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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并且受着它们的约束，而且处处都得服从它们。家族的权利同样服从村社的权利；而村社，根据传说（如果不是事实的话）往往只是一个扩大和发展了的家庭罢了。
的确，在文明的初级阶段，极力想摆脱人们中间所流行的常规的人也许极少。尽管各个人对他们的财产的权利有明确而完善的规定，他们也许不愿把自己置于他们那敌视革新的邻人的愤怒之下，也不愿受到那种针对任何自诩为比自己祖宗高明的人而发的嘲笑。但是，比较胆大的人也许会想到许多小的改变；如果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可以随便进行试验，则那些改变也许会渐渐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直至一般常规变得足以使习惯上的规定难以分辩并使个人选择有很大的自由为止。但是，当各个家长被视作唯一的长辈和家产的经管人时，稍微离开祖先的陈规陋俗，就会遭到那些有权顾问一切琐事的人的反对。
此外，在家长反对的背后，还有村社的反对。因为虽然在短时期内家家都有固定使用的耕地，但是，许多操作一般都是共同进行的，因此，在同一时间内人人都必须做同样的工作。当每一块田地轮休时，它就变成公共草地的一部分；村社的全部土地经常重新分配。因此，村社显然有权禁止任何技术革新；因为那种革新也许妨碍他们集体耕作的计划；也许最后破坏土地的价值，从而，当下次重新分配时，使他们遭受损失。因此，往往有一套极其繁琐而复杂的规定，它把各个农户束缚得如此之紧，以致甚至在最细小的工作上他都不能行使自己的判断和抉择。这也许是阻滞人类自由经营精神的发展的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妨指出，财产的集体所有制是同弥漫在许多东方宗教中的那种无为主义相调和的；它在印度人中间的长期保留，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宗教经卷中所宣扬的那种静寂主义。
人们对习惯加于价格、工资和地租的影响也许作了过高的估计，而对它加于生产形式和一般社会经济布署的影响也许又作了过低的估计。在一种场合下，这些影响是明显的，但不是累积性的，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它们是不明显的，但是累积性的。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某种原因的结果，虽然在任何一个时间是很小的，但如不断地向着同一方向发生作用，则它们比乍看起来似乎可能有的影响要大得多。
不论早期文明中习惯的影响有多么大，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却充满了进取精神，他们对我们认为很有趣味的那些经济问题的社会方面为什么如此漠不关心，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三节 希腊人把北方人的精力和东方文化结合起来，但他们把劳动看成是专门属于奴隶的事情。
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大多在大河流域，它的平原因受灌溉之利，很少受到饥荒的袭击，因为在不缺乏热度的那种气候中，土壤的肥沃度几乎是和它的温度成正比例而变化。大河也提供了有利于简单的作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交通上的便利，且不妨碍借以维持中央政府暴力的大军的调动。的确，腓尼基人靠海为生。这个伟大的塞姆族在为各民族自由往来所创造的条件方面，以及在传播书法、算术和度量衡的知识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主要从事于商业和工场手工业。
充分享受海上的自由，并把旧世界高尚的思想和优美的艺术吸收在他们的自由生活中，就有待于希腊人的创造精神了。他们在小亚细亚、马格那、格来细亚和希腊本部的无数殖民地在向他们起来的新思想的影响下使他们的理想得到自由的发展；因为这些殖民地彼此之间以及和原来的学术中心保持经常的接触，彼此交流经验，取长补短，而不受任何权威的束缚。他们的精力和进取心，不是被传统习惯的重负所压服，而是用来建立新的殖民地和自由地创造新的观念。
他们的气候使他们无须进行艰巨的劳动；他们把那些必要的繁重工作交给奴隶来做，而使自己浸于沉思默想之中。衣、住、取暖所费无几；他们那晴朗而温暖的天空，使他们惯于室外生活，从而，使社交和政治活动便于进行，且不费钱。而地中海的凉风使他们的体力这样振作，以致他们许多世纪都没有丧失他们从北欧家乡所带来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性格。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美感，出现了奇妙的幻想，和创造性的思维，热中于政治生活，和个人乐于服从国家，而这是空前绝后的。
在许多方面，希腊人比中世纪欧洲各民族还更接近现代；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我们的时代还要进步。但是，他们没有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概念；他们把奴隶制度看作是天定的，他们容忍农业，但认为所有其他行业都是可耻的；他们对我们时代认为有莫大兴趣的那些经济问题，不是知之甚少，就是一窍不通。
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贫困的极度压迫。土地和海洋、阳光和气候一起都使他们易于获得完美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甚至他们的奴隶也有学文化的大量机会。不如此，就无所谓希腊人的性格了，世人直到那时所受的教益也就无须加以严重地考虑了。希腊人的卓越思想，使它成为后代许多大思想家进行研究的试金石。古代学者对经济学研究的不耐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希腊人对企业上的操劳和琐务感到的那种不耐烦。
但是，从希腊的衰亡中也许可以学到一些教益。希腊的衰亡是由于缺乏完成目的的坚毅热忱；而任何民族如无勤劳锻炼就不能把它保持许多世纪。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他们是自由的，但他们不懂得好好运用他们的自由；他们优柔寡断，没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领会力很强，也时刻准备推陈出新，这都是企业心的要素，但他们没有固定的目标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温暖宜人的气候逐渐地使他们体质的力量松弛；他们对来自艰苦工作中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力等闲视之，而最后却沉沦于无聊的琐事之中。
第四节 罗马与现代的经济条件的相似是表面的；但是斯多噶学派和晚期罗马法学家的世界经验对经济思想与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的间接影响。
文明向西再扩展，就到达它的下一个中心罗马。罗马人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像希腊人一样，他们尽可能把工作交给奴隶来做。但是，在其他许多方面，罗马人却和希腊人截然不同。和雅典人生活中的那种充沛有力以及和他们尽量施展自己的才能并发挥自己特长的那种儿时的喜悦不同，罗马人表现了坚强的意志，铁一般的决心，并具有全面发展的人那种坚定不移的严肃的目的。
完全摆脱了习惯的约束，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那种郑重选择精神塑造自己的生活。他们既强且勇，目的坚定，富于机智，行动有序，判断明确；从而，他们虽酷嗜战争和政治，但经常运用企业上所用的各种才能。
联合结社的原则也不是未起作用的。尽管自由技工很穷，而行会却相当发达。希腊人从东方所学到的那些企业上的协作方法和用奴隶在工厂中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一经输入罗马，就获得了新的力量。
罗马人的才能和性格特别宜于经营合资的事业；比较少数的富人，不用中产阶级，而辅以奴隶和获得自由的人，就能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量的海陆贸易。他们使资本成为可憎的东西；但他们却使它具有威力和效率；他们大力发展了借贷工具；部分原因是由于罗马帝国的统一和罗马语言的普及，在某些重要方面，罗马帝国时代文明世界中的商业和往来，甚至比我们现在还要自由。
如果我们追忆罗马是怎样大的一个财富中心；罗马人的财产怎样大得可怕（他们只是近来才被超过），而罗马的军民机构和维持它们所需要的给养以及运输机构又是怎样的庞大，则我们就不会奇怪，许多学者认为他们发现罗马的经济问题和我们当代的经济问题有许多共同之点；但这种共同性是表面的，靠不住的。它只涉及形式，而没有涉及国民生活的真正的精神。它没有涉及对普通人民生命价值的承认，而这点在我们时代却给予经济科学以莫大的兴趣。
在古代罗马，工商业，缺乏它们在现代所具有的那种活力。她的输入品是用武力得来的；而不是用像威尼斯、佛罗伦萨或布鲁日的市民引以为荣的那些熟练劳动的产品换来的。创办工业和设立交通，唯一的目的在于获利；而商业生活风气因官方的卑视而有所败坏，这种卑视表现在元老院除对土地以外的各种商业形式所加与的“法律的和实际有效的限制”上。骑士团在包揽租税，劫掠各省，以及后来在取得皇帝的宠爱中大发横财，他们缺乏一种缔造一个伟大的国家商业所需要的那种一丝不苟的正直精神；最后，私人企业因国运日衰而受到挫折。
虽然罗马人对经济科学的进步很少有直接的贡献，但是，不管是好是坏，他们却因奠定现代法学的基础而对经济学间接地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罗马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斯多噶派；罗马斯多噶派的巨子大多出身于东方。他们的哲学移植在罗马以后，发挥了实际威力，而毫没减少它的情感强度；尽管它在节欲上持严厉态度，它和现代社会科学的见解却有许多类似之处；罗马帝国的大法律家多数都信仰这种哲学，从而，影响了后来的罗马法，通过它又影响了所有现代欧洲的法律。罗马国家的力量使国家权利消灭氏族和部落的权利，在罗马比在希腊要早些。但是，许多亚利安人关于财产的原始思想习惯甚至在罗马也残存了很长的时间。家长对其成员的权力虽很大，而他所支配的财产在很长时间内是被认为把他看作家庭的代表而不是一个个人而委托给他的。但是，当罗马变成帝国之后，罗马的法律家就一跃而为许多国家的法权的最后解释者。而在斯多噶派的影响下，他们致力于自然根本大法的发现，而这种法他们认为是隐藏在各种具体的法典之中。这种和偶然的司法因素相区别的对普遍的东西的追求，使公共持有权（除了当地习惯再没有别的理由）就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很快地消失了。因此，后来的罗马法，逐渐而稳步地扩大了契约的范围；使它更加精确，伸缩性更大，力量也更强；最后，几乎一切社会事务都置于它的支配范围之内；个人的财产划分得十分清楚，他可以任意处理他的财产。现代法律家从斯多噶的各种高尚品质中继承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从它的严厉的自决中他们获得了明确规定个人财产权的趋势。因此，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中许多好的和坏的方面都可以间接地从罗马特别是斯多噶派的影响中得到说明。一方面个人在处理自己事务方面的放任自由，另一方面不容许在法律体系所确立的权利的掩护下有任何一点粗暴，而这是确定不移的，因为它的主要原则是公平合理的。
斯多噶派从东方家乡所带来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本身也多少含有东方无为主义的气息。斯多噶主义者虽然积极行善，但以脱俗为荣。
他也分享人生之苦，因为责任使然，但他从不与之妥协。他的生活凄惨而严肃，深觉生活本身的失败而受到压抑。如黑格尔所说，这种内在的矛盾，除非把德性当作只能用否定自我而达到的那种目的，是不会消失的；从而，追求这种目的，就安于一切社会工作所必然带来的种种失败。犹太人强烈的宗教情感，为这种巨大的变动铺平了道路。但是，直到基督教因日耳曼民族的爱戴而盛行时，世人并不轻易充分接受它的精神。甚至在日耳曼各民族之间，基督教的发展也是很慢的。而在罗马灭亡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中西欧处于混乱状态。
第五节 条顿族不善于向他们所征服的民族学习。撒拉逊人高举学术火炬。
条顿人虽然刚勇强悍，但很难使自己摆脱愚昧无知和习惯的束缚。给他以特殊力量的那种热诚和孝心多使他过分重视他那家庭和部落的制度和习惯。没有其他强大的征服民族像条顿族那样不善于从他们所征服的文化较高的弱小民族中接受新思想的了。他们以蛮勇而自豪；多不喜欢知识和艺术。但学术只能暂时停留在地中海的东岸；直到从南方来的另一个征服民族才使它重新发展起来。
撒拉逊人热切地学习了他们向被征服民族所应学的最好的东西。
他们提倡科学和艺术，在基督教世界对学术漠不关心的时候，他们却高举着学术的火炬；这点我们总该是铭诸于心的。但他们的道义性并不像条顿人那样充沛。温暖的气候和他们宗教上的好色使他们的体力迅速减退；他们对现代文明问题所起的直接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条顿人的开化，进展得较慢，但较稳健。他们把文明传播到北方，那里坚忍不拔的工作和各种健壮的文化形式的逐渐成长是相并而行的。他们又把文明向西传播而及于大西洋。很早以前就离开大河流域而到达内海沿岸的文明，最后要横渡大洋了。
但是，这种变迁是慢慢地实现的。新时代中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第一点是，因罗马大一统局面而终止了的城市和国家之间的旧有冲突重新出现了，罗马的确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城市是它的大本营，而广大的国土却是它力量的源泉。
第六节 自治只能存在于自由城市。
还在几年以前，完全直接自治的民主政府在一个大国中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存在于城市或很小的国土上。政府必然操于少数人之手，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特权阶级，而把劳动者看作是下等阶级。因此，即使劳动者在被容许管理他们自己的当地事务时，也往往缺乏勇气、自信和考虑，而这些都是企业的要素。实际上，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都直接妨害了工业自由；他们禁止人们自由移动，并征课各种苛捐杂税。甚至下等阶级中那些名义上自由的人，也受到掠夺，方法是在各种借口下任意罚款和摊税，不公道的裁判，和公开劫掠。这些负担主要恰恰落在比他们的邻人更加勤俭节约的那些人的肩上。这些人中间，如果乡村得以解放，经营上的进取精神势必逐渐提高，以摆脱传统和习惯的束缚。
城市居民的情况却迥然不同。那里各工业阶级的力量寄寓于他们的人数；即使当他们不能完全制胜时，他们也不能像他们乡村的那些同行被看作仿佛和统治者属于不同阶级的人那样。在佛罗伦藏和布鲁日，像在古代雅典那样，全体居民可以听到，有时的确听到政府领导人关于他们自己的计划和提出这些计划的理由的报告，并且在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可以表示同意或反对。全体居民有时可以在一起共同讨论当时的社会工业问题，彼此交换意见，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作出决定，并且自己来实行这个决定。但是，在电报、铁路和廉价印刷机的发明以前，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在广大的区域内进行的。
借助于电报、铁路和印刷机，国民早晨可以知道政府领导人昨日晚上发表了些什么意见；而在翌日以前，全国对这些意见的看法就人所共知了。借助于它们，各大职工会的理事会能够以很少的费用把一个困难问题交给全国各地的会员来讨论，并且在几天以内可以得到他们的答复。即使一个大国现在也可以由人民来治理了；但是，直到现在所谓“民治”实际上只能是或多或少的一种寡头政治；只有那些可以经常到政府的中心或至少和它保持密切联系的少数人，才能直接参加管理。虽然有一个大得多的人数，他们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足以知道他们的意志实现到什么程度，但直至几年以前他们在全国人口中只是一个很小的少数；代议制只是新近的产物。
第七节 续前。
中世纪城市兴亡的历史，是进步浪潮相继起伏的历史。中世纪的城市一般都起源于工商业，因而并不藐视工商业。虽然较富有的市民有时能建立一个不准工人参加的限制性政府，但是，他们很难长期保持自己的权力。大多数居民经常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自己给自己决定本城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同时以自食其力为荣。他们组织成行会，从而，加强他们的团结并养成自治习惯；虽然行会往往具有排外性，它们的章程最后阻碍了工业的发展，但是，在这种腐蚀影响出现以前，它们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市民们获得了文化，而没有丧失他们的精力，没有忽略自己的商业，除商业外，他们在知识上对许多事情都发生兴趣；他们在艺术方面领先，而在武功方面也不落后。他们以把大量经费用于公共事业为荣，同时也以节约使用公款，保持预算平衡，和实行以健全商业原则为基础的公平税制为荣。这样，他们就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