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颤了一下，象照相机快门咔嚓一样的快，但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这是习惯性的。他记得当时自己就想：这个可怜的家伙完了。可怕的是，这个动作很可能是不自觉的。最致命的危险是说梦话。就他所知，对此无法预防。
他吸了一口气，又继续写下去：
我同她一起进了门，穿过后院，到了地下室的一个厨房里。靠墙有一张床，桌上一盏灯，灯火捻得低低的。她——
他咬紧了牙齿，感到一阵难受。他真想吐口唾沫。他在地下室厨房里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同时又想起了他的妻子凯瑟琳。温斯顿是结了婚的，反正，是结过婚的；也许他现在还是结了婚的人，因为就他所知，他的妻子还没有死。他似乎又呼吸到了地下室厨房里那股闷热的气味，一种臭虫、脏衣服、恶浊的廉价香水混合起来的气味，但是还是很诱人，因为党里的女人都不用香水．甚至不能想象她们会那样。只有无产者用香水。在他的心中，香水气味总是不可分解地同私通连在一起的。
他搞这个女人是他约摸两年以来第一次行为失检。当然玩妓女是禁止的，但是这种规定你有时是可以鼓起勇气来违反的。这事是危险的，但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玩妓女被逮住可能要判处强制劳动五年；如果你没有其他过错，就此而已。而且这也很容易，只要你能够避免被当场逮住。贫民区里尽是愿意出卖肉体的女人。有的甚至只要一瓶杜松子酒，因为无产者是不得买这种酒喝的。暗地里，党甚至鼓励卖淫，以此作为发泄不能完全压制的本能的出路。一时的荒唐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这是偷偷摸模搞的，没有什么乐趣，而且搞的只是受卑视的下层阶级的女人。党员之间的乱搞才是不可宽恕的罪行。但是很难想象实际上会发生这样的事——尽管历次大清洗中的被告都一律供认犯了这样的罪行。
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可能使它无法控制的誓盟关系。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党员之间的婚姻都必须得到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委员会的批准，虽然从来没有说明过原则到底是什么，如果有关双方给人以他们在肉体上互相吸引的印象，申请总是遭到拒绝的。唯一得到承认的结婚目的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性交被看成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象灌肠一样。不过这也是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但是用间接的方法从小就灌输在每一个党员的心中。甚至有象少年反性同盟这样的组织提倡两性完全过独身生活。所有儿童要用人工授精（新话叫人授（artsem））的方法生育，由公家抚养。
温斯顿也很明白，这么说并不是很认真其事的，但是这反正与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党竭力要扼杀性本能，如果不能扼杀的话，就要使它不正常，肮脏化。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是觉得这样是很自然的事。就女人而论，党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
他又想到了凯瑟琳。他们分手大概有九年，十年——快十一年了。真奇怪，他很少想到她。他有时能够一连好几天忘记掉自已结过婚。他们一起只过了大约十五个月的日子。党不允许离婚，但是如果没有子女却鼓励分居。
凯瑟琳是个头发淡黄、身高体直的女人，动作干净利落。她长长的脸，轮廓鲜明，要是你没有发现这张脸的背后几乎是空空洞洞的，你很可能称这种脸是高尚的。在他们婚后生活的初期，他就很早发现——尽管这也许是因为他对她比对他所认识的大多数人更有亲密的了解机会——她毫无例外地是他所遇到过的人中头脑最愚蠢、庸俗、空虚的人。她的头脑里没有一个思想不是口号，只要是党告诉她的蠢话，她没有、绝对没有不盲目相信的。他心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人体“录音带”。然而，要不是为了那一件事情，他仍是可以勉强同她一起生活的。那件事情就是性生活。
他一碰到她，她就仿佛要往后退缩，全身肌肉紧张起来。搂抱她象搂抱木头人一样。奇怪的是，甚至在她主动抱紧他的时候，他也觉得她同时在用全部力气推开她。她全身肌肉僵硬使他有这个印象。她常常闭着眼睛躺在那里，既不抗拒，也不合作，就是默默忍受。这使人感到特别尴尬，过了一阵之后，甚至使人感到吃不消。但是即使如此，他也能够勉强同她一起生活，只要事先说好不同房。但是奇怪的是，凯瑟琳居然反对。她说，他们只要能够做到，就要生个孩子。这样，一星期一次，相当经常地，只要不是办不到，这样的情况就要重演一次。她甚至常常在那一天早晨就提醒他，好象这是那一天晚上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可不能忘记的一样。她提起这件事来有两个称呼。一个是“生个孩子”，另一个是“咱们对党的义务”（真的，她确实是用了这句话）。不久之后，指定的日期一临近，他就有了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幸而没有孩子出世，最后她同意放弃再试，不久之后，他们俩就分手了。
温斯顿无声地叹口气。他又提起笔来写：
她一头倒在床上，一点也没有什么预备动作，就马上撩起了裙子，这种粗野、可怕的样子是你所想象不到的。我——
他又看到了他在昏暗的灯光中站在那里，鼻尖里闻到臭虫和廉价香水的气味，心中有一种失败和不甘心的感觉，甚至在这种时候，他的这种感觉还与对凯瑟琳的白皙的肉体的想念掺杂在一起，尽管她的肉体己被党的催眠力量所永远冰冻了。为什么总得这样呢？为什么他不能有一个自己的女人，而不得不隔一两年去找一次这些烂污货呢？但是真正的情合，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党内的女人都是一样的。清心寡欲的思想象对党忠诚一样牢牢地在她们心中扎了根。通过早期的周密的灌输，通过游戏和冷水浴，通过在学校里、少年侦察队里和青中团里不断向她们灌输的胡说八道，通过讲课、游行、歌曲、口号、军乐等等，她们的天性已被扼杀得一干二净。他的理智告诉他自已，一定会有例外的，但是他的内心却不相信。她们都是攻不破的，完全按照党的要求那样。他与其说是要有女人爱他，不如说是更想要推倒那道贞节的墙，那怕只是毕生一二次。满意的性交，本身就是造反。性欲是思想罪。即使是唤起凯瑟琳的欲望——如果他能做到的话——也是象诱奸，尽管她是自己的妻子。
不过剩下的故事，他得把它写下来。他写道：
我燃亮了灯。我在灯光下看清她时——
在黑暗里呆久了，煤油灯的微弱亮光也似乎十分明亮。
他第一次可以好好的看一看那女人。他已经向前走了一步，这时又停住了，心里既充满了欲望又充满了恐惧。他痛感到他到这里来所冒的风险。完全有可能，在他出去的时候，巡逻队会逮住他；而且他们可能这时已在门外等着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达到目的就走——！
这得写下来，这得老实交代。他在灯光下忽然看清楚的是，那个女人是个老太婆（old）。它的脸上的粉抹得这么厚，看上去就象硬纸板做的面具要折断的那样。它的头发里有几绺白发，但真正可怕的地方是，这时她的嘴巴稍稍张开，里面除了是个漆黑的洞以外没有别的。她满口没牙。
他潦草地急急书写：
我在灯光下看清了她，她是个很老的老太婆，至少有五十岁。可是我还是上前，照干不误。
他又把手指按在跟皮上。他终于把它写了下来，不过这仍没有什么两样。这个方法并不奏效。要提高嗓门大声叫骂脏话的冲动，比以前更强烈了。
第7节
温斯顿写道：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must）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它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纠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无法想象，它的团员能够超过三三两两的人数聚在一起。造反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声音中的一个变化；最多，偶而一声细语而已。但是无产者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象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可以肯定说，他们迟早会想到要这么做的。但是——！
他记得有一次他在一条拥挤的街上走，突然前面一条横街上有几百个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在大声叫喊。这是一种不可轻侮的愤怒和绝望的大声叫喊，声音又大又深沉，“噢——噢——噢！”，就象钟声一样回荡很久。他的心蹦蹦地跳。开始了！他这么想。发生了骚乱！无产者终于冲破了羁绊！当他到出事的地点时，看到的却是二三百个妇女拥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脸上表情凄惨，好象一条沉船上不能得救的乘客一样。原来是一片绝望，这时又分散成为许许多多个别的争吵。原来是有一个货摊在卖铁锅。都是一些一碰就破的蹩脚货，但是炊事用具不论哪种都一直很难买到。
卖到后来，货源忽然中断。买到手的妇女在别人推搡拥挤之下要想拿着买到的锅子赶紧走开，其他许多没有买到的妇女就围着货摊叫嚷，责怪摊贩开后门，另外留着锅子不卖。又有人一阵叫嚷。有两个面红耳赤的妇女，其中一个被头散发，都抢着一只锅子，要想从对方的手中夺下来。她们两人抢来抢去，锅把就掉了下来。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可是，就在刚才一刹那，几百个人的嗓子的叫声里却表现了几乎令人可怕的力量！为什么她们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却总不能这样喊叫呢？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
他想，这句话简直象从党的教科书里抄下来的。当然，党自称正把无产者从羁绊下解放出来。在革命前，他们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他们挨饿、挨打，妇女被迫到煤矿里去做工（事实上，如今妇女仍在煤矿里做工），儿童们六岁就被卖到工厂里。但同时，真是不失双重思想的原则，党又教导说，无产者天生低劣，必须用几条简单的规定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象牲口一样。事实上，大家很少知道无产者的情况。没有必要知道得太多。只要他们继续工作和繁殖，他们的其他活动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由于让他们去自生自长，象把牛群在阿根廷平原上放出去一样，他们又恢复到合乎他们天性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古以来的方式。他们生了下来以后就在街头长大，十二岁去做工，经过短短一个美丽的情窦初开时期，在二十岁就结了婚，上三十岁就开始衰老，大多数人在六十岁就死掉了。重体力活、照顾家庭子女、同邻居吵架、电影、足球、啤酒，而尤其是赌博，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切。要控制他们并不难。总是有几个思想警察的特务在他们中间活动，散布谣言，把可能具有危险性的少数人挑出来消灭掉。但是没有作任何尝试要向他们灌输党的思想。无产者不宜有强烈的政治见解。对他们的全部要求是最单纯的爱国心，凡是需要他们同意加班加点或者降低定量的时候可以加以利用。即使他们有时候也感到不满，但他们的不满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没有一般抽象思想，他们只能小处着眼，对具体的事情感到不满。大处的弊端，他们往往放过去而没有注意到。大多数无产者家中甚至没有电幕。甚至民警也很少去干涉他们。伦敦犯罪活动很多，是小偷、匪徒、娼妓、毒贩、各种各样的骗子充斥的国中之国；但是由于这都发生在无产者圈子里，因此并不重要。在一切道德问题上，都允许他们按他们的老规矩办事。党在两性方面的禁欲主义，对他们是不适用的。乱交不受惩罚，离婚很容易。
而且，如果无产者有此需要，甚至也允许信仰宗教。他们不值得怀疑。正如党的口号所说：“无产者和牲口都是自由的。”
温斯顿伸下手去，小心地搔搔静脉曲张溃疡的地方。这地方又痒了起来。说来说去，问题总归是，你无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从抽屉中取出一本儿童历史教科书，这是他从派逊斯太太那里借来的，他开始把其中一节抄在日记本上：
从前，在伟大的革命以前，伦敦不是象现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当时伦敦是个黑暗、肮脏、可怜的地方，很少有人食能果腹，衣能蔽体，成千上万的人穷得足无完履，顶无片瓦。还不及你们那么大的孩子就得为凶残的老板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如果动作迟缓就要遭到鞭打，每天只给他们吃陈面包屑和白水。但在那普遍贫困之中却有几所有钱人住的华丽的宅第，伺候他们的佣仆多达三十个人。
这些有钱人叫做资本家。他们又胖又丑，面容凶恶，就象下页插图中的那个人一样。你可以看到他穿的是中做大礼服的长长的黑色上衣，戴的是叫做高礼帽的象烟囱一样的亮晶晶的奇怪帽子。这是资本家们的制服，别人是不许穿的。资本家占有世上的一切，别人都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占有一切土地、房屋、工厂、钱财。谁要是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可以把他投入狱中，或者剥中他的工作，把他饿死。老百姓向资本家说话，得诚惶诚恐，鞠躬致敬，称他做“老爷”。资本家的头头叫国王——
余下的他都心里有数。下面会提到穿着细麻僧袍的主教、貂皮法袍的法官、手枷脚栲、踏车鞭笞、市长大人的宴会、跪吻教皇脚丫子的规矩。还有拉丁文叫做“初夜权”的，在儿童教科书中大概不会提到。所谓“初夜权”，就是法律规定，任何资本家都有权同在他的厂中做工的女人睡觉。
这里面有多少是谎言，你怎么能知道呢？现在一般人的生活比革命前好，这可能（might）是确实的。唯一相反的证据是你自己骨髓里的无声的抗议，觉得你的生活条件在无法忍受以前一定有所不同的这种本能感觉。他忽然觉得现代生活中真正典型的一件事情倒不在于它的残酷无情、没有保障，而是简单枯燥、暗淡无光、兴致索然。你看看四周，就可以看到现在的生活不仅同电幕上滔滔不绝的谎言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同党要想达到的理想也无共同之处。甚至对一个党员来说，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中性的，非政治性的，单纯地是每天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在地铁中抢一个座位、补一双破袜子、揩油一片糖精、节省一个烟头。而党所树立的理想却是一种庞大、可怕、闪闪发光的东西，到处是一片钢筋水泥、庞大机器和可怕武器，个个是骁勇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团结一致地前进，大家都思想一致、口号一致，始终不懈地在努力工作、战斗、取胜、迫害——三亿人民都是一张脸孔。而现实却是城市破败阴暗，人民面有菜色，食不果腹，穿着破鞋在奔波忙碌，住在十九世纪东补西破的房子里，总有一股烂白菜味和尿臊臭。他仿佛见到了一幅伦敦的田景，大而无当，到处残破，一个由一百万个垃圾筒组成的城市，在这中间又有派逊斯太太的一幅照片，一个面容憔悴、头发稀疏的女人，毫无办法地在拾掇一条堵塞的水管。
他又伸下手去搔一搔脚脖子。电幕日以继夜地在你的耳边聒噪着一些统计数字，证明今天人们比五十年前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宽敞，玩得痛快——他们比五十年前活得长寿，工作时间比五十年前短，身体比五十年前高大、健康、强壮，日子比五十年前过得快活，人比五十年前聪明，受到教育比五十年前多。但没有一句话可以证明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例如，党声称今天无产者成人中有百分之四十识字；而革命前只有百分之十五。党声称现在婴儿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是千分之三百——如此等等。这有点象两个未知数的简单等式。很有可能，历史书中的几乎每一句话，甚至人们毫无置疑地相信的事情，都完全出之于虚构。谁知道，也许很有可能，从来没有象“初夜权”那样的法律，或者象资本家那样的人，或者象高礼帽那样的服饰。
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之中了。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他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掌握了进行伪造的无可置疑的具体证据，那是在发生事情以后：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证据在他的手指之间停留了长达三十秒钟之久。这大概是在1973年——反正是大概在他和凯瑟琳分居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