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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个人在途中
郁达夫在广州灰心丧气地耗着；突然接到妻子从北京寄来的信；说他们五岁的孩子龙儿病了。6月初；郁达夫离开广州北上；在上海停留了两晚；为自己的全集写了一篇序文；又收到龙儿病重的电报；慌忙乘船到天津；然后赶回北京。谁知他回到家时；龙儿已经埋葬了四天。
这是对郁达夫的当头一棒！他非常宠爱龙儿；回忆说：龙儿“长得肥满可爱；一举一动；处处教人欢喜。……自从他在安庆落地以来；我自己没有一天脱离过苦闷；……然当日夜难安；悲苦得不了的时候；只教他笑脸一开；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穷愁；丢在脑后。”如今广州的情况令人厌恶；能够多少给他一点安慰的龙儿又得脑膜炎惨死；郁达夫伤心到极点；以后几个月“在悲哀里度日；旁的事情；一点也没干。”（49）
7月中旬；广东大学开始放暑假。一个月后；广东大学正式改称国立中山大学；名堂更大了。9月；学校开学。开学之前；中山大学来信催促郁达夫赶快回校。他不但是教授；而且是系主任；开学前后有很多事情要安排。但郁达夫对广州的工作已经完全没有兴趣；拖拖拉拉；到10月上旬才离开北京；经过上海又足足停留了两个星期；编了一期《创造月刊》；写了催人泪下的散文《一个人在途上》；怀念死去的龙儿。结尾一段写道：
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更远了；自家只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50）
这和郁达夫刚到广州时写的散文形成鲜明对比：没有对革命策源地的向往；不再提郭沫若等人的陪伴；只有绝望；只有孤独。
直到10月中旬；郁达夫才慢吞吞地上了开往广州的轮船。当时乘船从上海到广州大约需要五天；但郁达夫非到累得没法支撑绝不去客舱休息。他整天坐在餐厅；不停地呷着啤酒；又不停地用钢笔写着什么；但写了一页；马上就很不满意地把它撕掉。在船上的第一天；他喝掉了七瓶啤酒。一天傍晚；在船尾的甲板上碰到一个文学青年；郁达夫叹着气说：“唉；许多生活都尝尽了；便觉得生活无味。”（51）
10月19日；轮船途中在广东汕头逗留；郁达夫上岸去看留日同学李春涛。李是国民党《岭东民国日报》社的社长；他介绍两位当地的文学青年陪郁达夫游览汕头。郁达夫提出去看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他也是郁达夫留学日本的同学。于是他们一起去广东省农会驻汕头办事处；可惜彭湃出去了。郁达夫掏出名片；要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交给彭湃；转达他的问候。
郁达夫很关心工农运动的情况；问道：“潮汕搞工农运动的；还有什么人？”陪他的青年说：“农运首领是彭湃；工运首领是杨石魂；住总工会。要访他们吗？”郁达夫说：“好啊！虽不相识；见也无妨。”几个人就一起去总工会。总工会大门立着一个鲜红的屏风；上面是醒目的大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看到这么激进的口号；郁达夫吐了吐舌头；向同行的人笑了笑。这跟广东的实际情况反差太大了。不巧；杨石魂到外地去了。
郁达夫一行到茶店小坐；碰到工会骨干方达史。郁达夫又打听工人运动的情况。方达史介绍时；郁达夫的神情很严肃；一声不响；只是不停地抽烟；不停地沉思。
随后；两个青年讲了当地新文学团体的发展。郁达夫表露了自己的心情；他说：“我来广东；自然可以说是对革命有所向往。但从离开上海；至今心境有些忧郁；不知为什么；总是不快活。”他心情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看到国民革命的许多军政领导人都是为自己捞好处的势利鬼；而不是为人们着想的革命者。他失望地说：“（我）感到革命队伍里也有不少投机分子。别的可以投机；为什么革命不可以投机呢？有的甚至是军阀；摇身一变；便成为所谓革命人！”一位青年说：“大抵文学家理想太高；碰到现实；难免抵触？”郁达夫答道：“也许如此。但不一定；我们郭大哥便乐观多了；他正在大干特干呢。”（52）郁达夫属于这样一类知识分子；他们把原则看的太认真；发现应该如此而不是如此的状况就想改变它；无法改变心里就难受。而另一些知识分子适应力比较强；在许多情况下都能活得很滋润。郭沫若到广州后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他自己越干越欢；逐渐疏远了创造社；疏远了文学创作；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活动。1926年6月；他参加了国民党北伐军；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获得上校军衔。7月；他出发去搞宣传；离开了广州；让王独清代理广东大学的文科学长。8月；郭沫若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长；晋升为少将。（53）短短的几个月里；他从一个穷困的诗人变成一个大权在握的将军；从一个独立的作家变成一个国民党的宣传官员。郁达夫不愿讲的太深；对两位汕头青年说：“你们年轻；凡事乐观。这是幸福的。我虽则年纪大不了多少；但又老态了；有些悲观。”（54）
郁达夫真心地希望革命；所以他那么关心工农运动。他希望的是真正的革命；所以他看到广东的现实之后感到那么悲观。告别了汕头的青年；郁达夫回到船上；精神不振；又窝在餐厅里；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直到轮船到达广州。（55）
五、终于不能合作
在郁达夫离开广州的四个多月里；广东大学发生了好些变化。
中山舰事件之后；1926年5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不准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于是；他取代共产党员谭平山；当上了组织部长。6月初；蒋介石任命他的老朋友戴季陶为广东大学校长。戴季陶是国民党里最有名的右派理论家。蒋介石的用意显然是把广东大学从左派手里夺回来；制止激进势力在学校的发展；稳定北伐的后方基地。戴季陶在汪精卫掌权时期很受打击；就在这年1月还因为他的右倾著作遭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点名批评；这时躲在浙江。他看到左派在广东还有挺大的势力；蒋介石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不敢贸然上任。（56）右派保守；干事没有左派那么冲。
戴季陶推说身体不好；留在浙江。根据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广东大学在1926年7月底结束；以后改为中山大学。这样；署理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到7月底就不能再干了。本来学校改个名；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现在回头看历史；明摆着的事实是：从甘乃光“查办”开始；广东大学改称中山大学的反复折腾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一场闹剧。褚民谊下台；戴季陶不肯上台；学校没有头儿；但政府里掌权的右派还是要戴季陶干。8月中旬；当局宣布；中山大学校长仍然由戴季陶担任；戴季陶上任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经亨颐代理。经是廖仲恺的亲家；比较左倾。让他代理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定。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右派都说“鲍罗廷把持政治委员会”。让经亨颐代理应该是左派努力的结果。（57）
经过四个多月的幕后活动；戴季陶在10月17日正式就职。他作出一副很革命的样子；废除了校长制；模仿苏联；实行委员制。他自己当中山大学委员会的委员长；让顾孟余当副委员长；徐谦、丁惟汾和朱家骅为委员；挤走了经亨颐。（58）
郁达夫在他们隆重的就职仪式举行后三天回到学校；马上就挨了一闷棍。中山大学实行委员制只是表面工夫。戴季陶要么不干；要干就来狠的；真正把学校控制在自己手里。在就职仪式上；他宣布了一个国民政府的命令：本学期停课；所有学生一律重新考试；通过后；再填志愿书；才能留在学校；全部教职员一律停职；经过审查后重新聘用。这是戴季陶本人的主张；他接受记者采访也承认这一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清除掉激进的左派教职员和学生。但国民政府的命令用的全是最革命的词句；让谁也不敢反抗：“中山大学为中央最高学府；亟应实施纯粹之党化教育；养成革命之前驱；以树建设之基础。从前广东大学因循旧习；毫无成绩；人员既多失职；学生程度亦复不齐。政府决意振兴；……全体学生；应一律复试；分别去取；所有教职员亦一律停职另任；……以期名实相孚；成为纯粹党化之大学；用副党国之望。并应由教育行政委员会通令各校教职员学生一律严守纪律；不得（有）干涉改造之言动。此令。”（59）
左派喊党化教育；右派也喊党化教育。到底谁是“党”？当时国民党不是一个民主的组织；所以谁掌了权；谁就是党；谁就可以用党的名义狠狠地打击自己的对手。一年之前；左派“查办”广东大学；用“党化”作武器。教师学生还能用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作为理由来反抗。经过左派一年的鼓噪；这回右派用“党化”来收拾左派；却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讲一个不字了。这件事情值得玩味。本来中山大学各个学科从9月下旬起已经陆续开学；戴季陶一声令下；又全部停了下来。学生没课可上；乱哄哄的。教职员没有工作；没有薪金；以后饭碗难保。郁达夫本来就讨厌国民党的政客和广东大学；刚回到学校又碰到这么一件事；气得捶胸顿足。他在日记里愤怒地抱怨：“仓皇赶到广州；学校里又起了风潮；我的几文薄俸；又被那些政客们抢去了。”（60）
学校里打斗闹事；出头露面的主要是学生；但出谋划策的却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所以审查和重新聘用教职员卡得特别严。中山大学原来有教师和职工400多人；入选的才70多人。郁达夫名声很大；态度消极；没有闹过事；所以保住了饭碗。但学校里掌握实权的右派不会再重用像他这样的左倾作家。10月底；中山大学公布第一批重新聘用人员名单；郁达夫丢了英文系主任职务；从文科教授变成法科教授。当时经济学归在法科。郁达夫留学日本是学经济的；但多年来他的兴趣完全在于文学创作和研究；而且特讨厌离不开数字的经济学。几年前北京大学让他教经济；而不是教文学；他就一肚子气。这次中山大学来这一手；他当然不高兴。不过他对这个学校早就不抱希望了；所以没有立即发作。
11月2日；郁达夫从文科教师宿舍搬到法科教师宿舍。一颗火星引爆了他胸膛里的满腔怨气。下面是他11月3日的日记：
在文科学院闷住了十余天；昨日始搬来天官里法科学院居住；把上半年寄存在学校里的书箱打开来一看；天呀天呀；你何以播弄得我如此厉害；竟把我这贫文士的最宝贵的财产；糟蹋尽了。啊啊！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抢了；最后连我顶爱的这几箱书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晓得这世上真的有没有天帝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余味；还存在哪里？我想哭；我想咒诅；我想杀人。
今天是礼拜三；到广州是前礼拜的星期五；脚踏广州地后；又是十二三天了；我这一回真悔来此；真悔来这一个百越文身的蛮地。（61）
11月9日；本科生开始甄别考试；一共三科；连考两天。第一天考国文；“注重于政治的认识”。试题用吓人的革命腔调逼迫学生服从当权者。例如：“你进了中国国民党么？如果进了；为什么进的？如果没进；为什么不进？”“什么叫‘民主的集权制’；在本党组织上；‘民主的集权制’的基础何在？”“党员应该服从什么？”第二天考英文和数学。11月13日；预科甄别考试；郁达夫又奉命去监考。（62）
监考完就是评卷。对这些把戏；郁达夫烦透了；要么狠狠地诅咒；要么干脆躺倒不干。他在11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早晨又头痛不可耐；勉强去学校看试卷；到午后二时才回来。一种孤冷的情怀；笼罩着我；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仪式之后；郁达夫的心情更加糟糕。11月15日的日记说：“午前本来要去看试卷的；但一则因为天雨；二则因为头痛人倦；所以不去。在雨天之下；在长街上走了一转；身上的棉衣；尽被雨淋湿了。在学校宿舍里；遇见（郑）伯奇；他告诉我说：‘白薇来广州了’；他的意思；是教我和她接近接近；可以发生一点新的情趣；但是我又哪里有这一种闲情呢？”这年夏天；郑伯奇和另一位创造社成员穆木天从日本回国；都到了中山大学工作。郁达夫搬到法科教师宿舍；郑伯奇和他是一板之隔的邻居。为了让郁达夫振作一点；郑伯奇怂恿他接近青年女作家白薇；谁知道郁达夫心如死灰。（63）
头疼又疲倦；不去工作；却冒雨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把棉衣淋得湿透：郁达夫心里充满厌恶、烦闷和失望。两个月之后；在军阀统治下的上海；郁达夫以烈火一样的热情追求王映霞；而在红旗招展的广州；他却没有半点浪漫的情趣。他哀叹说：“老了；太老了；我的心里；竟比中国六十岁的老人；还要干枯落寞。”（64）其实；这时他还差几天才到三十岁。
创造社的朋友还是拉他和白薇见面。一天；郁达夫有事找成仿吾。成把他带去一家饭店；王独清和白薇也到了那里。白薇刚从日本回来；经过香港时被扒手偷走了手提包；连路费都没有了；只好把全部行李押给旅馆；换了三十块钱。她一到广州；就直奔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求援。郁达夫一向热情、平易近人。对于遭遇不幸的白薇更是关怀。白薇回忆说：郁达夫“早年已经是成名的文学家；而我当时还初出茅庐；我心中自认为是晚辈；对他尊之如叔叔一般。”“郁达夫像个老朋友；一点架子也没有；也没有陌生的感觉；可是很有礼貌；他关心我的前途去向；……鼓励我坚定地走文学的道路；而且要打开眼界；看到国家民族；使我深受感动。”（65）
饭后；郁达夫、王独清和成仿吾陪白薇到公园；在黄昏的细雨里散步；然后到大新公司的天台去看戏；一直到半夜。以后几天；郁达夫请白薇吃饭；带她游览广州的风景区；在明朗的月光里划船。应当是创造社的朋友有意撮合他们两个；所以一方面郑伯奇等把郁达夫推向白薇；另一方面有人偷偷告诉白薇；说郁达夫有意追求她；弄的白薇很紧张。但郁达夫只有真诚的陪伴和鼓励；没有其它任何举动。郁达夫等人的帮助；使白薇从受打击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几十年后她的回忆文章第一句是“郁达夫先生是个好人啊！”最后两句是“郁达夫先生是个好人啊！是个好人……”（66）
白薇绝对没想到；郁达夫是按捺着满腔的烦恼；用尽全力帮助她。郁达夫有这样一则日记：“晚上月亮很大；和（穆）木天、白薇去游河；又在陆园饮茶；胸中不快；真闷死人了。”学校的任务是教学生；当教师就应该上课。但中山大学分明已经上课了；却硬要停下来搞什么甄别审查；讲的最轻也是无聊。但这些把戏又打着革命的大旗；成为人人都不敢批评的绝对正确。郁达夫对这样的学校生活深恶痛绝。他的日记描写了一天清晨他从外面回到学校的感觉：“在那里又只有一日‘无聊’很正确的；很悠徐的；狞笑着在等我。啊啊；这无意义的残生；的确是压榨得我太重了。”（67）
这次甄别解雇了300多个教职员；其中有些是郁达夫的朋友和熟人。郁达夫和他们聊天；请他们上茶馆；自认为都是“不得意的闲人”。郁达夫深受学生的尊重；又绝对不摆架子；所以跟他来往的学生特别多。他们时常一起出去活动；或者在郁达夫的房间里谈话；一直谈到半夜。中山大学的2000多学生在甄别里被开除了200多人。这次“不流血的清党”大大增加了郁达夫胸中的怨气。（68）
现在看来；党化教育必然破坏学术自由。郁达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看到当时社会的严重问题；他认为学校应当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应当实行正确的党化教育。如果党的领袖样样精通；而且永远正确；学者们都不必动脑；不必研究；只要按领袖的指示去训练学生；就不管大事还是小事都一定成功；那么；党化教育当然美妙。但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好事？郁达夫亲眼看到；当时广东的党化教育；是少数专制主义分子打着革命旗号钳制学校师生的丑恶伎俩。他在《广州事情》里写道：“这一个党化却不是正大光明的大多数人的党化；仍旧是几个有势力的人在后台牵线作法的党化。”（69）“仍旧”两个字说明；在郁达夫眼里；国民党的党化；跟推翻帝制以前政府把教育当作统治百姓的政治工具；实际上是一个德性。
中山大学的五个领导；即中山大学委员会的五个委员；多数是兼职的政府高官；没有多少时间管学校的事。中山大学的实际决策者是戴季陶；而真正蹲在学校里掌握实权的是朱家骅。他们两人是浙江吴兴的同乡；早在辛亥年间就经常来往。朱家骅从德国回来后；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5年；在左倾的冯玉祥军队控制了北京的情况下；朱家骅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发动了“首都革命”；带领激进的学生和少数工人；试图用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心城市暴动推翻段祺瑞政府；夺取全国政权。虽然“首都革命”没有成功；朱家骅却成了全国闻名的左派斗士。1926年；他逃回家乡；随后跟戴季陶一起从浙江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