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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高后面还有个谋略大师毛泽东日本铁蹄踏上中国土地后，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毛泽东审时度势，手中又多了对付蒋介石的绝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毛泽东深知中国人的爱国心与御外侮是分不开的。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势必要发生变化。有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招，不仅可以遏制蒋介石疯狂的“剿共”行径，使当时处在弱势地位、并很有可能被蒋介石吞没的革命力量减轻压力，获得喘息的机会，找到合法存在的理由；而且可以赢得民心，扩大影响，把“千千万万”、“浩浩荡荡”不满意蒋介石对日让步行为的人从蒋介石的圈子里拉过来，使自己得到发展壮大。1931年，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粉碎了第三次围剿，根据地一派喜悦。而此时蒋介石却内外交困，“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蒋一方面要继续对付他的心腹大患共产党，另一方面作为一国之主又不得不面对日本人，再一方面，还要对付内部在抗战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和混乱。毛泽东觉得时机到了。他提出的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巩固根据地外，主力应同赣东北的红军打通联系，发展到闽、浙、赣广大地区，而口号不是别的，就是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支持抗战打日本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下子剥夺了蒋介石把枪口对准红军的理由，为红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无懈可击的根据。可惜的是，这一精妙决策没有被当时的中共中央采纳。但形势继续朝着毛泽东预期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出卖上海抗战后，又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这不是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吗？十九路军的弟兄们心里不是滋味：日本人不让打，却要我们来打中国人，有什么出路。于是发生了1933年“福建事变”：蔡廷锴联合李济深，公开宣布与蒋决裂。他们在福建成立“中国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的协定。这真是千载难遇的良机：红军面前站着一个主动走上门来的盟友，而当时的红军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艰难之中。毛泽东瞄准了机会，他提出利用福建事变，突进苏浙赣皖地区，以解江西苏区困境的良策。但此时的毛泽东毫无发言权，良机又一次坐失。毛泽东一直为此惋惜，长征途中他用来说服反对者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当时中央没有好好利用福建事变是一大失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有了发言权，同时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又为他利用民族矛盾争取国民党军队的谋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1935年底，他在瓦窑堡会议上亲自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后又成立了党的白区工作委员会，专门做国民党军队的转化工作，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抗战”的口号下，利用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第一个转化对象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高福源。蒋介石没有在长征中把红军消灭，于是又令东北军和西北军到陕北歼灭立足未稳的“共匪”。这种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事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士来说也不是滋味，他们的血不是洒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洒在反共的战场上。高福源就是在与红军交战时被俘的。仗打得不明不白，现在又做了阶下囚，他沮丧、懊恼，只等杀头了事。没想到红军根据毛泽东的统战政策，对他这个俘虏特别优待，给予他比红军自己还好的吃、住条件，这使他明白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民族大义，认识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置民族危亡而不顾。红军的政工人员当然不会忽略东北军特有的恋乡心理，他们向俘虏们提出了一个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抵抗民族大敌，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建议。民族仇恨加上优厚的待遇，终于使高福源感到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得人心。高福源原是张学良的卫队长和亲信，在他身上花再大的心血也是值得的。高果然不负共产党的厚望，他被放回东北军后，立即向张学良痛哭陈词，用他刚刚从红军那里听到的民族大义来劝说张学良。张学良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又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背了“不抵抗”的黑锅。经过爱将这么一番哭劝，家仇国恨一齐涌上心头，张学良终于痛下决心，在”拜把兄弟”和“民族大义”之间作出了明智的选择，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今日国人只知张学良是“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功臣，殊不知在张后面还有个小人物高福源，而在高后面还有个谋略大师毛泽东。张学良作出联共抗日的决断后，立即派高福源重返红军驻地，请红军派出正式代表与东北军商谈联合抗日的大计。当时，亲自接待这位“俘虏”特使的正是毛泽东，毛泽东感谢高为国家为民族办了一件大好事，当然也是为共产党办了一件大好事。
1？15 一些不了解中国政治的西方观察家，不明白为什么在经过十牟年战后，
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著有《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的西德友人王安娜1937年春天在延安请教毛泽东：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活，延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毛泽东答道：”党的现行的许多政策，大概会放弃吧。比如，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只是要求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我们的目标暂时可以搁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①为了抗日大计，甚至可以交出军政领导权！但这只是“暂时”的。暂时这样并不意味着将来也是这样，一切依时间转移。暂时这样做首先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人打进中国，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而中国不只是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份。如果民族利益
不得保全，谈何共产党一党利益？暂时这样作还有另一个原因。共产党暂时还很弱小，还不足似同国民党抗衡。而抗战正是扩大影响，积蓄力量，壮大自己的好机会。这样看，暂时搁下我们的目标，岂不更有利于将来吗？共同抗战还没有开始，毛泽东就向斯诺预言，抗日战争不仅将使日本侵略者发生由强到弱的转化，国内的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也要发生强弱转化，到抗战结束时，“中国革命力量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装备更精良，更有经验，更得人心，并将成为亚洲东部的主要力量”。
②共产党的目标只是暂时搁下了。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对斯诺说：“共产党永远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
③除了在国共和谈的桌上，毛泽东从不隐讳，共产党不最终夺取政权决不罢休。眼前的一切，只是将来的一个必经环节。眼前不这样做，一是因为外敌当前，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二是力量不够，还不到最后决战的时候。一些不了解中国政治的西方观察家，不明白为什么在经过了十年激烈内战之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是红军变白了还是白军变红了？斯诺说：“谁都没有变。”认为中共现在为民族独立而战，就是放弃了原来的目标，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这只是西方自由派人士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中共现在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处在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阶段，……如果条件变了，他们会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任何手段以便继续呆在历史的火车上面。”
④毛泽东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把眼前的目标与将来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前者为后者服务。蒋介石是”反共”和“抗日”同时并举。毛泽东则把“反蒋”和“抗日”两个目标巧妙地错开，并使两者互相照应。他在“联蒋抗日”的同时为下一阶段的“反蒋”工程作好了准备，他吃透“日、蒋、共”，三个方面两对矛盾间的相互关系。
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242页。
②③《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99页。
④同上第183页。
1？16 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国民党当权，蒋当家。而毛则采取：要服从，但不能完全服从；
要经过，但不能一切经过“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①这条方针的前半部分是毛泽东努力反对关门主义、孤家寡人政策的成果，后半部分则得益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那一次共产党没有经验，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半推半就地与国民党合作，结果吃了大亏。而吃亏的原因，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在统一战线中丧失了独立性，放弃了领导权，一切听命于国民党，结果，当蒋介石翻脸的时候，共产党陷入被动，无以回击。有了陈独秀的教训，毛泽东变得聪明了。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共产党没有统一战线不行，有了统一战线没有独立自主也不行。统一战线是毛泽东主动要搞的，但搞成以后并不是万事大吉。共产党有可能借统一战线获得一个大发展，也有可能在统一战线中连老本都丢掉。到底鹿死谁手，关键在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抓在谁手上。而共产党要想取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首先必须强调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于是毛泽东开始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他猛烈地批判“左”倾关门主义，告诉那些只知“直”不知“曲”，单刀匹马和强敌硬拼的同志：我们要搞统一战线，否则共产党就无法摆脱目前的劣势而获得发展；另一方面他又及时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提醒那些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人民群众的人：我们不能无原则地让步，否则，就不是我们把人家统过来而是人家把我们统了去。毛泽东十分懂得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微妙关系。蒋介石本来不想合作，而想在“最后五分钟”消灭羽翼尚未丰满的共产党以后，再去谋他的民族利益。后来迫于形势，不得不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在蒋介石看来，搞统一战线，共产党就得服从国民政府，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服从政令也就是服从国民党，服从蒋介石。有了这种服从关系，使共产党未必能沾光。哪知毛泽东更聪明，他更知道这样在民族斗争中谋本党本阶级的利益，而且谋得更合情理，他对自己的同志说：目前我们必须同国民党合作，搞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作一样的东西而忽视其原则差别，否则合作就会变成混一，无产阶级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尾巴。为了保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不被当权的国民党、蒋介石抹掉，毛泽东提出：“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冶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他特别强调，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①其实，国民党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当权的党，越统一对它越有好处。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国民党当权，蒋介石当家。那么共产党的行动要不要服从它，要不要经过它？毛泽东回答：要服从，但不能完全服从；要经过，但不能一切经过。这种“擦边球”怎么打法？毛泽东向他的同志们面授了四条机宜：
③一、有些事”先奏后斩”。例如将师的番号改为军的番号，不涉及问题的实质，但又容易惹出”政令不一”的麻烦，所以应该先经过国民党的同意。二、有些事“先斩后奏”。例如派兵去山东，发展20余万军队之事，是蒋介石最敏感的问题，先经过就行不通，只能造成既成事实以后再告诉他。三、有些事“暂时斩而不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将来在新形势下可能同意，那时再去向之奏明。四、有些事“暂时不斩不奏”。例如斗地主，分田地，分浮财，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既不能做，也不必奏。做了就会导致统一战线破裂，影响抗日大局。
①③《毛泽东选集》第50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90页。
1？17 洛厄尔？迪特默说：毛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造权威们的反洛厄尔？迪特默说：毛泽东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造权威们的反。他总是站在被剥削的人们一边，做受压迫群众的旗手。
①权威是强者的象征，受剥削受压迫的群众都是社会生活的弱者。一般人总是希望自己站在强者一边，而不愿站在弱者一边。因为站在弱者一边，自己会受到拖累，不但强不起来，反而自己也会沦为弱者。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一贯站在弱者一边，反而成为最有力量的强者。这是什么原因？原因在于中国的弱音占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毛泽东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说话办事，他们自然就站到毛泽东一边，团结在他的周围。这样，毛泽东就成了大多数人的代表，一下子变成了举世无双的强者。相反，原来的强者，因为是少数，加在一起也敌不过毛泽东。大多数受剥削受压迫的弱者生活贫困，但只要给他们些许关怀，他们就会把你看作大恩人；他们没有地位，受人欺负，谁要是为他们说几句话，他们就会感激不尽；他们没有文化，被人看不起，但只要平等相待，说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话，他们就会把你引为知心人。毛泽东之所以敢于蔑视一切权威，敢于向一切强者挑战，并不是因为他本人特别强大，而是因为他身后有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他的群众。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庞大群体。这就是毛泽东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根本原因。毛泽东自己十分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寻找自己的角色位置时，总是把自己放在大多数一边，绝不让自己站到大多数的对立面去。他认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926年，毛泽东算了一笔帐，发觉中国4亿人口，其中工农群众有2。45亿，占61。25％这当然是他要依靠的力量，但他觉得还不够，还不是绝大多数，他发觉还有1。5亿小资产阶级。他对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从来不抱好感，但是他始终把小资产阶级划在革命动力一边，作为可交的朋友来对待。其原因就是他一再强调的，这是一亿之众，不能让他们跑到敌人那边去。这样我们力量就更强大了，占到总人口的98。75％即3。95亿，一个绝对的大多数。于是他信心十足地说：”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真正的敌人（指大资产阶级）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敌可友的中间派（指中等资产阶级）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在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铺唾沫。”
②占人口 90％以上的大多数，除了数量大，还有三个特点：一是受剥削，极其贫穷；二是受压迫，没有权利；三是无文化，被人看不起。毛泽东既然站在这样一个大多数的立场上，就必然要与另外的三种人作对：一是代表财富的剥削者，二是代表权力的统治者，三是垄断文化的知识分子。这三种人的财富、权力和知识都是力量的体现。所谓毛泽东造权威们的反，就是造这些人的反。因此，凡是拥有财富、拥有权力、拥有知识的人，如果不是他必
然的敌人，就是他可能的敌人。他承认劳动人民身上也有缺点，但他主张这些缺点应记在剥削阶级的帐上。他领导一场人民革命，就是要带领广大被剥削群众向剥削阶级讨还这笔帐，并把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60年代，当他发现又有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时，他又开始酝酿另一场革命了。旧社会的有权阶级被他领导的人民革命秋风扫落叶般的扫荡了，新的官僚主义者又成为他的眼中钉。他要求广大干部以普通一员出现，与群众打成一片。对于那些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们，他甚至主张群众起来用过去对付阶级敌人的那种“大民主”方法攻一攻。他本人，如许多外国评论家公认，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综合体。但他对那些看不起劳动人民，自认为有知识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绝，相反，他认为农民脚上尽管有牛屎，也比一天洗一次澡的知识分子干净。因此，知识分子必须经受痛苦艰难的改造过程，以便最终与工人农民划上等号。
①《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第245页。
②《毛泽东集》日本苍苍社第2版第一卷第180页。
1？18 蒋介石总以为天下是他的，殊不知他的臣民早已被共产党一部分一部分地联合去了。
毛的智慧实现了民众的大联合1961年10月7日，日本作家岛田政雄一行来访，毛泽东向客人讲当时国际范围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讲中日两国人民为什么要团结起来，国际统一战线应当怎样发展壮大等等，最后回到中国革命道路上来，毛用一句话作了概括：“问题在于是否能够联合大众”。
①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在一篇叫做《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中，他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民众大联合的胜利。而辛亥革命的失败，则在于它只是：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的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