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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略是否高明，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在于思想方法是否科学，即能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古今中外，有许多谋略大师，把谋略艺术运用得十分出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而展示和发展了人类的智慧。可以说，谋略是人类智慧的花朵。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了继承发扬这一文化遗产，为了学习和借鉴前人的谋略艺术，为了增进和启迪人们的智慧，我们编辑出版《谋略系列丛书》，以资参考。我们首先推出领袖谋略系列，陆续出版。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谋略，不仅十分高明，出类拔革，而且和现实联系紧密。通过学习他们的谋略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助于了解党和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是基于什么考虑制订出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怎么取得的，等等。由于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缺乏经验，加之作者的水平有限，肯定会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恳切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帮助我们不断改进。
愿这套丛书能对读者有益。
冷铨清1996年4月5日
谨以此书纪念毛泽东逝世20周年
毛 泽 东 谋 略
第一编 政治谋略
1？1 “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毛语中夹带毋庸置疑的自信1956 年，波匈事件发生。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人家的教训，说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
①“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确实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最基本的经验。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领导三大法宝，其中没有提到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其实这是两个更基本的东西，两个更重要的法宝。1920年9月，旅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从蒙达尔尼向毛泽东寄来了三个重要的等式：“俄国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对唯物史观，毛泽东承认“我固无研究”。“阶级战争”则不同， 因为他此前己读过三本马列主义的入门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但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②不久，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集会，讨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对当时流行的五种方案，一一排除，独选了“阶级专政”这一法。有一个人极力反对在中国搞阶级斗争，那就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梁漱溟，他们曾在延安进行过争论。梁说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流通，因此阶级分比和对立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与西方社会比较，中国社会中的所谓穷人和富人的差别不过是“赤贫”与“次贫”的差别。所以要社会稳定发展，必须从“伦理本位”、“职业分殊”出发，进行乡村建设，毛泽东说这只是一种改良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毛泽东对粱留下这样的话：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语中央带毋庸置疑的自信。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无产者和有产者水平线都低并不是中国不能革命的原因，相反有更大的革命潜力可挖，问题在于要把”赤贫”和“次贫”的界线划开，使世世代赤贫群众明白：他们的贫穷和不幸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那些富有者的剥削压迫造成的。这样，穷人们便有了阶级觉悟，有了翻身解放、改变现状的渴望。因而产生出强烈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革命，迎来一个与他们目前的现状完全相反的美好社会。这个社会由于在革命后的未来，人们无法将其与现实对照，但是，现实的反差使他们更加向往美好的未来。因此只要有人点燃革命之火，就不愁没有响应。毛泽东明白群众是分成阶级的，发动群众的关键是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这样一来，便可以从“职业分殊”中看到“阶级分野”，使界线不明的群众发生明朗的分化：组成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而一旦一部分人（革命阶级）对另一部分人（反革命阶级）革起命来，整个社会就会在阶级仇恨和阶级报复的循环中走向革命高潮。反动阶级越是不准许人民起来革命，越是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就越能教育革命人民，使他们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眼睛进一步擦亮，明白到只有革命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只有消灭他们的阶级对头才有他们美好的明天。这样的“阶级斗争”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消灭剥削阶级，改造旧社会；另一方面教育革命人民自己。革命人民并不都是天生的革命者，他们需要教育，而教育人民的最好办法是把他们推向阶级斗争的战场，让阶级斗争的血和火来教育人民，使广大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在两大势力的生死搏斗中紧紧团结在一起。毛泽东深知“阶级斗争”与“发动群众”是紧密相关的两个环节。阶级斗争要依靠群众去进行，群众又要通过阶级斗争去发动。他作为一个革命的点火者，只起一个“发动机”的作用。先发动一部分积极分子，把他们组成领导核心，然后再通过这个核心去发动组织教育更多的群众，带领广大群众
向着阶级敌人冲锋陷阵。毛泽东本人在作了第一次发动以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制定革命的方略，为满载着革命人民的航船领航掌舵，使之能够越过险滩暗礁，驶到胜利的彼岸——人民的中国。
①毛泽东：《在中国乒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
话》，1956年11月15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 在中国，由于毫无民主可言，人民要想革命，唯一的法子就是拿起枪杆子1927年，蒋介石的屠杀政策逼得共产党另起炉灶。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重起炉灶，另打旗子，意味着与当局分庭抗礼，意味着谋取政权。毛泽东走到这一步，正如他所说是被“逼上梁山”。五四时期，毛泽东高呼要打倒一切强权。但他不主张流血革命，而主张用忠告运动促使滥用强权者清醒，实行所谓呼声革命。因为据他说，若用强权去打倒强权，其结果仍然是强权毫无意义。但后来有一件事沉重地教训了他。那是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毛泽东带领一批群众集会游行，喊出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可是没呼几下，荷枪实弹的警察就不让他们再呼下去。他沉痛地向斯诺回亿这件事：“有些示威者想要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提出，依照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效改革的实现。”
①赵恒惕用警棍把毛泽东逼向十月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渐渐认识到，在中国，由于毫无民主可言，人民要想革命，唯一的法子就是拿起枪杆子，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于是他开始唤取民众，做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希望以此促成国民革命早日完成。不过，在1927年前，他还没有想到自己要去亲自抓枪杆子。1927 年，蒋介石把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工农革命运动浸泡在血泊中。这一血的教训进一步使毛泽东醒悟到“有军则有权”的真理，认识到“战争解决一切问题”。他纵观历史，认识到一个铁的事实：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官僚都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他们都懂得兵与权的关系，都视兵如命，抓住枪杆子不放。而另外一些不要军队的政党，要么得找个军阀作靠山，要么就根本闹不出什么名堂来。同样，离开了武装斗争，也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在1927年吃了大亏，毛泽东认为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这完全是“书生主观的错误”。现在要记取教训，“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②说干就干。为了“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毛泽东极力反对陈独秀要把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的意见，提出了他那大胆的“上山”主张。从此以后，毛泽东开始了奇特的军旅生涯，并且一刻也不敢放弃军权，“左”倾路线当权时，逼得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只让他当个中国苏维埃主席，他马上感到自己“毫无发言权”。发言权也是与军权联系在一起的。1957年，毛泽东批评某些干部的行政命令作风，他毫不隐讳地挑明：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内部矛盾，实际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用武力，实际上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了。我们后面有个解放军，还有老百姓，工人农民，是借他们的声势来搞行政命令。
③
①《红星照耀中国》第116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47、48页。
③1957年3月18日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3 当山大王就当山大王，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一位外国评论家说：为了完成俄国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武装起义是从首都彼得格勒开始的，接着像导火索一样发展到其他地方。当时任何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自己，都不可能设想无产阶级革命会有其他的道路。但是出身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国家的毛泽东能够提出一条新的英明的道路，并且得到了推广。由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首先从农村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一个一个地夺取城市。毛泽东对农村充满兴趣、充满信心。有人提出秋收暴动直取广东的进军路线，他反对说：“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打游击，翟秋白建议他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他固执地说：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中跟绿林交朋友。不去广东，在长沙就近闹一闹可不可以？也不行，因为长沙敌人力量强大，如果首先在长沙起义，“那不是龙王与龙王比宝，而是叫化子与龙王比宝”。后来，别人没有听他的，还是要去攻打长沙。可事实正如他预料的那样：义军攻打长沙受挫，损伤严重。于是毛泽东收拾残部，到了文家市。在那里，毛泽东宣布了他的决策：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管不着或者难得管的农村去，即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打游击，在那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积累、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一位叫余洒渡的师长站出来反对：退到那里不是想当“山大王”吗？毛泽东干脆地答道：当山王就当山大王。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山大王。不过，他补充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有共产党领导、有主义有政策的山大王，不是过去的那种山大王。为什么一定要到农村去？毛泽东作了系统的论证：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革命主力军是农民。而农村又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共产党到农村去，等于避实就虚，用自己的长处去击敌人的短处。在农村有没有出路，能不能站得住脚？毛泽东回答：前途是光明的，大可不必悲观。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个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各派军事势力又混战不休，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在白色政权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城市中心论者”用十月革命经验硬套中国实际，他们老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就应该到有无产阶级的地方——城市去闹。毛泽东则灵活得多：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
毛泽东摈弃了“城市中心论”，但也不放过“流寇主义”。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可歌可泣的农民革命运动，但最终都失败。毛泽东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一旦受挫就没有退路。他形象地说：革命没有根据地就像一个人没有屁股一样。一个人没有屁股坐不稳，一支军队没有根据地就没有大本营，一场革命没有根据地就失去社会依托。于是他精心选择了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区域，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的核心。红军以此作为攻守进退的后盾，对统治势
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而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时，确保中心区域不受或少受损失，而在统治阶级政权发生破裂时，波浪式地向外推进。强敌狠追时就用打圈子的办法对付，平时分兵发动群众，战时集兵迎击敌人。毛泽东说，这种方法就像打网，随时可以撒开，随时可以收拢，任何敌人都奈何不得。
①毛泽东主张通过党去领导军队，又用军队去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农民建立政权，再把农民武装起来，用一部分武装了的农民去保护和解放另一部分农民……革命就这样滚雪球般地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形成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系统，一句话，形成一种国家模式。这种模式从南方的根据地带到北方的解放区，最后，水到渠成般地发展成全国政权。
①《毛泽东选集》第101页。
1？4 “勉从虎穴暂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毛金蝉脱壳，摆脱了张国燾的威胁，率军北上“勉从虎穴暂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这四句诗说的是当年刘备羽翼未丰，屈居曹营的故事。刘备确是个聪明人，他深知自己身虎穴，决不能让疑心很重的曹操识破他的雄心壮志。而当他的心机突然被曹操道破，一下子使他露出惊恐神色时，他又巧借闻雷来加以掩饰，从而避免了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杀身之祸。毛泽东遇险不惊，随机应变的本领一点也不亚于刘备。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毛泽东率领的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部的四方面军会合。从此毛张之间发生了北上还是西进的分歧。经过毛泽东的努力，在毛儿盖勉强达成共同北上的协议，同时将两个方面军分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张统左路，毛泽东率右路，但这样做并没有消除分歧。张国焘的左路军中有支持毛的朱德和刘伯承，毛泽东的右路军中则有张的心腹陈昌浩。毛泽东到班佑时，张国焘分裂的迹象重新出现。张国焘借白河涨水左路军无法渡河，重提他的西进计划。毛泽东则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张继续北上。张仗着人多枪多，拒不服从，并向右路军指挥部里的陈昌浩发来一份密电，企图用“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来挟持毛泽东和右路红军随他西进。由于叶剑英的机警，毛泽东先于陈昌浩知道了电报的内容，形势非常紧张，因为毛泽东的部队早已分散，第一军团距班佑有两天的路程，而附近却有张的两个军。彭德怀着急，如果四方面军要缴三军团的械，我们该怎么办呢？他敦促毛：抓住一些人质，以防止出现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的不幸局面。毛泽东没有采纳彭德怀的建议。他知道张国焘电文中“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是什么意思，但毕竟没有公开威胁要“武力解决”中央。如果先自采取抓人质的办法，那一场自相残杀倒真是不可避免，他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去会见陈昌浩。陈向毛转告了张国焘的命令。毛泽东竭力设法争取陈昌浩赞同他的主张，他很相信自己的说服能力。但是，陈对张唯命是从，根本听不进毛的劝告。最后的争取工作已无济于事，毛心里有底，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后来他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长征可能中途而废，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怎么办？毛泽东知道劝说无效，于是对陈说，假如部队要改变路线，他必须和政治局的其他人商量一下。他说，周恩来和王稼祥正在三军团司令部养病，让我和洛甫、博古去他们那儿开个会。陈昌浩同意了。开会嘛，是应
该的，反正不同意也得同意。其实这是毛泽东的脱身之计。分歧不可挽回，力量对比又相差悬殊，唯一的办法就是金蝉脱壳。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至于谁对谁错，只有走着瞧。毛泽东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