城新建码头竣工，按惯例须以“三牲”祭祀，但这次祭祀却未杀猪宰羊，而是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斩杀十六人祭之。此事传出，乡人皆以曾氏族人为恨。咸丰七年，曾国藩因父亲亡故回到湘乡。回家后他很快得知曾国潢杀人逞凶、遭民怨恨之事。曾国藩怒不可遏，本想狠狠教训四弟一番。然而他想到自己多年在外，家中大小诸事均由四弟照料，且父亲尸骨未寒，甫一回家便责骂四弟，未免不妥。这天中午，他向夫人要了一锥子，等曾国潢睡午觉时，曾国藩用锥猛刺四弟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被褥。曾国潢从睡梦中惊醒，痛呼：“残暴！残暴！”曾国藩厉声说：“为何如此大呼小叫？”曾国潢回答：“痛死我也！”曾国藩道：“我只用锥子刺一下你的大腿，你就如此痛苦，你杀的那些哥老会众，他们就不痛吗？”曾国潢这才明白哥哥此举原来是在教训他。经历此事，曾国潢痛改前非，戒掉了骄横暴虐的毛病，在当地做了大量的义举善行。至今湘乡的老年人提起曾国潢，仍对其做的善事津津乐道。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时，表弟江庆从家乡赶来，希望能在城里谋份差事，以免乡间劳作之苦。江庆是曾国藩五舅独子，五舅对他可说是恩重如山。当年曾国藩进京赶考缺少路费，五舅将自家耕牛变卖，为其凑足盘缠，才有了他后来的飞黄腾达。况且曾国藩乃爱才之人，于情于理都应留下江庆。曾国藩将表弟安排在身边，交办一些上传下达的闲散事务。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曾国藩发现表弟尽管能力平庸，但办事认真，尚属可造之材。但不久曾国藩改变了主意，他发觉江庆在熟悉情况后开始飘飘然，其偏狭怠懒的弱点渐渐开始暴露。江庆经常打着总督表弟的旗号，在其他幕僚面前指手画脚，搬弄是非，造成很坏的影响。曾国藩与江庆同桌吃饭时，总是咬去米饭中未脱尽的谷壳，将里面的米嚼碎咽下，江庆则不然，直接挑出谷粒扔掉。曾国藩觉得表弟本为农家子弟，却尽沾染些游惰之气，不宜继续留在幕府。曾国藩亲自手书一联，告诫表弟“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从苦中来”，又拿出一百两银子送他作为置业本钱，将他打发回家了。
“整顿吏治”为方（1）
曾国藩身逢乱世，对当时吏治腐败有着深刻感受。他虽以平定内乱起家，却始终认为太平天国起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吏治不清。“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内乱结束后，两江总督曾国藩明确提出，要“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务须从吏治上痛下功夫，斯民庶可少苏”，“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内乱迟早会再次发生。曾国藩的吏治思想，主要体现为他在两江总督任上制定的《劝诫浅语》。这成为后世为政者取法借鉴曾国藩政治资源的经典文本。
劝诫州县四条
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
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讼。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好恶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农事以厚生。
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纡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俭朴以养廉。
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劝诫委员四条
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皆归此类。
一曰习勤劳以尽职。
观于田夫农父，终岁勤劳而少疾病，则知劳者所以养身也。观于舜禹周公，终身忱劳，而享寿考，则知劳者所以养心也。大抵勤则难朽，逸则易坏，凡物皆然。
二曰崇俭约以养廉。
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昔年举贡生员在外坐馆，不过每月数金，今则增至一两倍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辈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气运可挽回矣。
三曰勤学问以广才。
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军日久，不识术数、占验，而颇能预知败征。大约将士有骄傲气者必败，有怠惰气者必败。不独将士然也，凡委员有傲气者亦必偾事，有惰气者亦必获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积久遂成风俗。一人自是，将举国予圣自雄矣；一人晏起，将举国俾昼作夜矣。今与诸君约，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则勋业自此出，风俗自此正，人才亦自此盛矣。
劝诫绅士四条
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士，皆归此类。
一曰保愚懦以庇乡。
军兴以来，各县皆有绅局。或筹办团练，或支应官军，大抵皆敛钱以集事。或酌量捐资，或按亩派费，名为均匀分派，实则高下参差。在局之绅耆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与局绅有声气者少出，与局绅无瓜葛者多出；与局绅有夙怨者不惟勒派多出，而且严催凌辱，是亦未尝不害民也。欲选绅士，以能保本乡愚懦者为上等。能保愚懦，虽伪职亦尚可恕，凌虐愚懦，虽巨绅亦属可诛。
二曰崇廉让以奉公。
凡有公局，即有经管银钱之权，又有劳绩保举之望。同列之人，或争利权而相怨，或争保举而相轧，此不廉也。始则求县官之一札以为荣，继则大柄下移，毫无忌惮。衙门食用之需，仰给绅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视官长，此不逊也。今特申戒各属绅士，以敬畏官长为第一义。财利之权，归之于官，赏罚之柄，操之自上。即同列众绅，亦互相推让，不争权势。绅士能洁己而奉公，则庶民皆尊君而亲上矣。
三曰禁大言以务实。
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近年书生侈口谈兵，动辄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近年书生，多好攻人之短，轻诋古贤，苛责时彦，此亦大言也。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请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请自不轻论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四曰扩才识以待用。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袒，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1869年3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上任前他便听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甫一上任，他就采取一系列刚猛措施，“严立法禁，违者重罚”，着手整顿吏治，清理讼案。到任不足一月，曾国藩先后参劾知府、知县十一名，直隶政坛为之震动。五个月后，曾国藩又参革劣员八名。这些官员，皆为“性情卑鄙，操守不洁”、“貌似有才，心实贪酷”、“擅作威福，物议沸腾”、“品行卑污，工于逢迎”、“专事夤缘，贪而多诈”之辈，劣迹斑斑。裁汰劣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