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最主要敌人之用。”
①经他这样一用，敌人的营垒就发生分化：动摇不定的被拉了过来，成为可以团结的朋友；只要不是顽固不比的都加以中立，变成于我无害、暂不交锋之敌。这样顽固不化的敌人就孤
立了，变成了少数，比较好对付。主要的敌人消灭以后，就轮到次要的敌人。如此类推，整个敌人集团就被各个击破，一个一个地被他吃悼。毛泽东对待反共顽固派的基本策略就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一招使他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严峻形势中，得以粉碎蒋介石接连三次发动的反共高潮，在解放战争中能够以较快的时间、较少的力量投入瓦解庞大的蒋介石集团。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分化瓦解的主要是蒋氏政权基础，如开明绅士，游民阶层。这可以说是民间或底层统一战线。民族矛盾上升过程中，毛泽东开始以抗日的旗帜争取、团结蒋介石政权和军队中的中、下层人物，毛泽东称此为下层统一战线。全民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又用团结抗战，爱国一家的口号，开展其上层统一战线，迫使蒋介石同意联合抗日，争得了张学良等上层人物的支持同情，还拉出了不少蒋的部将，下层小人物就更不用说。这样，蒋介石这个次要的阶级敌人在反对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军心党心民心已经有所动摇、瓦解。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变成主要敌人，但是他没有强大多久，毛泽东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以反对独裁，宣扬民主为号召，很快就从上至下从军至民，挖空了蒋介石的墙脚，毛泽东的敌人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被同化、被瓦解、被消灭了。蒋陷入众叛亲离之中，不得不两次“下野”，最后只好退到台湾。团结朋友、壮大自己，与孤立敌人、消灭敌人，是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因为敌人和朋友并没有一个时空上的绝对分界，敌人消灭得越多，我们周围的朋友就越多，敌人一个一个地被消灭了，我们的朋友就一天一天地多起来，我们自己的力量就一天一天地发展壮大强盛，当蒋介石败高大陆之日，也就是毛泽东入主中华之时。
①《毛泽东选集》第134页。
5？6 古今中外恐怕再没有哪个政治家，能像毛那样善于做精细入微的区分工作，善于以不同的手段对付不同的对手如果说某件事政策性很强，那一定是其中包含着许多十分细致甚至微妙的区别，稍有偏颇，便会失策。没有区别便没有政策。政治谋略全在于区分之妙。能知微见著，区分种种不同情况并采取相应对策的政治家，必定是大谋略家。相反，头脑简单，胡子眉毛一把抓，则被人称为政治蠢才。海伦？斯诺说，“毛泽东的特点是大”，“他总是确定某项政策和某种理论的大轮廓，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但是他的大政方针不是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他能够“以惊人的敏捷从谷物中挑出秕子，而又本能地识别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古今中外恐怕再没有哪个政治家，能像毛泽东那样善于做精细入微的区分工作，更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善于以不同的手段对付不同的对手。首先必须把所有的人从总体上区分为左、中、右三大类，或日进步、中间、反动。相应的对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左、中、右三大类中又有较小的左、中、右，还有更细的左、中、右，如此不断反复，足以区分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次，每一个集团。人民内部，哪怕是工人阶级内部，也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必须鼓励先进，批评落后，带动中间。农民中有富农（有余钱剩米的）、中农（保得衣食住的）、贫雇农（一无所有或有也不多的）三个不同层次，应该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一定时候是打击）富农。中农中又有上中农（自给有余的）、中中农（大体可以自给的）、下中农（年年叹亏的）三个不同部分。下中农应稳固地团结，中中农应努力地争取，上中农要注意其摇摆性。有产阶级可分为大资产阶级（地主、买办阶级）、中产阶级（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三大部分，必须区别对待。小资产阶级从总体上说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必须团结争取过来，而不能让敌人拉了过去。但内中有上中下三个不同层次，其区别和对待方法与中农中的三个部分相似。中产阶级整体上是动摇不定的，具有两面性，其右翼应当看作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是可看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应当时常提防他们。毛泽东反复强调，怎样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成功与否的关键。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不是铁板一块，如在抗日战争中就有亲日派和亲英美派的区别，对前者应孤立、打击，对后者可暂时团结、利用。国民党阵营在民族矛盾上升过程中也发生分化、破裂，像蔡廷锴、张学良那样的亲共抗日分子应团结，其他坚持反共卖国的分子则应与之斗争。各派军阀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如两广派是“收复失地”与“抗日剿匪”并重，蒋介石则是“先剿匪，后抗日”，也应区别对待。反共顽固派中也有区别，有尚能抗日的、坚决反共的，还有两面动摇的，应分别加以联合或者孤立。即使在汉奸亲日派中，也有铁杆汉奸和两面分子的区别，对前者应实行打击、孤立的政策，对后者应采取拉拢、争取的政策。帝国主义都不是好东西，但在当时条件下，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还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帮助中国抗日的英美加以区别。经过这样的区别，毛泽东便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同时，又能在所有的敌人中挑出他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国民党在外交方面曾有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的政策。毛泽东则有所不同。对他来说（不是指外交方面），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但是，这些朋友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般对待。其中有真正的朋友，也有表面的朋友；有暂时的朋友，也有长期的朋友；有不太友好的朋友，还有根不友好的朋友。对这些朋友，应当分别地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对待。这一谋略特征也可以这样说：主要的敌人只有一个，其他非主要的敌人可以暂时看作朋友。等到当前主要的敌人消灭以后，再去一个一个地解决其他的后续敌人，直到天底下再没有敌人，“环球同此凉热”为止。
①《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145页。
5？7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统一战线，顾名思义，就是要统一，要团结，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人，要同别人做朋友，而斗争则是对付敌人的手段。有些人据此认为，要联合就不能斗争，要斗争就无法联合。你搞斗争，人家怎么敢来呢？再说，你拉人家来做朋友，人家来了以后，你又斗争，这也不够朋友的情义呀？这也是一种头脑简单，天真幼稚。毛泽东认为刚好相反，不斗争就搞不好联合，搞不好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为什么呢？他的理由大致有两条：其一，联合的人多了，阵容扩大了，必然发生这样的问题：成份越来越复杂，颜色越来越不一致。如果老这样下去，不进行必要的斗争清理整肃，就会把我们的阵线搞乱，为敌人分化、离间我们提供机会。我们不但强大不起来，还会变得弱小，容易被敌人击破。或者出现不怀好意的朋友，反客为主，要我们听他的，把我们统一到他的身边。这样，表面上看我们的阵营扩大了，实际上我们的阵地不见了。“我们”已不复为我们，等于为他人作了嫁衣裳，白白忙乎了一阵子。这样的统一和联合不是适得其反吗？其二，不斗争是一种没有力量的表现。只有通过有效的斗争，才能教训那些敢于放肆、敢于捣乱的人，使他们不敢轻易造次，从而紧紧地团结在我们周围。因此，毛泽东认为既要联合，又要斗争，两只手一只也不能少。不联合我们的队伍不能扩大，不斗争我们就会在联合中失去地位。为了坚持这种两手政策，毛泽东用了很多精力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反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错误，另一方面反对”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错误，使一度幼稚的共产党的两只手都强硬起来，变成谁也对付不了我而我可以谁都能对付的有经验的党。联合和斗争一路走，联合是针对中间派的，斗争自然也是针对中间派的，中间派处在统一阵线之中，无疑是应当团结的，但是一切中间派都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就是毛泽东两手政策的出发点。你有两手对我，我也应有两手对你，否则就会吃亏。对中间派革命、爱国、不反对我们的那一面，我们要团结、联合；而对其动摇、妥协、反对我们的那一面，我们又要批评、斗争。”只有这样双管齐下，中间派才能变成于我有利而无害的因素。中间派有不同层次，有人民内部的，也有敌人内部的，中间派本身也有左、中、右。无论哪个层次上的中间派都有两面性，但不同层次上的中间派两面性的比重各有不同。离我们距离越近的中间派，其革命性成分就越多；反之，离敌人距离越近的中间派，其反动性成分就越多。对这些不同的中间派，其联合与斗争的比重和方式也应有所不同。如果一样的斗争，或一样的联合，都达不到以斗争求团结的目的。毛泽东的基本方法是：除了最坚定的左派、革命派和最顽固的右派、反动派以外，中间部分长长的一串，包括左派中不坚定的分子，右派中可争取的分子，以及中间派中各不同部分，都要施以团结和斗争两手。但是两只手用力的程度依离我们距离的远近而有区别。越靠近左边的，我们越要强调联合、团结的方面，越靠近右边的，我们越要强调斗争、打击的方面。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三股中间势力，只是当作反帝的同盟音来争取，面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则作为基本的同盟军来团结。与此相应的对前者的斗争要多一些、重一些，对后者的斗争要少一些，轻一些，主要是批评教育。重要的是对每一个中间派，每一个同盟者，都必须同时使用两手。使用的方法可以有两种：（1）一边斗，一边和，两手同时并用。比如我要批评某一朋友的错误，在指出他的错误的同时，必须肯定他的成绩，加以适当鼓励，以免产生对立情绪，我而去。我要嘉奖他时，除了指出他的成绩，同时又指出他的不足，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免他翘尾巴，不听我的。（2）斗一斗，和一和，两手交替使用。斗了一阵，达到了目的，随即进行安抚，主动表示友好，好了一阵后，发现他又有不对，再斗一斗。如此不断反复，不但不破坏团结，反而会团结得更好。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统一，加强团结，因此必须掌握好分寸，不能搞过火的、无休止的斗争。过火地斗争，一味地斗争，事物会走向反面，使统一破裂，矛盾激化，朋友变成敌人。这等于帮了敌人的忙，孤立了自己，与团结统一的出发点相违背，是毛泽东一贯反对的。
5？8 三个“三分之一”毛深东的统战谋略是一种极其灵活的政治技巧。它的目的是要把尽可能多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以便有效地孤立打击最主要的敌人。除了这一点是明确的，其他的都没有固定的模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有时候，为了便于操作，这种谋略也体现为某种定制。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三三制”政权就是一例。毛泽东规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
①另两个“三分之一”留给非共产党人员。毛规定国民党党员一定要占三分之一。第三个“三分之一”则是无党派人士的。据说这样做便表明共产党没有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②美国记者白修德曾研究过这种制度。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反对派是不民主的”。当时共产党最大的反对派便是国民党。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国民党员一定要占三分之一，并且不能少于三分在一。当然在质量上毛泽东也是有考虑的，他说；“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一是“必须容许”，二是“不反共”，由于“不反共”，所以国民党方面就说这些人是国民党的叛徒。但不管怎样，共产党能够容纳国民党，而国民党不能容纳共产党，到底哪个民主、哪个独裁，舆论自有公论。第三个“三分之一”是指“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这部分人的特点是”反共”，但“不积极”。共产党那一部分是不会反共的，国民党所占的那个三分之一必须是”不反共的”。假定无党派中有一半是反共的，总共也只有六分之一的“反共分子”，绝对的少数。这样做既容许了异党分子，又保证了本党绝对优势，堪称方今中外政治体制上的一绝。白修德说：“实行的时候，这个制度并不完全那么死板，不过中共总是把他们自己的比例做到不超过三分之一”。这是不假的。毛泽东也说过，在那些”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只能少不能多，多于三分之一便表明共产党占了优势，不民主，不平等。可“事实上”，白修德说，”中共之多于或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在每个地区的政府里，他们都是唯一与整个政策相联系的团体。他们是军队的领导人，他们又是农民的保护人。他们制定策略，无论从哪方面说，农民都把共产党人看做是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看做是他们自己意志的代言人”。
③“三三制”实践为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政权经验。他相继提出“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联合政府”、“人民民主专政”等政权模式。这些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至于被领导地位上的客体，在不同时期略有区别，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在解放斗争时期是“一切民主阶级”，在建国以后是除了敌人以外的全体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关键不在于有多少不同成份，不在于有多少党派、阶级参加政权，而在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有了这一条，”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等等都是一回事。因此毛泽东1956年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的政权中，无产阶级或共产党的领导是必须的，异党异阶级的存在也是必须的。只有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既民主又专政。如果只有共产党一种颜色，就不能体现民主，就难以和共产党所极力反对的国民党一党专制区分开来。据说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曾要求加入共产党，但毛泽东不同意。倒不是这位共产党的忠实追求者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而是因为她留在党外对共产党更有好处。她留在党外，可以代表另一个党派帮助共产党说话。如果她成了共产党员，就起不了这种作用。不过，孙夫人的愿望在她临终前还是得到了满足。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724页。
③《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120页。
5？9 毛在“三大”上改变态度，张国燾认为这是“毛泽东的变节”，有人指责毛“想当中央委员”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督促下，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合作，莫斯科煞费苦心，一方面派赵飞到南方联络孙中山，另一方面又派马林来劝中共领导人。但是马林所带来的共产国际的指令在“三大”上并没有获得一致通过。该指示强调中国国民党是国民革命领导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尽管它也提到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应保留其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但总的是，它是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这当然是大多数共产党人不愿接受的。当时的中共只要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作为总书记，不得不服从“总部”的决议，改变他以前所持的与国民党合作的消极态度。陈在会上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作了政治报告，随后瞿秋白表示赞同。但是另外的三个人：张国焘、蔡和森、毛泽东，却发表了相反的意见。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一时相持不下。这种平衡最后由毛泽东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