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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ソ袒パУ姆绞窖奥砜怂贾饕濉�1924年周恩来回国时，曾把张若名根据发言提纲整理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交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编进两本书出版：一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收入陈独秀、张国焘、赵世炎、瞿秋白、萧楚女、彭述之、周恩来等人文章，即以张若名的《帝国主义浅说》为第一篇；另一本《马克思主义浅说》，是由她的三篇文章和任弼时的一篇合编而成的。后者由中国青年社编辑，上海书店发行，自1925年3月至1926年1月，至少再版了九次。
1924年，任卓宣接替周恩来任少共书记。张若名、郭隆真等常跟他发生意见分歧。任卓宣片面强调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作风粗暴，动辄骂人。郭隆真曾被他骂得痛哭流涕。张若名极为愤慨。经过痛苦的抉择，她决定退出政治活动。二十二岁的张若名，四年前因为被捕，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她下决心苦读，考进里昂大学，在塞贡教授指导下，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成为中国最初的女博士之一，她关于纪德和其他法国作家的论文，是中国早期法国文学研究的硕果。
张若名1930年与杨结婚，同年底回到祖国。夫妇俩先是在北平执教，1948年春同时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去了昆明。杨任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若名任中文系教授，讲文艺理论和世界文学史，并在外文系教法语。
不到一年，昆明和平解放。据她的长子杨再道写的《张若名生平》说：
1950年，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张若名开始了她完全崭新的生活。
她和北方的刘清扬等老朋友恢复了通信。她觉得自己比老朋友实在是落后了一大截。她决心加速赶上。她很快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她努力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仔细研究周扬著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大量阅读马恩列斯以及高尔基、托尔斯泰、季莫菲耶夫、尼古拉耶娃、伊瓦施钦科、施瓦盛科的著作。她要尽快编写出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教材，要把西方唯心主义的艺术至上的文学理论，改为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
张若名还积极投入新中国的肃反、镇反、三反、反胡风、反右派以及教师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每次运动中，都是努力学习文件领会精神，联系个人思想实际，主动检查、批判个人的旧思想，开会带头发言，认真写出心得。每次都作为积极分子，受到党政领导公开表扬。
张若名从1950年就开始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交上一份长长的申请书。前面属于个人的经历部分，当然都是差不多的。可后来的思想转变过程，却是越写越长，一次比一次深刻了。用后来的语言说，就是能够上纲上线，敢于解剖自己否定自己。她是那样执著，那样信心十足，年年不批准，也年年不灰心。她还常去听党课，去找自己的入党联系人，汇报思想情况。
代序伤心人祭（2）
直到1955年4月，周恩来、陈毅在昆明和张若名见面，从周恩来口中，她才明确地知道，她1922年在法国加入的是团，不是党。她因一直以为自己曾经加入和退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蔡畅1939年4月15日同美国记者韦尔斯的谈话，刘清扬在回忆文章中都说，张若名在法国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听了十分意外。杨是1923年由郭隆真介绍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他看清了张若名吃惊的表情，同时也感到周恩来所说的跟自己的记忆完全不同；不过他很快在心里形成一个想法：因为退党一向公认是性质严重的政治错误，周恩来一定是故意把若名说成退团，来减轻问题的分量，也是对她的保护吧。这当然只是杨的猜想；如果张若名当年加入的确是〃中国少年共产党〃，那是等于当时国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或后来的共青团的。
很快到了1957年，正在争取重新入党的张若名，对党的号召毫无保留地步步紧跟，自然也成为反右派运动的积极分子。她心爱的长子从石家庄来信，她认为流露了一些政治思想问题，便主动把十来封儿子的家信交给党总支，以〃求得党对自己的孩子加强教育〃。后来杨再道被划右派，便是格外〃加强教育〃了吧。
张若名就是这样信赖党组织，表现出把一切献给党的一片忠诚。大概到1958年的〃交心运动〃里，也还是这样，〃事无不可对党言〃，向党倾吐了自己的衷曲，但是得到的是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于是，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
我们不知道她最后的时刻是怎样度过的。她是怎样〃交心〃，又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击，都不见具体著录；只知道〃张若名死后，云南大学立刻召开了对她的声讨批判大会。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亦随之将她开除盟籍〃。一个〃五四〃时期的爱国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先驱，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者，一个学有专长勤恳敬业的教师，一个一心按照党员标准改造自己的积极分子，就这样从人间的唾骂声中消失了。
说她死于交心？不确切。因交心而死？还是不够确切。恐怕该说是因伤心而死的。
纪念张若名逝世四十周年，使我们想起，在反右派运动尾声中的〃交心〃阶段，像张若名这样因〃交心〃而受到打击的，大有人在，有些人被补划了右派，有些人背上了记入档案的包袱，也有的像张若名一样痛不欲生，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没有留下遗言，或是遗言被销毁了。这应该说，是在〃大鸣大放〃之后的又一次〃阳谋〃。
旧说有些异事〃可一而不可再〃，以〃阳谋〃论，则可一而又可再。
旧说〃士可杀不可辱〃，以交心运动或整个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来说，则士可杀又可辱，可以辱而再杀，亦可杀而复辱。
从法律角度，人问是自杀还是他杀；但有些所谓自杀者，难道不是假手于自杀者之手的他杀么？
1998年3月9日
代序小朱加什维利
读过斯大林传记的人，都知道朱加什维利是斯大林的原姓。小朱加什维利，指的是斯大林的大孙子叶根尼·朱加什维利，他对他的祖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以拥有跟爷爷一样的姓氏感到无比荣耀。斯大林开始革命生涯以后，就告别了朱加什维利，他的孙子重新用这个姓，其实不必在前面加个〃小〃字的。
朱加什维利六十二岁，应是1935年或1936年生，他的父亲雅柯夫是斯大林的长子，苏德战争中被德军俘虏。希特勒提出要求，让苏联拿被苏军俘获的纳粹将领交换。斯大林拒绝了。最后雅柯夫死于集中营纳粹武装分子枪口下。
斯大林逝世时，他的长孙朱加什维利已经十七八岁。他后来成为一名军人。据说他性情暴躁，而更大的特点是〃奉爷爷若神明〃，〃特别怀念爷爷的那个时代〃。
斯大林时代应该怎样评价，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已经不止是历史家的事情。那里的人民最有发言权。在中国，1949年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为斯大林祝贺七十大寿，对苏联和斯大林是不许说一个〃不〃字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之后，中共中央发表的文件，对斯大林持〃三七开〃的观点，肯定其〃七分功〃是继承列宁的事业，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并领导卫国战争直到胜利，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指出其〃三分过〃则在于肃反扩大化，使无数忠诚的共产党人和正直的苏联公民惨遭镇压。四十年来的众多历史事件，加上前苏联历史档案的公开，使更多的人对斯大林时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斯大林组织三次莫斯科审判，以及在此前后的大清洗，把列宁时代的老近卫军剪除殆尽。这时候他的孙子朱加什维利还小，不懂事也不记事。1941年至1945年的战时生活当会进入他的记忆了。他记住祖父领导打败希特勒的功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斯大林重作评价的时候，他已经成年，却认为所有对斯大林时代真相的披露和批评，以及一切对斯大林的批评，都是〃诋毁爷爷的荣誉〃。
在这方面，他的堂弟，斯大林的小孙子亚历山大·布尔达斯基就与他不同。五十七岁的布尔达斯基，他的父亲是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他大约生于1940年或1941年，十三岁那年改从母姓。他是一个戏剧导演，喜爱诗歌，轻声慢语，但对他祖父有所不敬；他说：〃我不知道堂兄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为爷爷的荣誉而战。爷爷犯下的罪恶不是谁能否定得了的。〃
这兄弟俩在对斯大林的态度上不可调和。观点不同，本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朱加什维利采取的却是极端的立场。他搜集那些他认为是〃诋毁〃他爷爷的人的名单，他说：〃被我列上名单的都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应该受到惩罚。总有一天我会跟他们算账的！〃〃我真想像爷爷一样亲手枪毙了他们！〃这个名单里，自然也包括他的堂弟布尔达斯基，他说：〃布尔达斯基是一个卖国贼，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亲手吊死他的！〃真可谓有其祖乃有其孙，他对祖父的崇拜和迷信，确是到了不顾史实、不问是非的绝对化程度，不知是亲情，还是盲目的家族荣誉感蒙住了他的眼睛？让他对历史上从老布尔什维克到普通农民以及工人、军人、知识分子成千上万无辜被杀的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直到今天，他还顽固地坚持斯大林以暴力治国，以暴力对待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时代的错误使人觉得他是可悲的，但他的所想所说，让我们想到，如果他早生若干年，赶上斯大林在世，他岂不会毫不迟疑地参与肃反扩大化的行动，以革命的名义，以〃保卫斯大林〃的名义去杀人吗？
从人的灵魂的层面看，这类以暴力对待歧见的惯性，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危险。
斯大林的历史功过是须让历史来裁判的。这与他的两个孙子都无关。我们局外人谈论斯大林的问题，更没有鞭尸之意。倒是列宁的语意启发我们，那些属于旧时代的东西，看似死去了，但还散发着尸臭，毒害着社会。世纪之初就有过〃骸骨的迷恋〃一说，作为比喻，它的喻义是普遍而深刻的。
1998年4月17日
代序史家之传
我眼前这四本传记，传主都是史学家。区别只在两本是自述（何兹全、傅振伦），两本是家人、弟子撰述（顾颉刚、谭其骧）。我想，这一套丛书续出时当不限于史学家，但以他们的传记打头，当做示范，是亮出〃真实〃这一标杆：绝对不是纯属虚构的小说，也不是虚实相间的〃纪实文学〃，更不是以〃戏说〃为能事的通俗读物。
黄仁宇先生，熟悉中国的纪传体，他的名作《万历十五年》，就聪明地选择了五位历史人物，写出了那一年其实不止那一年的历史面貌。不管对他这本书怎么评价，不能不承认他抓住了历史的头绪。历史这出戏是由人扮演的，离开人的活动，甚至离开某些关键人物的具体言行，性格、际遇的细节，就无法对历史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巴比塞《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通过斯大林写苏联，又通过苏联突出斯大林。问题不在于他的写法，而是材料的取舍趋于一偏；也许不是有意的取舍，是占有材料的局限。
为什么在苏联存在的一个长时期，却不能真切地了解苏联的历史？因为只有一本《联共（布）党史》，还是典型的〃以论（点）代史（料）〃，甚至干脆掩盖真相，伪造历史。近年历史档案解密，私家著述也得以问世，于是我们看到了有关当时苏联内部斗争的更加翔实的材料。不但斯大林，而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较近真实的个人传记，合而观之，他们之间，那前后左右的历史纠葛，也就基本上大白于天下了。
在某种意义上，个人的传记是整体历史书写的基础。正如个人的记忆形成集体的社会的记忆一样；完全背离了大多数个人记忆的所谓〃集体的记忆〃，就有伪造之嫌了。
我们不但渴望了解我们民族的久远的过去，更希望了解刚刚过去不久的昨天和前天的历史。当然不是为了〃好玩儿〃。
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政治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之作。如果没有《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以及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等书，我们对1959年那个重大的转折，能知道多少呢？然而在当代的这类作品中，也是良莠不齐，真伪混杂。有一个著名人物以日记相标榜，买来却让人大失所望；我们并不是以猎奇的态度追求秘闻，但如果一个人的日记同当时的报刊如出一辙，不但今天没有出版的价值，当时似乎也大可不必费事去抄报纸了。
以前是权力的干预，现在加上市场的作用，还有利益集团、亲友子女的为贤者讳，所以尽管不鲜史传之类的出版，但也正像其他领域一样，假冒伪劣在所难免。〃假做真时真亦假〃的货色，叫它伪传记伪回忆录也罢，叫它羼了假兑了水的什么也罢，总之是淆乱视听。有一本关于汪精卫的东西，里面杜撰了一首四句头，狗屁不通，押韵而已，偏要说是汪的绝命诗，许多报纸纷纷摘转，史学家们自然一眼看穿，置之不理，可一般读者不能看破机关，就会信以为真，以为汪精卫就写那样的诗，从而把当前某些人写的狗屁不通的东西，也称之为诗了。
话说回来，像这四位学者的传记，不仅让人看到他们的学术道路，更让人看到他们的人生命运。不仅通过他们看到1949年前与1949年后史学界的风云鳞爪，而且整个学术界，以至知识界这些年共同走过的道路，直路与弯路，也经由这几位传主的个案，一一显示出来；过眼沧桑，令人不胜感喟。但又不只是为了感喟。最近黄裳先生在评论李辉文集时，从李辉采访周扬或敌或友或亲或疏的几十位社会人士的记录，称许他下了扎实的功夫，而以一部《周扬传》相期；同时，他又希望李辉在对现代文学若干关键人物作了个别攻坚之后，能够着手新的文学史的写作。我认为，这几位史学家的传记，也为现代中国史学史的改写做了准备。
这一套传记丛书，名为〃往事与沉思〃很好。没有沉思，则往事不过是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断，不过是寄托些忆旧怀人的苍老的感伤。中国虽说历来文史不分家，但这一丛书的品格更近于史。何兹全先生关于肃反时揭发两个老友的交代，关于他与赵光贤教授的芥蒂和他的歉疚，使我们感到，这是作者晚年回首前尘，严肃命笔，这不但是历史学家，也该是任何人面对历史的态度。
历史面前人人平等。传记的生命在于真实，真实，第三个还是真实。弄虚作假的史传之作，本意在欺世盗名，最终将被历史所嘲弄。
1998年4月28日
代序倾听李劼
《李文集》读后感
李的文章，过去只是零散地读过，这回才发现这五卷本文集，可称得上是〃集束手榴弹〃。当然不是任何文字编辑成多卷本都有这样的效果。李的五卷书，写作时间相近，有它内在的思想一体性。对于我这样无论什么书都只愿随便翻翻的读者，因他不矫揉造作，故我乐于倾听。是倾听，不是对话，他滔滔而谈的，有许多是我不熟悉的话题。他的话，我有的同意，有的不尽同意，我想，我不必对不同意的装做同意，他也不会勉强我全都同意。其实，两个人，一席话，有一半能够相与会心，就堪称知己了。在多元的时代，畅所欲言，和而不同，该是最正常的状态。
读小说，读散文，读诗歌，我都主张知人论世。而这类谈思想谈文化的著作，我发现也还是要这样来读，这样读，感到亲切，能够接近论者的心。当然，有一个前提，即著作中除了论者的论点，也确还糅进了他的血肉他的激情，听得见他的心跳。比如《二十世纪风景》，我得知他在写完前半部以后，插上一部《红楼梦》论稿的写作，然后，接着开始以他的〃意象思维方式〃写下半部，首先就在第八章纵论希特勒，使人耳目一新甚至触目惊心的，是他没有像一般那样只把希特勒当做一个罪魁祸首，杀人魔王，而是作为一个行为艺术家来描述。〃为什么希特勒被定为战争罪犯，而斯大林却没有被诉诸同样的审判？〃这本是无须争议的，不仅因为〃后者（斯大林）在1939年的德波战争中获得过同样的利益，又在1945年以后对东欧做了希特勒在1939年之前做过的同样事情〃，而且因为（干脆说）〃在二战前后的各国首脑几乎全都是战争罪犯〃。问题显然不是李不满于称希特勒为战争罪犯，而在于有一些同样要对战争浩劫负责的人物（顶多是五十步与�