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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秋放洋的官费留学生中，当以XX大学学生胡君陈君为最优良。胡君提倡人道主义，他的事业言论，早为我们所钦佩，这一次中了T校长的选，将他保荐官费留学美国，将来成就，定是不少的。陈君年少志高，研究经济素有心得，将来学成归国，想定能为我们经济社会施一番改革。”
这是三年前的事情，到了三年后的今日，我也不更听见胡陈二君在何处，推想起来，他们两位，大约总在美国研究最新最好的主义。
人近了中年，年轻时候的梦想不得不一层一层的被现实的世界所打破，我的异乡飘泊的生涯，也于今年七月间结束了。我一个人手里捧了一张外国大学的文凭，回到上海的时候，第一次欢迎我的就是赶上轮船三等舱里来的旅馆的接客者。——谢绝之后，拿了一个破皮包，走到了税关外的白热的马路上的时候，一群狞猛的人力车夫，又向我放了一阵欢迎的噪声。我穿了一套香港布的旧洋服，手里拿了一个皮包，为太阳光线一照，已经觉得头有些昏了；又被那些第四阶级的同胞拖来拖去的拉了一阵，我的脑贫血症，忽而发作了起来。我只觉得眼睛前面飞来了两堆山也似的黑影，向我的头上拼死的压了一下，以后的事情，我就不晓得了。
我在睡梦中，幽幽的听见了一群噪聒的人从我的身边过去了。我忽而想起了年少时候的情节来。当时我睡在母亲怀里，到了夜半，母亲叫我醒来，把一块米粉糕塞在我的口里，我闭着眼睛，把那块糕咬嚼了几口，听母亲糊糊涂涂的讲了几句话，就又睡着了。
我睁开眼睛来一看，觉得身上的衣服湿得很。向四边一望，我才晓得我仍睡在税关外的马路边上。路上不见人影，太阳也将下山去了。黄浦江的彼岸的船上，还留着一道残阳的影子，映出了许多景致。我看看身边上，那个破皮包还在那里。呆呆的在地上坐了一会，我才把从久住的日本回到故国来的事情，和午后一二点钟饥饿得死去活来，方才从三等舱上了岸，在税关外受了那些人力车夫的竞争的事情，想了出来。
我那时候因为饥饿和衰弱的缘故竟晕倒了。站起了身，向四边看了一回，终不见一个人影。我正在没法的时候，忽听见背后有脚步跑响了。回转头来一看，在三菱公司码头房那边，却闪出了一乘人力车来。车上坐着一个洋服的日本人。他在码头房的后门口下车了。
我坐了这乘车，到四马路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开来看的时候，就觉得我的血管都冰结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纸币，空剩了一个纸包，不知被谁拿去了。我把那破皮包到底的寻了一遍，终寻不出一张纸币来。吃了晚饭，我就慢慢的走上十六铺的一位同乡的商人那里去。在灯火下走了半天，才走到了他的家里，讲了几句闲话之后，我问他借钱的时候，他把眉头一皱，默默的看了我一眼。那时候要是地底下有一个洞，怕我已经钻下去了。他把头弯了一弯，想了一想，就在袋里拿了两块大洋出来说：
“现在市面也不好，我们做生意的人苦得很哩！”
要在平时我必把那两块钱丢上他的脸去，问他个侮辱我的罪，但是连坐电车的钱也没有的我，就不得不恭恭敬敬的收了过来。
四
我想回到家里去，但是因为没有路费，所以就不得不在上海住下了。有一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我卖了一件冬天的旧外套，得了六角小洋，在一家卖稀饭的店里吃得饱满，慢慢的——因为这几天来，我衰弱得不堪，走不快了，——走出来的时候，在三马路的拐角上忽然遇着了那位XX大学的同乡。他叫了我一声，我倒骇得一跳，因为我那香港布的洋服已经脏得不堪了，老在怕人疑我作扒手。我回转头来一看，认得是他，虽则一时涨红了脸，觉得羞愧得很，但心里却也喜欢得很。他说：
“啊，两年不见，你老得多了。你害病么？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听了他这两句话，耳根又涨红了，因为我这几天住所是不定的。我那破皮包，里边也没有什么衣服了，我把它寄在静安寺路的一个庙里的佛柜下。白天我每到外白渡桥的公园里去看那些西洋的小孩儿游玩，到了晚上，在四马路大马路的最热闹的地方走来走去的走一回，就择了清静简便的地方睡一忽。半夜醒来的时候，若不能再睡，我就再起来闲走一回，走得倦了，就随便更选一个地方睡下。像这样无定所的我，遇着了那位富有的同乡，被他那么一问，教我如何答复呢？我含含糊糊的讲了几句话，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
“我现在在一品香，打算一礼拜就上杭州去的。”
我和他一路走来，已经看得出跑马厅的空地了。他邀我上他的旅馆里去，我因为我的洋服太脏，到灯火辉煌的一品香去，怕要损失我同乡的名誉，所以只说：
“天气热得很，我们还是在外面走走好。”
我几次想开口问他借钱，但是因为受了高等教育的束缚，终觉得讲不出来。到后来我就鼓着勇气问他说：
“你下半年怎么样？”
“我已经在杭州就了一个二百块钱的差使，下半年大约仍在杭州的。你呢？”
“我啊，我，我是苦得不堪！非但下半年没有去的地方，就是目下吃饭的钱都没有。”
“你晓得江涛么？”
“我不晓得。”
“他是我的同学。现在在上海阔绰得很。他提倡的人生艺术现在大流行了。你若没有事情，我就替你介绍，去找找他看吧？”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对我讲了一个地名，教我于第二天的午后六七点钟以前去见江涛。
第二天我一早起来，就跑上我同乡介绍给我的那地方去。找来找去找了半天，我才把那所房屋找着了。我细细的向左右看了一看，把附近的地理牢记了一回，便又跑上北四川路外的郊外去闲走去。无头无绪的跑了五六个钟头，在一家乡下的馆子里吃了六七个肉汤团，我就慢慢的走回到江某的住宅所在的那方面来。灼热的太阳，一刻也不假借，把它的同火也似的光线洒到我的身上来，我的洋腑已经有一滴一滴的汗水滴下来了。慢慢的走上了江家的住宅，正好是四点半钟的光景，我敲门进去一看，一个十八九岁的丫头命我在厅上坐着等候。等了半点多钟，我今天一天的疲倦忽而把我征服了，我就在一张长上昏昏的睡着。不知睡了多久，我觉得有人在那里推我醒来。我睁开眼睛一看，只见一个脸色青黄，又瘦又矮的驼背青年立在我的面前。他那一种在眼镜圈外视人的习惯，忽而使我想起旧时的记忆来。我便恭恭敬敬的站起来问说：
“是江先生么？我们好像曾经见过面的。”
“我是江涛，你也许是已经见过我的，因为我常上各处去演讲，或者你在讲演的时候见过我也未可知。”
他那同猫叫似的喉音，愈使我想到三年前在我同乡那里遇着他的时候的景象上去。我含糊的恭维了一阵，便把来意告诉了。江涛又对我斜视了一眼说：
“现在沪上人多事少，非但你东洋留学生，找不到事情，就是西洋留学生闲着的也很多呢！况且就是我们同主义的人，也还有许多没有位置。因为我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所以对你们无产阶级是在主义上不得不抱同情，但是照目下的状态看来，是没有法子的。你的那位同乡，他境遇也还不错，你何不去找他呢？”
我把目下困苦的情形诉说了一遍。他又放着了猫叫似的喉音说：
“你若没有零用钱，倒也不难赚几个用用。你能做小说么？”
我急得没有法子，就也夸了一个大口，口答说：“小说我是会做的。”
“那么你去做一篇小说来卖给我就行了。你下笔的时候，总要抱一个救济世人的心情才好。”
“这事恐怕办不到，因为我现在自家还不能救济，如何能想到救济世人上去。”
“事实是事实，主义是主义，你要卖小说，非要趋附着现代的思潮不可。最好你去描写一个劳动者，说他如何如何的受苦，如何如何的被资本家虐待。文字里要有血有泪，才能感动人家。”
我连接答应了几个是，就告了辞出来。在夕阳睕晚的街上，我慢慢的走了一会，胸中忽觉得有一块隐痛，只是吐不出来的样子。走到沪宁火车站的边上，我的眼泪就忍不住的滴下来了。昨晚上当的那件外套的钱，只有二角银角子和六七个铜板了，我若去卖了纸笔呢，今晚上就不得不饿着去做小说，若去吃了饭呢，我又没有方法去买纸笔。想了半天，我就乘了电车，上一品香的那同乡那里去。因为我的衣服太褴褛了，怕被茶房喝退，所以我故意挺了胸膈，用了气力，走上帐房那里去问我同乡住房的号数。因为中国人是崇拜外国文的，所以我就用了英文问那帐房。问明了号数，跑上去一看，我的同乡正不在家。我又用了英文，叫那茶房开了门，就进去坐定定了。桌子上看来看去看了一会，我终寻不出纸来，我便又命茶房，把笔墨纸取了过来，摆在我的面前。等茶房出去之后，我就一口气写成了三四千字的一篇小说。内容是叙着一个人力车夫，因为他住的同猪圈似的一间房屋，又要加租了，他便与房东闹了一场。警察来的时候，反而说他不是，要押他到西牢里去。他气得没法，便一个人跑上酒铺子去喝得一个昏醉。已经是半夜了。他醉倒在静安寺路的马路中间，睡着了。一乘汽车从东面飞跑过来，将他的一只叉出的右足横截成了两段。他醒转来的时候，就在月亮底下，抱着了一只鲜血淋漓折断了的右足痛哭了一场。因为在这小说里又有血又有泪，并且是同情第四阶级的文字，所以我就取了“血泪”两字作了题目。我写好之后，我的同乡还没有回来，看看桌上的钟，已经快九点了。我忽觉得肚子里饥饿得很，就拿了那篇《血泪》一个人挺了胸隔，大踏步的走了出来，在四马路的摊上买了几个馒头，我就一边吃一边走上电车停留处去。
到了江涛的地方，敲开了他的门，把原稿交给了他，我一定要他马上为我看一遍。他默默的在电灯底下读了一遍，斜视了我一眼，便对着我说：
“你这篇小说与主义还合，但是描写得不很好，给你一块钱吧。”我听了这话，便喜欢得了不得，拿了一块钱，谢了几声，我就告辞退出了他的公馆。在街上走了一会，我觉得我已经成了一个小说家的样子。看看手里捏着的一块银饼，心里就突突的跳跃了起来。走到沪宁火车站的前头，我的脚便不知不觉的进了一家酒馆。我从那家酒馆出来的时候，杭州开来的夜车已经到了。我只觉得我的周围的天地高天，房屋车马都有些在那里旋转的样子，我慢慢的冲来冲去的走着，一边却在心里打算：
“今晚上上什么地方去过夜呢？”
一九二二年八月四日于上海
（原载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至十三日《时事新报·学灯》，据《达夫短篇小说集》上册）
杨梅烧酒
病了半年，足迹不曾出病房一步，新近起床，自然想上什么地方去走走。照新的说法，是去转换转换空气；照旧的说来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 ，也好去拔除拔除邪孽的不祥；总之久蛰思动，大约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这气候，这一个火热的土王用事的气候，实在在逼人不得不向海天空阔的地方去躲避一回。所以我首先想到的，是日本的温泉地带，北戴河，威海卫，青岛，牯岭等避暑的处所。但是衣衫槛褛，（饣＋擅右）粥不全的近半年来的经济状况，又不许我有这一种模仿普罗大家的阔绰的行为。寻思的结果，终觉得还是到杭州去好些；究竟是到杭州去的路费来得省一点，此外我并且还有一位旧友在那里住着，此去也好去看他一看，在灯昏洒满的街头，也可以去和他叙一叙七八年不见的旧离。 像这样决心以后的第二天午后，我已经在湖上的一家小饭馆里和这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吃应时的杨梅烧酒了。
屋外头是同在赤道直下的地点似的伏里的阳光，湖面上满泛着微温的泥水和从这些泥水里蒸发出来的略带腥臭的汽层儿。大道上车夫也很少，来往的行人更是不多。饭馆的灰尘积得很厚的许多桌子中间，也只坐有我们这两位点菜要先问一问价钱的顾客。
他——我这一位旧友——和我已经有七八年不见了。说起来实在话也很长，总之，他是我在东京大学里念书时候的一位预科的级友。毕业之后，两人东奔西走，各不往来，各不晓得各的住址，已经隔绝了七八年了。直到最近，似乎有一位不良少年，在假了我的名氏向各处募款，说：“某某病倒在上海了，现在被收留在上海的、个慈善团体的XX病院里。四海的仁人君子，诸大善士，无论和某某相识或不相识的，都希望惠赐若干，以救某某的死生的危急。”我这一位旧友，不知从什么地方，也听到了这一个消息，在一个月前，居然也从他的血汗的收人里割出了两块钱来，慎重其事地汇寄到了上海的XX病院、在这XX病院内，我本来是有一位医士认识的，所以两礼拜前，他的那两元义捐和一封很简略的信终于由那一位医士转到了我的手里。接到了他这封信，并巨另外更发见了有几处有我署名的未完稿件发表的事情之后．向远近四处去一打听，我才原原本本的晓得了那一位不良少年所作的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把戏。而这一曲实在也是滑稽得很的小悲剧，现在却终于成了我们两个旧友的再见的基因。
他穿的是肩头上有补缀的一件夏布长衫，进饭馆之后，这件长衫却被两个纽扣吊起，挂上壁上去了。所以他和我都只剩了一件汗衫，一条短裤的野蛮形状。当然他的那件汗衫比我的来得黑，而且背脊里已经有两个小孔了，而我的一件哩，却正是在上海动身以前刚花了五毫银市新买的国货。
他的相貌，非但同七八年前没有丝毫的改变，就是同在东京初进大学预科的那一年，也还是一个样儿。嘴底下的一簇绕腮胡，还是同十几年前一样，似乎是刚剃过了三两大的样子，长得正有一＿二分厚，远看过去，他的下巴像一个倒挂在那里的黑漆小木鱼。说也奇怪，我和他同学了四五年，及回国之后又不见了七八年的中间，他的这一簇绕腮胡，总从没有过长得较短一点或较长一点的时节。仿佛是他娘生他下地来的时候，这胡须就那么地生在那里，以后直到他死的时候，也不会发生变化似的。他的两只似乎是哭了一阵之后的肿眼，也仍旧是同学生时代一样，只是朦胧地在看着鼻尖，淡含着一味莫名其妙的笑影。额角仍旧是那么宽，颧骨仍旧是高得很，颧骨下的脸颊部仍旧是深深地陷人，窝里总有一个小酒杯好摆的样子。他的年纪，也仍旧是同学生时代一样，看起来，从二十五岁到五十二岁止的中间，无论哪一个年龄都可以看的。
当我从火车站下来，上离车站不远的一个暑期英算补习学校——这学校也真是倒霉，简直是像上海的专吃二房东饭的人家的两间阁楼——里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那里上课。一间黑漆漆的矮屋里，坐着八九个十四五岁的呆笨的小孩，眼睛呆呆的在注视着黑板。他老先生背转了身，伸长了时时在起痉挛的手，尽在黑板上写数学的公式和演题，屋子里声息全无，只充满着滴滴答答的他的粉笔的响声。因此他那一个圆背和那件有一大块被汗湿透的夏布长衫，就很惹起了我的注意。我在楼下向他们房东问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在楼上一定是听见的，同时在这样静寂的授课中间，我的一步一步走上楼去的脚步声，他总也不会不听到的，当我上楼之后，他的学生全部向我注视的一层眼光，就可以证明，但是向来神经就似乎有点麻木的他，竟动也不动一动，仍在继续着写他的公式，所以我只好静静的在后一排学生的一个空位里坐落。他把公式演题在黑板上写满了，又从头至尾的看了一遍，看有没有写错，又朝黑板空咳了两三声，又把粉笔放下，将身上的粉未打了一打干净、才慢慢的转身来。这时候他的额上嘴上，已经盛满了一颗颗的大汗，他的红肿的两眼，大约总也已满被汗水封没了吧，他竟没有看到我而若无其事的又讲了一阵，才宣告算学课毕，教学生们走向另一间矮屋里去听讲英文。楼上起了动摇，学生们争先恐后的奔往隔壁的那间矮屋里去了，我才徐徐的立起身来，走近了他，把手伸出向他的粘湿的肩头上拍了一拍。
“噢，你是几时来的？”
终于他也表示出了一种惊异的表情，举起了他那两只朦胧的老在注视鼻尖的眼睛。左手捏住了我的手，右手他就在袋里摸出了一块黑而且湿的手帕来揩他头上的汗。
“因为教书教得太起劲了，所以你的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