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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版权所有 中华百年百篇经典散文
主编：张胜友 蒋和欣 顾问：季羡林 余秋雨
填补从《从古文观止》到21世纪的空白
唯美·唯真·唯趣
美的文字 智慧的文字
本书收入了百余年来90余位顶尖作家的100篇美文，
力求全面反映20世纪中华散文创作的成绩，
代表一个时代的水平。
记超山梅花 ＇林 纾＇夏虫之什（节选） ＇缪崇群＇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囚绿记 ＇陆 蠡＇
最苦与最乐 ＇梁启超＇恋情 ＇张中行＇
学问之趣味 ＇梁启超＇萤 ＇靳 以＇
人生的真义 ＇陈独秀＇酒 ＇柯 灵＇
秋夜 ＇鲁 迅＇忆白石老人 ＇艾 青＇
雪 ＇鲁 迅＇论快乐 ＇钱钟书＇
谈酒 ＇周作人＇老王 ＇杨 绛＇
谈吃 ＇夏丐尊＇二月兰 ＇季羡林＇
与妻书 ＇林觉民＇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萧 红＇
“今” ＇李大钊＇读书有秘诀吗 ＇邓 拓＇
鲁迅与王国维 ＇郭沫若＇土地的誓言 ＇端木蕻良＇
落花生 ＇许地山＇荔枝蜜 ＇杨 朔＇
游了三个湖 ＇叶圣陶＇拉吉 ＇杜 宣＇
五月的北平 ＇张恨水＇黄山记 ＇徐 迟＇
观莲拙政园 ＇周瘦鹃＇论友情 ＇严文井＇
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黑夜颂 ＇贾植芳＇
翡冷翠山居闲话 ＇徐志摩＇日出 ＇刘白羽＇
我所知道的康桥（节选） ＇徐志摩＇造屋记 ＇秦兆阳＇
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睡与梦 ＇吴祖光＇
北平的四季 ＇郁达夫＇生命壮歌 ＇秦 牧＇
白杨礼赞 ＇茅 盾＇国子监 ＇汪曾祺＇
花园底一角 ＇许钦文＇佳茗似佳人 ＇何 为＇
吹牛的妙用 ＇庐 隐＇奔 ＇管 桦＇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茶性 ＇艾 煊＇
背影 ＇朱自清＇重逢路翎 ＇牛 汉＇
蝉与纺织娘 ＇郑振铎＇中年是下午茶 ＇董 桥＇
吃瓜子 ＇丰子恺＇朋友四型 ＇余光中＇
我的母亲 ＇老 舍＇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家 ＇苏雪林＇姑苏菜艺 ＇陆文夫＇
中年 ＇苏雪林＇大勇者的风度 ＇唐达成＇
可爱的中国（节选） ＇方志敏＇梅香正浓 ＇白 桦＇
谈生命 ＇冰 心＇四合院 ＇邓友梅＇
父亲的玳瑁 ＇鲁 彦＇尴尬二十四 ＇流沙河＇
快阁的紫藤花 ＇徐蔚南＇我爱喝稀粥 ＇王 蒙＇
春游颐和园 ＇沈从文＇雨的四季 ＇刘湛秋＇
阔人礼赞 ＇聂绀弩＇石缝间的生命 ＇林 希＇
祖国山川颂 ＇黄药眠＇早该说的一些话 ＇苏叔阳＇
西湖的雪景 ＇钟敬文＇结缘雪窦寺 ＇戴厚英＇
“文革”博物馆 ＇巴 金＇最初的晚餐 ＇陈忠实＇
书 ＇朱 湘＇王府大街64号 ＇雷 达＇
胡同 ＇朱 湘＇父亲 ＇阿 城＇
三八节有感 ＇丁 玲＇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 ＇张抗抗＇
官 ＇臧克家＇经营生命 ＇申力雯＇
绕室旅行记 ＇施蛰存＇好运设计 ＇史铁生＇
论老年 ＇施蛰存＇精神的三间小屋 ＇毕淑敏＇
途中 ＇梁遇春＇王仁先 ＇刘亚洲＇
野百合花 ＇王实味＇性而上的迷失 ＇韩少功＇
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两个大都市 ＇王安忆＇
山屋 ＇吴伯箫＇怀念孙犁先生 ＇铁 凝＇
责编：闫 静
记超山梅花
作者：林纾
林纾（1852—1924），福建闽侯人，作家、翻译家。有小说集《京华碧血》，诗集《畏庐诗存》，笔记《畏庐琐记》，译作《凯撒遗事》（莎士比亚）、《茶花女遗事》（小仲马）等。
夏容伯同声，嗜古士也。隐于栖溪。余与陈吉士、高啸桐买舟访之，约寻梅于超山。
由溪上易小舟，循浅濑至超山之北，沿岸已见梅花。里许，遵陆至香海楼，观宋梅。梅身半枯，侧立水次；古干诘屈，苔蟠其身，齿齿作鳞甲。年久，苔色幻为铜青。旁列十余树，容伯言皆明产也。景物凄黯无可纪，余索然将返。容伯导余过唐玉潜祠下，花乃大盛。纵横交纠，玉雪一色；步武高下，沿梅得径。远馥林麓，近偃陂陀；丛芬积缟，弥满山谷。几四里始出梅窝，阴松列队，下闻溪声，余来船已停濑上矣。余以步，船人以水，沿溪行，路尽适相值也。是晚，仍归栖溪。
迟明，复以小舟绕出山南，花益多于山北。野水古木，渺滞翳，小径岐出为八、九道，抵梅而尽。至乾元观，观所谓水洞者。潭水清冽，怪石怒起水上，水附壁而止。石状豁，阴绿惨淡。石脉直接旱洞。旱洞居观右偏，三十余级。及洞口，深窈沉黑中，有风水荡击之声。同游陈寄湖、涤寮兄弟，热管入，不竟洞而出。潭之右偏，镌“海云洞”三大字，宋赵清献笔也。寻丁酉轩父子石像，已剥落，诗碣犹隐隐可读。容伯饭我观中。余举觞叹息，以生平所见梅花，咸不如此之多且盛也。容伯言：“冬雪霁后，花益奇丽，过于西溪。”然西溪余两至，均失梅候。今但作《超山梅花记》，一寄容伯，一寄余友陈寿慈于福州。寿慈亦嗜梅者也。
选自《畏庐文集》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作者：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教育家。著有《蔡元培选集》。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著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略，见本书“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